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禪

武帝內政對后世的影響之一，就是封禪。司馬遷作《封禪書》，《漢書》收入《郊祀志》，《郊祀志》的記載大體只是依《封禪書》撰寫而已。

有關祭祀禮儀的詳細內容，《封禪書》并未書寫。在司馬遷看來，既然有司存有禮儀細微末節的記錄，因此寫自古以來人君如何為宗教蠱惑即可。

不過，盡管司馬遷認為這些細節性的禮儀因封禪關系而作，不屬于以前的禮儀而不足為取，但從另一方面看，載有詳細儀式書籍的存在，對《封禪書》產生了作用。

所謂封禪，如司馬遷所認為的那樣，為自古以來一統帝王祭泰山之謂，其原本就有術士附會；一統天子封禪，無疑始于秦始皇而成于漢武帝。

其儀式細目若能存留，或許可以認識古代祭祀的發展狀況，現今只能據《后漢書》所引的馬第伯的《封禪儀記》了解其部分狀況。

司馬遷對此不予詳說，作為史家的見識是卓越的，但在今天看來，還是把這些微不足道的儀式記錄保存下來為好。

自武帝行封禪后，此成為一統天下的天子必行之事。因此，這也成為當時的官吏誘發天子的好大之心，并使之滿足的途徑之一，為此耗費巨資，令沿途百姓苦不堪言。從政治上看，這當然是弊害所在，但通過它也足可窺見中國人宗教性的一統思想。

修正歷法

修正歷法，也是與當時宗教思想相關的事件。武帝太初年間產生的《太初歷》，使傳統歷法面目一新，為后世的歷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在此之前，關于歷法有種種稱謂，有稱為夏、殷、周歷者，也有稱為顓頊歷者，這些自然多出自當時歷算家的理論。顓頊歷當是夏、殷、周歷法，但與其說實行于那個時代，不如說多含有戰國至漢初歷算家的見解。

武帝時，因各種原因而以十月為歲首。《太初歷》產生后歷法確定，據此可推算出前代的歷日，為后世的歷日確立一定的基礎。盡管此后也有改歷的議論，但當時確定的根據夏歷而定的陰歷正月制，不可動搖，沿用至今。

當然，這不僅僅就是歷算，多少還含有宗教的意味。就以五德順序配漢天子之德而言，《太初歷》以漢為土德，在此意義上一切都以此為準則。

使用年號

武帝所行之事，成為后世典范的，就是第一次使用了年號。武帝建元元年是一般年號的開始。但實際上在稍早時候，元年這一稱謂已經具有了一定含義，這就是文帝于在位期間改元年為后元年，這是由于當時有某種祥瑞出現之故。

景帝時也有中元、后元（當然，此時并不稱中元元年，而只稱元年，但在以后出現元年后，則稱以前的元年為中元）。像這樣一代帝王于在位期間多作元年者，行于文景時期。

武帝時，每隔六年便改元。當時在第五個元年的第三年，確定了以天瑞立元年為宜。而在此之前，第一個元年稱一元，其次稱二元。至此則廢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以一元為建元元年，二元為元光元年，三元為元朔元年，四元為元狩元年。至五元四年，寶鼎出土，故以此年為元鼎元年。其后每四年改元，從開始即定元號。這就是傳至清朝的元號之始。

武帝時，有以后追加年號的情況存在，但由于史家在有意無意之間將其用于歷史之中，因而令人產生誤解。

《漢書》記武帝冊封其子為王的策書為元狩六年，似此時已稱元狩，但《史記》作“維六年”，是為當時尚無年號的證據。后世屢改年號，已到了煩瑣的程度。其既有利也有弊，后世行之不絕。

統一思想

武帝最重大的作為就是統一思想，將學問與思想結合起來。《漢書·武帝紀·贊》，專就這點加以贊賞，而對征討匈奴，完成統一之業卻未加贊賞，毋寧說是作為窮兵黷武的實例而加以排斥。近來史家開始對此加以贊賞，而對思想統一從過去就一直得到褒獎。

武帝統一思想主要根據董仲舒的賢良對策而為之。賢良對策分為三部分，其中之一就是統一思想策，主張排斥百家而統一于儒教。

如前所述，董仲舒是一位公羊學者，公羊學的主張就是一統主義。它與當時人們甚至視《春秋》為孔子預先為漢而作的情勢相合。

當然，實際上它也有后人根據當時思想撰寫的內容，而且傳承之間為了符合漢代的情況，大概也有所變更，但提倡一統的公羊學派的學說為當時所用，這可視為中國統一思想的起因（近來在思想家中，也有人對此進行攻擊，認為此思想統一成為中國長期以來的弊端）。

當時身居宰相之位的公孫弘也是公羊學者，他推崇公羊學并應用于政治。他的政治就是一統主義無所不在，理想是一切都由政府法令規范，不允許一點自由，尤其不可在民間做拉攏人心，樹立威望的行為。卜式向政府申請捐獻財產，被他斥為反人情，就是出于這一思想。

