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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淞滬開戰(zhàn)前夕，日本在上海駐軍數(shù)量并不多。據(jù)中方情報，只有陸戰(zhàn)隊1萬人和軍艦20余艘。

如果日本早就預謀在上海地區(qū)發(fā)動進攻，必定會事先大幅增加兵力，但是卻沒有這么做。這也說明為什么在上海的日本海軍和外交人員行事都較為謹慎。8月9日，日本海軍中尉大山勇夫在試圖闖入虹橋機場時被中國保安隊擊斃；日本總領事為此道歉，但是日軍最初要求中方撤退虹橋及上海近郊保安隊，卻遭到中方拒絕。

接下來中方無視日方尋求調解的意愿，反而命令部隊涌進上海的非軍事區(qū)，直接撕毀1932年淞滬停戰(zhàn)協(xié)定。當西方外交官為緩和現(xiàn)場沖突而進行調停時，也遭到中方回絕。因此，淞滬戰(zhàn)爭顯然是由中方主動挑起的一場戰(zhàn)爭，當然也就會有中方自己的目的。

1、蔣介石勝利的信心

8月12日，上海市市長俞鴻鈞主動通知外國使節(jié)們稱，他本人的外交事務交涉權已被中央政府收回，轉歸中國軍隊指揮官行使。換言之，歷來負責緩沖中日關系的上海市政府，突然關閉了日本政府或軍方企圖就地交涉的管道。事實上，在此之前，上海市政府已經秘密地遷移到他處辦公，顯然準備戰(zhàn)爭即將來臨。就在同一天，國民黨中常會秘密決定，自即日起全國進入戰(zhàn)時狀態(tài)，推舉蔣介石為大元帥，但是不對外公布。

盡管中方官方姿態(tài)是極力指責該地日軍為戰(zhàn)事挑起者，但是事實上，8月13日釁端一啟，卻是中方首先采取了迅速果斷而有協(xié)作的行動。中方從最開始的戰(zhàn)略便是包圍日本租界，封鎖海岸阻斷日軍增援，將“日寇驅逐出海”。

大略地說，戰(zhàn)局在8月，9月和10月分別歷經了三個大轉折。

第一個階段是以求取局部“勝利”打破日軍妄求輕易獲取侵略成果的如意算盤；第二個階段是在“勝利”無望之后，改以“對峙”企圖消耗敵人斗志；第三個階段是在戰(zhàn)場呈現(xiàn)劣勢后以“死守”去避免全盤失敗。

第一個階段，在八一三戰(zhàn)事爆發(fā)后2-3周之間，中方軍民對于戰(zhàn)局保持高度樂觀。被派遣到上海前線部隊的將領們普遍認為可以把日本人趕下海，所以攻擊性旺盛，而士兵們也士氣高漲。在此時期，中國空軍也奮勇作戰(zhàn)，中國日本空軍的損失比例大概是1:6. “我軍在過去一月中，士氣之盛，將士之英勇靈活，可謂空前。”

戰(zhàn)爭爆發(fā)時，上海民間普遍認為我軍擁有天時地利，應該可操勝券。蔣介石本人也不斷由南京赴上海前線督戰(zhàn)。但是根據(jù)蔣介石本人記載，8月23日日軍在多處強襲登陸后，“我軍轉入被動地位”。到了月底，“戰(zhàn)局漸轉劣勢”。這些都是最高統(tǒng)帥心底的估計，當然對外絕不會透露半點風聲。

第二個階段大概從9月初開始。盡管中國軍隊使日軍承受巨大壓力，但日軍數(shù)度增援，逐漸消磨中國軍隊進攻銳氣。9月1日吳淞口陷落，迫使中國最高指揮部命令各部隊轉入陣地戰(zhàn)，并要求他們堅守各自陣地。到了9月4日，中方依然判斷滬戰(zhàn)應當可以持久，因為第二線防御工事已經構成。

