前段時間頻繁出現在熱搜的詞條：漲工資。

都說了一個什么事情呢？

最近幾個月，國家下了大力氣，多次發文強調要給咱們老百姓漲工資，特別是中低收入的朋友們。

為啥？其實就是通過漲工資來刺激消費，讓經濟變得更有活力。

3月，中辦、國辦又發布了《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把“城鄉居民增收促進行動”放在了八大行動的首位。

4月的時候，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也再次強調，要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大力發展服務消費，讓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上個月，中央還專門發了文件，說要推動企業建立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明確了國有企業的薪資改革方向：深化國有企業工資分配制度改革，在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推行工資總額預算周期制管理。鞏固國有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成果，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國有企業各級負責人薪酬、津貼補貼等。

2025年至今，中央文件里非常頻繁地提到“漲工資”這個詞。

你看現在的數據，超過一半的國人月收入還不到3000塊錢，而工資性收入又是居民收入的大頭，占了六成左右，有些人甚至還可能是百分百的比例！

所以漲工資就成了拉動內需、促進消費的關鍵一招。

那工資到底要怎么漲呢？

之前不少地方已經開始行動，紛紛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到現在，全國已經有8個省份的最低工資超過了2300元。比如說上海，最低工資就從2590元漲到了2690元；就連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青海，也從1880元漲到了2080元，漲幅超過了10%！

同一時間，國家還在養老金、社保等方面下了功夫，比如養老金加碼、取消社保戶籍限制等，可以說是搞了一場全方位、系統性的“促漲薪”行動。

沒錯，我說的是“促”。

但工資漲沒漲，我自己還能不知道嗎？

1.誰在“漲工資”浪潮中被靜音？

在熱鬧的“漲工資”討論中，有幾類群體的聲音很容易被淹沒。

先是數量龐大的靈活就業者，全國超2億人，像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這些，他們很難享受到“最低工資”這把保護傘。

而且平臺算法的不斷調整優化，還很有可能導致他們跑一單的收入變少，即便一個月下來總收入數字沒變，但每小時的辛苦錢可能實際下降了，這種“隱形降薪”很難被政策捕捉到。

其次，是大量中小企業的員工。原材料等成本不斷上漲，這些小微企業老板們首先想的是怎么活下去，而不是給員工漲工資。

還有一個更隱蔽的差距，存在于“體制內”和“體制外”之間。國企的薪資改革主要在管理工資總額，但體制內員工的實際收入，有很大一塊來自職業年金、補充醫療保險等“隱形福利”，能占到總收入的20%到30%。

這些福利體制外的人通常很難享受到，這種非工資性的差距，無形中加劇了大家對收入是否公平的焦慮。

“預防性儲蓄”自古至今皆然，成了習慣，而且很難改。大家看到教培、互聯網這些行業大裁員，就算自己眼下工資漲了一點，心里也直打鼓，擔心哪天失業，自然要把錢緊緊捂在口袋里。

日本經濟低迷幾十年的教訓告訴我們，一旦整個社會都覺得“以后不會更好了”，就算政府再怎么放水刺激，大家也不敢消費。

現在我們國家這一系列政策，最核心的價值，其實是在努力重建一個信念：只要肯努力，付出就有回報，未來是有希望的。這個信念，才是真正能驅動大家敢消費、敢生活的關鍵。

從宏觀上，所謂的政策和目標，我個人認為其實已經大差不多。

只是政策傳導的“最后一公里”困局仍存，最終政策落地是存在“時滯效應”的。

最低工資調整需經企業成本核算、經營策略調整等環節，真正惠及基層員工可能滯后3-6個月，甚至影響收效非常小。

而養老金上調、消費補貼等再分配措施，更需跨越復雜的行政執行鏈條。

“漲工資”不等于“漲獲得感”，這是所有“打工人”的通識。

當醫療教育等剛性支出增速超過工資增幅，賬面增長會被生活成本吞噬，形成“統計漲薪，體感降級”的悖論。

2.消費疲軟的核心

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87895億元，比上年增長3.5%；同時，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比上年上漲0.2%，細分來看，食品煙酒價格下降0.1%，衣著價格上漲1.4%，居住價格上漲0.1%，生活用品及服務價格上漲0.5%，交通通信價格下降1.9%，教育文化娛樂價格上漲1.5%，醫療保健價格上漲1.3%，其他用品及服務價格上漲3.8%。

表面看，這3.5%的消費增速與2010年的18.4%形成了鮮明對比，但實際癥結并不在當下收入的絕對值，而在于收入增長預期的坍塌。

為什么這么說？

很簡單的道理，現在的關鍵不在于眼下工資數，而在于大家普遍擔心“以后工資還能不能漲？”這種對未來的擔憂，讓大家更愿意把錢存起來以防萬一，自然就舍不得花了。

國家最近連續出臺文件，重點強調要讓大家“增收”，而不是簡單粗暴地刺激消費，這招抓得很準，就是要重新給大家吃顆“定心丸”，讓大家覺得未來收入有保障、有奔頭。

但最低工資只是托底啊，并非萬能藥。

上海2690元與青海2080元的差距，甚至和多數地方的差距，都不是一般的大，區域經濟不平衡的深層矛盾不能忽視，這最低工資標準只能保障基本生存，無法解決發展型消費需求。