當時有名為郭解的著名游俠，是破落戶的首領，以施仁義而得名望。但他也有陰險之處，對仇敵實施殘酷的復仇。不過在武帝初年治安力量薄弱時，他具有彌補治安不備的力量，在民間擁有勢力。然而他由此也成為公孫弘一統主義的反對者，結果并未犯何重罪而被殺。

公孫弘并不只是將一統主義用于政治，他還將政治與學問結合起來。思想統一盡管源于董仲舒的建議，但武帝原本就喜好儒教。在太平富裕的武帝時代，儒教是修飾政治的便利工具，而且也相當符合武帝的好大喜功的性格。

公孫弘因勢利導，將儒教與政治結合起來。他的做法就是置五經博士，其下置博士弟子員，弟子員中學問優異者，可錄用為官吏。

武帝時期，像公孫弘這樣從學者到大官的人不在少數。治學為官，可以得到衣食無憂的保障，這對以后的政治產生了長遠的影響。到后世雖形式有異，但在中國，這一主義是一以貫之的，這就是董仲舒、公孫弘一統主義的結果。

司馬遷在《儒林傳》序中，對此作了全面觀察。他認為，治學者為官是值得高興的，但在沒有制度上的保障的時代，學者需要忍受非同尋常的困難恪守其道。然而在這種制度產生后，守道之勢又衰微，出現了為利祿而做學問的人。他這種說法是否是對新制度的贊成，不夠明確，但總之是充分表現了這一制度的利弊兩端。

這一制度也得到了后世儒者的贊賞。但也必須承認，把政治納入一個統一的模式，其結果就是妨礙學問通過競爭得到發展。看來近來學者對此進行批評，并非沒有道理。

建立新制度

總之如史家所言，武帝是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打破所有以前的慣例，建立起新的制度，這是他偉大之所在。

大致如前所述，在選官方法上，排斥無能者也可成為官居高位者的傳統的世襲方法，代之以拔擢卑賤者中的有才能者。與此同時，也用學問粉飾政治，這成為中國綿延不斷的政治特色。

據《漢書·公孫弘傳·贊》，其時人才輩出。武帝求賢若渴，身為已歷經五代的天子，卻一點也不擺尊嚴的架子，而是完全如布衣之交那樣，優待出自民間的人才。

據《公孫弘傳·贊》，當時各方人才薈萃，儒雅有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有石建、石慶，質樸有汲黯、卜式，推賢有韓安國、鄭當時，定令有趙禹、張湯，文章有司馬遷、司馬相如，詼諧有東方朔、枚皋，應對有嚴助、朱買臣，歷數有唐都、洛下閎，協律有李延年，運籌有桑弘羊，奉使有張騫、蘇武，將帥有衛青、霍去病，受遺有霍光、金日。以上這些人不是士人出身：卜式自牧羊而拔擢，桑弘羊自賈人被拔擢，衛青、霍去病是原來姐姐家的奴仆，金日是自匈奴來降的渾邪王之子。

武帝事必躬親，無論是自己的精力還是國家的精力，都全部用于整個時代，政治也是一統的政治，而且其模式與韓非子等人的做法相同，即選擇了自戰國以來流傳下來的最發達的方式：鹽鐵專賣效法齊，統治臣下效法魏、韓。

但又由于這是不寬容的嚴厲政治，乃至其溫順的愛子戾太子也發動了叛亂，其原因是武帝任用的苛酷之吏與太子發生了沖突。以后武帝對此心生悔意，但并未因此改變集權政治。

在確定繼位者之際，武帝選定了最年少的昭帝為后嗣，并出于天子年幼而其母年輕，恐其篡權的擔心，令其母自殺。

武帝實行如此苛刻的政治，并一生都將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后史家經常提及的有輪臺之詔。武帝晚年時，桑弘羊請求派屯田卒，前往名為輪臺的中亞地區屯田，并作了周密的計劃。但武帝為歷年征戰，減損人口，耗資國庫而后悔，下令停止輪臺屯田，是為輪臺之詔。

厭惡窮兵黷武的學者因此詔而評論武帝晚年：這是武帝年老氣衰所致，并不意味著他又成為仁義之君。不過他拔擢霍光、金日，委托二人輔佐昭帝，確實是最后的明智之舉。

霍光是霍去病的弟弟，生性謹慎，在殿中走路都有一定規則；金日自匈奴來降，但似比一般漢人正直，這證明武帝雖然年事已高，但并不糊涂。他堪稱是中國為數不多的英主之一。

近代史家逐漸從詆毀成就大事業人物的舊習中脫離出來，如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等對其功業進行贊譽：武帝恢復了秦始皇的原有領土，又開拓了新領地，使漢人的領土成倍增加，貽利于千萬年之后。武帝對有功者大行封賞，但又直接摧折：因功而為諸侯者有七十五人，但到武帝末年有六十八人失侯：一百七十五人王子侯中，有一百一十三人失侯；外戚因恩澤而為侯者九人，有六人失侯?？量嶂e，成為后世一統君主的一貫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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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