蔣介石和陳誠共同認為淞滬戰(zhàn)爭在政略上不可放棄，要想達到持久戰(zhàn)目的，就必須采取以攻為守的積極手段，抱犧牲精神，斷然出擊。而且他們判斷日軍除了海空優(yōu)勢之外，其陸軍所面臨的困難可能超過中國軍隊，因此中國軍隊應該主動出擊。

而蔣介石也看到前線將士士氣依然高昂，不愿意撤退到第二線。因此他認為即使日本再增兵三個師團，中國軍隊仍可堅持。而正在此時，籌劃中的粵軍和桂軍增援上海工作也進展順利，更增加蔣介石持久戰(zhàn)信心。

早在7月底，蔣介石曾經向胡適和張伯苓等學者表示，國軍抗戰(zhàn)可以支持6個月。但是一個月之后，孔祥熙送來好消息稱，他已經在歐洲訂購到5千萬元軍火，越發(fā)增加中國長期抗戰(zhàn)的信心。

到了9月10日，在日軍連日全線總攻擊之下，雖然中國軍隊“各部隊死傷大半，已覺精疲力盡”，但是蔣介石仍然相信堅持得久是制勝之道，因為“若不堅持到底，何以懾服倭寇，完成使命也？”

因此南京政府一方面催促補充兵員，一方面抽調傷亡或疲乏不堪的各師到后方整理補充，一方面把新部隊一師一師地開往前線填補。但是這個做法似乎并不適用于中央軍。因為在9月13日，當中央軍嫡系部隊第一軍和第十八軍指揮官由于死傷過多而要求后撤時，蔣介石不但斷然拒絕，反而嚴詞責怪，“向前廉恥與主義何在？乃皆安心死守，將敵擊退，此實轉危為安之機也。”

同樣地，作為戰(zhàn)地指揮官，當陳誠得知一個師傷亡過大，只剩下500名戰(zhàn)斗員，而該師師長緊急求援時，他對師長的指示是必須堅持到最后一分鐘。他指令，如果該師只剩一營人數(shù)，則師長就以營長身份作戰(zhàn)；如果該師只剩一個連或排的人數(shù)，則師長就以連長或排長身份自任。而該師師長也承諾死守到底。

9月11日當又有將領建議全線撤退時，仍然遭到陳誠堅決反對。結果是地方軍第九集團軍退至預備陣地，而陳誠所領導的第十五集團軍則堅守原陣地。到13日，蔣介石又親自下令全線出擊，而且命令所有高級將領均需親臨前線督軍，誠屬悲壯之至。其實到了9月初，蔣介石已經接到報告稱，前線每天的傷亡率是1-2團官兵，補充已經成為大問題。

而日軍的大炮發(fā)射速度幾乎等同機關槍速度。此時采取的一個補充辦法就是把后方各師中抽調2500人送去前線補充，而后方師的缺額則趕緊就地征募。很多師殘存人數(shù)多則三、四千人，少至二、三千人。等于是一個師喪失了2/3或3/4的兵力。如果以第36師為例，開戰(zhàn)時約9000名官兵，戰(zhàn)爭中因為傷亡過大而補充了四次，每次1500-2000人。以此計算，則原有的9000人傷亡達到6000-8000人，等于是全軍覆沒。

2、信心的漸失

其實早在滬戰(zhàn)前夕（8月12日），蔣介石就曾對各中央軍部隊長下達命令，不得稍失寸土，如有后退則一律以漢奸罪予以槍斃。到了9月初，蔣介石再度親自通令前線官兵，必須以積極犧牲之行動，堅持到底。

他說：

“雖至最后的一兵一彈，亦必與敵在陣中抗戰(zhàn)到底。上下共存，一息尚存，此志不懈之決心，凡我中國之寸土尺地，皆灑滿吾中華民族黃帝子孫之血跡，使我世世子孫，皆踏此血跡而前進，永久不忘倭寇侵略與殘殺之痛史，必使倭寇侵略之武力摧毀滅絕，期達我民族斗爭最后勝利之目的。”

