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7月16日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一次關鍵視頻講話中釋放出強烈信號：新一輪軍事工業大躍進即將拉開帷幕。隨著什梅加爾正式辭去總理職務、轉而被提名為國防部長，烏克蘭的“戰時經濟”與軍工體制重塑步伐明顯加快。澤連斯基不僅將國防部的權力范圍擴展至戰略工業管理，還高調設定目標，力求在未來半年內將國產武器的前線使用比例從40%提升至50%以上。這場被吹響的軍工擴產“沖鋒號”，無疑映射出烏克蘭面對的巨大戰略壓力與難以回避的制度轉型挑戰，也暴露出其對外依賴、內憂外患的矛盾疊加。

首先，什梅加爾的職務變動和戰略工業權責合并，昭示了澤連斯基團隊“全盤軍事化”的執政思路。作為前總理，什梅加爾的卸任與新任命看似人事調整，實則是政治與軍工雙重布局的關鍵棋子。從行政最高位走向國防主導的工業領域，他不再是傳統政務的操盤者，而將承擔將軍工產能與前線作戰需求緊密對接的艱巨任務。更重要的是，澤連斯基親自授命國防部全面接管戰略工業管理，說明軍事工業已被擺上國家最高戰略臺面，軍事經濟一體化成了生死存亡的必然選擇。

這種戰略升級，是烏克蘭自獨立以來首次真正意義上的“戰時體制轉軌”。過去數十年，烏克蘭軍工一直處于癱瘓邊緣，產能低下，技術落后，且極度依賴外援。如今，前線對國產武器需求激增，逼迫著基輔當局不得不重新整合和激活這套僵化的軍工系統。澤連斯基公然透露，現階段國產武器占前線使用比例已飆升至40%，遠超歷史任何時點，但他仍堅持“遠遠不夠”，目標指向半年內提升至50%以上，凸顯出對產能擴張的極度焦慮和迫切。

這種看似進取的數字背后，是烏克蘭軍工產業極其脆弱的現實。傳統軍工企業因多重因素長期產能低迷，包括管理腐敗、技術滯后、資金短缺及戰時設施破壞等。澤連斯基政府能否完成這樣的目標，充滿不確定性。倘若只是盲目喊口號，缺乏深層次改革和資金投入，增產目標難免流于紙上談兵。軍工產能不僅僅是工廠設備升級，更需技術創新、供應鏈完善和勞動力保障。澤連斯基的“信心”，更多是一種政治宣示和鼓舞士氣的需要，而非技術層面已經具備的現實條件。

在外交層面，烏軍總司令瑟爾斯基與北約新任歐洲盟軍最高司令格林克維奇的首次通話，彰顯西方軍事聯盟對烏克蘭的堅定支持正在持續加碼。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北約秘書長呂特相繼宣布向烏克蘭提供新一批武器，無疑為烏克蘭軍工擴產提供了外部壓力與動力。西方的軍事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烏克蘭自身軍工產能的不足，但這也暴露出烏克蘭“半自主”軍工發展的兩面性：一方面依賴西方軍事物資和技術，一方面又需快速提升自有武器制造水平以滿足前線持續消耗。

這一雙軌運行模式凸顯烏克蘭的現實困境。西方武器雖量大面廣，卻帶來復雜的后勤、培訓和兼容問題。烏克蘭本土軍工擴產雖然被高調強調，但技術基礎薄弱、資金投入有限，難以形成短期內對外依賴的實質性替代。澤連斯基要想真正完成將國產武器使用比例提升至50%的宏偉藍圖，必須同時破解體制僵化、資金枯竭、技術缺失和供應鏈斷裂等多重難題。

政治層面，什梅加爾的辭職及其轉任國防部長也反映了烏克蘭政壇的微妙博弈。作為前總理，他的卸任可被視作對現有政府疲軟施政的變革回應，也反映出軍方與政府之間權力重心的調整。將國防部與戰略工業部權責合并，是強化軍隊后勤和工業支撐能力的權宜之計，但也可能導致軍政關系復雜化，甚至滋生軍方權力過度膨脹的風險。烏克蘭內部政治穩定性與軍工擴產之間的矛盾，注定將成為未來局勢演變的關鍵變量。

此外，澤連斯基提出的軍工產能擴張目標，是對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的雙重信號：一方面向烏克蘭人民展示“國家自救、自強”的決心，緩解戰時疲勞和士氣下滑；另一方面也是對西方盟友的示好和施壓，表明基輔有能力合理利用軍事援助，并推動自身能力提升，爭取更多支持和資源投入。可現實是，軍工產能的快速提升遠非一紙命令所能實現，烏克蘭若不能有效改革和動員，終究難以形成可持續的軍事工業基礎。

軍事工業不僅是武器生產線，更是國家戰略工業體系的核心組成。烏克蘭正處于關鍵時刻，既面臨被戰火撕裂的現實，又背負著轉型軍工體制的歷史重擔。澤連斯基的“戰時經濟”沖刺，既充滿機遇，也隱藏巨大風險。一旦軍工產能無法跟上需求，烏軍的裝備現代化與戰斗力提升將成為空中樓閣，最終導致前線受挫甚至戰略潰敗。

總之，澤連斯基押注的軍工擴產大戰，反映了烏克蘭在極端困境下的苦苦掙扎與不甘，但同時也暴露出其戰略調整的急迫與倉促。軍工自立自強的夢想能否成真，還需看烏克蘭能否在政治、經濟、技術和外交多方面協同發力，真正實現“軍工現代化”與“戰時體制”深度融合。否則，光靠喊口號和對外依賴，烏克蘭的軍事工業只能是“紙上炮火”，難以在未來沖突中發揮決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