當然，這種托底，一定程度上是為企業立了紅線。

于是，國企這邊，搞了個挺聰明的工資管理新辦法，叫“工資總額預算周期制”。

就是以前可能一年算一次工資賬，比較死板，現在允許國企把眼光放長點，比如3到5年作為一個周期來統籌安排工資。

效益好的年份，可以存點錢起來；等遇到行業低谷、效益不好的時候，就能用存的錢來補貼員工工資，避免收入大起大落。

這招既防止了國企員工不管企業好壞都旱澇保收的惰性，又能讓員工收入更穩定，特別是在像能源、航運這類周期性強的行業，能當個“穩定器”。

不過，這個好辦法能不能真正落地見效，關鍵還得看后續怎么定規矩來考核企業，防止有些企業鉆空子亂用這個彈性空間。

里面涉及到的監管細則非常重要。

不過，所謂的“國企員工”又能占全國“打工人”的多少份額呢？

那還有什么招？

一大概是“工資指導線”？比如四川，去年建議企業工資平均漲個6%左右（基準線），效益好的可以多漲點（上線9%），效益差的也盡量別降太多（下線3%）。這個建議雖然不強制，但它最大的作用是在社會上形成一個“工資應該跟著經濟增長一起漲”的心理共識。

如果越來越多的企業都按這個思路公開給員工漲工資，這種共識就會越來越強。

二呢，是幫企業“降本增效”。企業只有自己效益好了，賺錢多了，才有能力也愿意給員工漲工資。

老生常談的話，不外乎是通過減稅、少收點費、補貼企業技術改造升級這些辦法，幫企業降低綜合運營成本。比如，政府補貼支持企業搞數字化升級，這樣企業效率提高了，同時員工因為掌握了新技能，身價也跟著漲了，工資自然就有提升空間。

3.再分配是調節關鍵

我國居民部門在初次分配中占比長期偏低（近年約60%），遠低于發達國家70%-80%的水平。

2023年中國居民消費/GDP比重僅為39%，不僅遠低于同期發達國家水平，也弱于部分發展中國家。

從世界銀行統計的人均GDP來看，2023年中國人均GDP為12614美元，相當于1980年的美國，1985年的日本，1995年的韓國，當時美日韓對應的居民消費/GDP比重均處在50%-60%，遠高于目前的國內水平。

從儲蓄率來看，2022年中國居民儲蓄率為38%，而日本在1985年、韓國在1995年的居民儲蓄率均在16%左右，即便與儲蓄傾向較高的日韓等東亞國家相比，中國居民儲蓄率依然偏高。

目前，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門占比偏低，制約了消費。

不過，初次分配格局的形成，由多方面因素構成，如資本、勞動力、土地初始要素等，短期內大幅提升居民部門的比重并不容易。

要改變這個局面，讓老百姓能多分一點、敢多花一點，就不能停留在口號上面，對于政府來說，其實可以加強再分配的調節力度。

現在政府發的消費券、補貼，很多是讓你買手機、家電這些大件（能便宜15%）。這當然好，但未來應該更多補到吃飯、請家政、旅游這些日常服務上。

為啥呢？因為這些活兒大多是普通人干的（服務員、保潔、導游），補貼能更直接地讓這些從業者多掙點錢。

而且，這些服務大家經常用，覆蓋的人群更廣，尤其是收入不高的群體也能實實在在受益。

其次，可以把社保這張“安全網”織得更密更牢一些，聞說現在已經有所執行，這其實也算好事，但還需要再瞄準一些。

比如，給農民多漲點養老金、讓大家看病報銷更多更方便，這些措施看著是福利，其實核心作用是讓大家心里更踏實，敢花錢。

因為大家存錢很大一部分是擔心老了沒錢、病了看不起。

社保強了，這種“預防性存錢”的沖動就弱了。

我大致上研究算過，看病報銷比例每提高10%，老百姓就敢多拿出收入的1.2%來消費。

這就是安全感的威力。

再是政府自己花錢上，是不是可以少投一些可能效率不高、回報慢的大基建項目（比如修某些路、橋），多投在跟老百姓生活直接相關的民生領域。

舉個例子，把一部分原本計劃修路的錢，轉投到職業技能培訓上。

這樣做會不會實現一舉兩得？一方面提升了勞動者的本事（人力資本），另一方面，技能高了的人能找到更高薪的工作，收入自然就上去了。

這種投入，是從根子上幫大家漲工資。

所以，真正的挑戰不在于工資數字是否增長，而在于能否讓每個勞動者在菜市場自由選購時、在支付孩子補習費時、在深夜加班回家打車時，真切觸摸到“奮斗有回報”的經濟溫度。

過去幾分幾毛錢，幾塊錢的經濟體量下，幸福感和獲得感，是非常飽滿的。

市井街巷的早餐攤主能笑著說“最近大家舍得加茶葉蛋了”的時候，比任何宏觀數據都更能證明“漲工資”的成功。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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