這大概是他“死守戰(zhàn)術”最嘔心瀝血的表達。

雖然他在心中也起了疑問，“集中兵力在上海決戰(zhàn)乎？抑縱深配備長期抵抗乎？”但是最后還是選擇了決戰(zhàn)的道路。9月16日蔣介石又通令各個部隊不得輕退一步，并且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法中國軍隊隊決心不退，是最后戰(zhàn)勝德國的關鍵。

特別是在9月30日廣西軍隊恰好抵達上海，蔣介石和廣西將領李宗仁、白崇禧決定立即將桂軍投入滬戰(zhàn)，不能放棄上海。雖然根據(jù)何應欽報告，日軍此時在上海的增援兵力已經達到11-12萬人，而且炮火強大，但是南京政府仍然有信心可以持久作戰(zhàn)。

至于空軍方面，中國在開戰(zhàn)初期有80架飛機可以作戰(zhàn)，而且由于飛行員英勇作戰(zhàn)，所以戰(zhàn)績輝煌。但是后繼無援，陣亡的飛行員無法補充，損失的飛機也無法從國外購買。因此空軍很快耗盡，作戰(zhàn)一個多月后，只剩40架。日本飛機取得制空權后開始任意轟炸及低空掃射中國軍隊陣地，成為導致傷亡重大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日本軍人當然知道蔣介石是他們最大的障礙，因此務必設法除去。僅僅是在8月26日一天，日本飛機就向蔣介石寓所發(fā)動四度攻擊，投大型炸彈超過百余枚。但是沒有殺死蔣介石本人。

第三個階段大概是10月初開始。經過第二個階段的拉鋸戰(zhàn)，中日雙方投入更多部隊。截至10月份，中國軍隊方面已調遣了71個師，5個炮兵團（幾乎是中國軍隊全部炮兵部隊），以及其他地方性質的保安團，總兵力達50萬人。而日本方面則由松井石根陸軍大將指揮的上海派遣軍下轄6個師團，5-6個獨立旅團，外加空軍和海軍支援，總兵力達20萬人。

根據(jù)中方情報，日軍在上海使用的飛機有450架，海軍和陸軍的火炮達900門。何應欽承認，日軍在上海戰(zhàn)場已經奪得主導權，攻擊力度大幅增加，特別是炮火威力強大，一日發(fā)炮達到萬余發(fā)。到10月上中旬，中國軍隊在淞滬戰(zhàn)爭死傷人數(shù)已經到達6萬3千人，然而蔣介石在發(fā)表雙十節(jié)宣言時，仍然發(fā)出豪言，敵軍沒有撤退以前，永遠不可停止抗戰(zhàn)。

到了此時，蔣介石的中央軍已經在上海戰(zhàn)斗超過50天，從未退下整補，“死守”的代價日趨明顯。當時有一個軍，有42名連長傷亡，當軍長在沒有接到命令情況下潰退后，蔣介石手諭將他就地槍決。另外一個師（第67師），只剩下兩個陣地，各處兵力都只剩下一個連。一個陣地最后只剩下4個士兵，其中一兵護送連長尸體退陣，其他3個兵固守陣地，期待后援。另外一個陣地則只剩下連長一人，仍在固守陣地。這種士氣如虹的報告令蔣介石大受感動，寫道，“聞此消息，如獲至寶”。

所以當桂軍抵達上海時，蔣介石立即將之視為至寶。尤其是桂軍此時軍容整齊，紀律良好，在都市街道行軍時更增加了人們對它的期望。意想不到的是，桂軍一旦進入戰(zhàn)斗就暴露其戰(zhàn)斗能力低弱的嚴重弱點。以致在10月22日蔣介石就急不得待地致力于補救桂軍弱點，但是依然無法挽救。

所以蔣介石寫道，“滬局以桂軍挫敗頓形動搖。滿擬以桂軍加入戰(zhàn)線為持久之計，不料竟以此為敗因也。”

次日的情況急轉直下，他又寫道，“本日滬戰(zhàn)桂軍潰敗不可收拾，因之全線動搖。”桂軍從英姿煥發(fā)到棄甲遺盔，在上海戰(zhàn)場的轉變前后大約不到兩周時間。這個發(fā)展明白顯示，盡管桂系官長們當初踴躍主戰(zhàn)時豪氣干云，但是士兵在實戰(zhàn)中表現(xiàn)卻是言不符實，誠為憾事。

3、滬戰(zhàn)的得失

以上敘述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滬戰(zhàn)真正進入全線劣勢狀態(tài)大概是10月下旬。

第二，在戰(zhàn)爭期間，張發(fā)奎負責指揮的戰(zhàn)區(qū)大致平靜，而張治中的戰(zhàn)區(qū)則首當日軍猛烈沖擊，戰(zhàn)況激烈，導使蔣介石不斷到張治中戰(zhàn)區(qū)視察。換言之，中央軍隊遭受日軍最猛烈攻擊，傷亡最大，而張發(fā)奎的地方軍則相對缺乏激戰(zhàn)。

第三，歷來各方對于淞滬戰(zhàn)爭失敗的敘述都把中中國軍隊隊看成是一個整體，而蔣介石私下敘述卻把戰(zhàn)況的時間點和導因都說得更清楚。

有趣的是，蔣介石除了在日記里宣泄之外，此后無論在公私場合都不曾譴責過桂軍的失誤。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要維持全國團結的形象。正如他當天日記所寫，“對內當百忍，勿亂大謀”。這句話不僅是一般性感觸而已，很可能是充滿心酸針對桂軍而發(fā)的。

相對而言，蔣介石對于自己嫡系部隊要求極端嚴格，不但沒有顯露絲毫保存實力私心，反而是嚴令他們死守，不顧犧牲。蔣介石的死守命令表示，他不計一切犧牲要跟日本人一拼，即使嫡系軍隊大量死傷也在所不惜。中國軍隊的死守策略把全部軍隊逐個投入作戰(zhàn)，沒有留存任何預備部隊的打算，以致全部打光。他此時完全沒有想到嫡系軍隊犧牲后的長遠政治后果，在整個八年抗戰(zhàn)中他將不斷地吞食這個惡果。

總之，到了10月下旬，當中國軍隊在上海戰(zhàn)場劣勢已經無法扭轉時，理應盡快決定在何時及如何脫離戰(zhàn)場。10月26日夜間中國軍隊被迫撤出閘北，傷亡增加，但是很少逃兵。而此時從全國調來的軍隊，已經達到80多個步兵師，約70多萬人。盡管許多中央軍第一流部隊始終沒有離開戰(zhàn)場去休息和整補，但是戰(zhàn)爭顯然無法繼續(xù)，因此張發(fā)奎建議陳誠從上海撤軍，同時調派10個師去保衛(wèi)國防線。

但是顧忌到當時社會民眾不明戰(zhàn)場實況而士氣依然高昂，如果聽說政府居然集結6-10個師在后方守衛(wèi)而不投入前方戰(zhàn)場殺敵，則恐怕無法得到人民群眾諒解，所以南京政府采取了車輪戰(zhàn)做法，每當前線一個師損傷達到三分之二時才準許后撤，并且立即派遣另外一個師去填補。終致耗盡全部后備部隊。

自從開戰(zhàn)以來，日軍曾經多次企圖在浦東等地登陸都以失敗告終。11月5日，柳川平助的第10軍3萬人終于在上海以南100里的金山衛(wèi)登陸。日本這個生力軍投入戰(zhàn)斗后，早已疲敝不堪的中國軍隊的整個戰(zhàn)略計劃隨即面臨嚴峻威脅。

白崇禧極力主張上海軍隊撤退到吳福國防線，蔣介石應允考慮，而其他將領則有各種不同意見，贊成者、反對者、觀望者各有其人。戰(zhàn)場情勢逆轉也加速了參謀作業(yè)的癱瘓。根據(jù)徐永昌記載，他前此曾經向何應欽建議應該仔細估算上海前線究竟還能夠守多久？做出逐日計劃才能有備無患。但是何應欽“毫不理會”。

徐永昌不能了解的是，何以膽小惶恐如何應欽者，卻可以面對大難臨頭如此地紋風不動？南京政府缺乏慎密應變計劃，導致中國軍隊陣地突然陷入日軍大包圍時，立即秩序大亂。此時還出現(xiàn)一個現(xiàn)象，那就是部隊指揮官開始不信服戰(zhàn)場的上級命令，而堅持必須得到蔣介石親自發(fā)出的命令才會行動。逼得蔣介石只好拋開指揮系統(tǒng)而直接向下屬發(fā)布命令。這個壞習慣在此后八年中屢屢被蔣介石和部隊官長共同濫用。

無論如何，中國最高指揮部終于在11月9日，下令各部隊沿京滬線后撤時，撤退已經失去控制，國防工事的門鎖，因為在承平時期委托地方保甲長和鄉(xiāng)村長者們保管鑰匙，到了戰(zhàn)時他們在慌亂中首先逃跑，以致國防工事無法開門。

徐永昌也證實在部隊退卻極亂狀況下，有尋不見工事者，有尋見而無鑰匙者。蔣介石私下的敘述更為詳細。他指責張發(fā)奎在從蘇州河撤退時就慌了手腳，以致下達的命令不確切，傳達的時間嚴重耽擱，許多部隊在尚未抵達指定集結地點時，前方公路橋梁就已經被工兵炸毀，造成大亂。

但是由于張發(fā)奎也是抗日立場堅定的地方實力派（廣東軍人），在此時是珍稀伙伴，所以蔣介石對他的態(tài)度和對待桂系同樣，在公開場合從來沒有追究過他們在滬戰(zhàn)時的失職，只是責怪自己的“知人不明”。

更何況，國防工事的管理維護權原本就應該有所專屬，不是戰(zhàn)地指揮官所能控制的范圍。

南京政府十年辛苦建設的國防工事完全沒有發(fā)揮功能。雪上加霜的是，日本空軍在上海至南京的路途上肆意炸射，嚴重地延緩了中國軍隊撤退速度，使地面上撤退的士兵和裝備成為日本飛機炸射的靶子。而日本機械化部隊又快速推進追擊中國軍隊，使得整個撤退演變成為一場屠殺。到了11月初，有些部隊一個師只剩下一百余名官兵。

4、蔣介石的“檢討”

國民政府軍事領袖們在當時和事后檢討都已經形成共識，那就是應該及早自動撤退，而不應該堅持“死守”到無可挽救地步。

事實上，根據(jù)王世杰記載，日本曾經在10月30日向中國表示，只要中國政府愿意，則日本也愿意和中國談判和平。依據(jù)中國領袖們解讀，日本似乎想趁軍事占上風之際結束戰(zhàn)爭。但是中國政府不予回應。此時軍令部長徐永昌或許是受了日本和談姿態(tài)的影響，在11月6日做出了一個樂觀看法，認為如果中國軍隊主動撤退到吳福線，則日軍可能不會前進。然而他也指出蔣介石趨向純軍事觀點，擬固守南市，而不考慮外交意義。

依張發(fā)奎事后回憶，如果政府早先接受他的建議派遣6個師去駐守蘇嘉和吳福兩個國防線，就可以讓中國軍隊有秩序地撤退，并且使日軍付出更高代價。此外，如前文所述，白崇禧也是在11月6日前后主張撤兵到吳福線。

從以上幾位最高軍政領袖的判斷，11月初的幾天是一個稍縱即逝的安全窗口，可供中國軍隊有序地撤離上海，同時保持大部分實力。但是不幸的是，拖到蘇州河撤退之后，中國軍隊士氣急劇滑落，紀律無法維持。中國軍隊組織能力薄弱也充分顯露出來。

后勤部門無法支援前線作戰(zhàn)需要。前線將士幾個月發(fā)不到薪餉，而且得不到飲食，傷病無法治療。撤退過程中沿途拋棄武器、彈藥、糧秣、長官無法控制部隊。陳誠和蔣介石都感嘆，將領無能，不學無術，不能指揮大部隊，陷于被動，是普遍現(xiàn)象。

在這個過程中，指揮系統(tǒng)的崩潰最為可怕。到了11月下旬，戰(zhàn)場司令官已經無法控制部隊。軍令部長感嘆，在淞滬戰(zhàn)敗的亂局中，“在今日命令電報所生之效果已微，今日惟有委員長親與前方將領之電話或者有效耳。蔣先生允自與前方電話。”

但是更根本原因是淞滬戰(zhàn)爭戰(zhàn)斗方式，嚴重偏離了南京政府原本構想。

南京軍事領袖們自認為從“一二八”戰(zhàn)役所吸取的重要經驗，增加了他們在1937年敢于選擇上海和日軍一決勝負的信心。

這個因果關系在許多戰(zhàn)史討論中并沒有受到重視，但是卻被蔣介石本人給予證實。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在1937年11月底，對于“此次戰(zhàn)局失敗之總因」進行思考而且歸納出四個重點。一個是戰(zhàn)敗總退卻時的倉皇失措，大幅增加不必要的犧牲。雖然上文已予說明，蔣介石把責任歸諸張發(fā)奎的張皇失措，但是不忍也不敢深責。

另外一個是兵力調度失誤，只看到要補充浦東方面的兵力不足而忽略了金山的防衛(wèi)，導致日軍得以趁機登陸。蔣介石承認這是他本人“戰(zhàn)略最大的失敗”，責無旁貸。

剩下的兩個重點則是戰(zhàn)術問題，換言之，戰(zhàn)爭應該如何打法？

蔣介石的檢討指出了兩個重大缺失。一個是“所有巷戰(zhàn)及攻擊性武器”都沒有及時發(fā)給部隊使用，等蔣介石發(fā)現(xiàn)后趕快發(fā)下去，但時機已過。“敬之（何應欽）誤事誤國，實非淺少。”

另外一個是“誤信張治中，以為巷戰(zhàn)與奪取虹口之準備皆已完成”，而事實上卻沒有完成。在蔣介石原本作戰(zhàn)計劃中，“巷戰(zhàn)”占據(jù)極為重要地位。

因為在他的主觀意識中，原本希望中國軍隊能夠在“開戰(zhàn)的第一周”，就使用全力達到消滅敵軍的目的。但是由于武器裝備和準備工作沒有到位，因此中國軍隊被迫放棄自己的戰(zhàn)術，而只能以死拼活斗方式，用血肉之軀去抵擋日軍炮火，其結果當然不卜可知。

蔣介石事后深深悔恨自己重用了何應欽，又接受何應欽強力推薦而任用了張治中，“此實余用人不當之過，誤國誤己，一生事業(yè)盡于此乎？”

相對于他對實力派的忍讓，蔣介石對于自己部下就無需心軟。因此在9月15日毅然陣前換將，將張治中予以革職。

蔣介石是最高統(tǒng)帥，他的檢討所突出的重要信息就是，“巷戰(zhàn)”戰(zhàn)術在淞滬戰(zhàn)爭中原本被寄以厚望，但是完全無法發(fā)揮作用。所謂“巷戰(zhàn)”的廣義解釋就是都市戰(zhàn)，而不是原野戰(zhàn)。

中國軍隊可以利用都市鋼筋水泥建筑物密集，列強租界犬牙交錯，使得日軍無法運用其優(yōu)勢火炮進行密集轟擊，而必須逐街爭奪。但是一旦中國軍隊被迫接受日軍戰(zhàn)法，則盡管中國軍隊斗志高昂，但是日軍炮火擁有絕對優(yōu)勢，這個冷酷的軍事科技差距無法克服，終致造成中國軍隊（特別是中央軍）極大死傷，在兵力調度上顧此失彼，讓日軍在金山登陸，繼之在全面撤退過程中秩序大亂，造成更多傷亡。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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