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初次接觸張藝謀電影時，覺得他并無過人之處。張導雖被稱為中國電影界“第五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我覺得他的作品平淡無奇，遠不及金庸筆下的飛檐走壁、江湖恩怨的俠客，也不及瓊瑤筆下風花雪月、蕩氣回腸的愛情故事。但上大學后，隨著歲月的流逝和閱歷的增加，我靜下心來，重新品味這些經典之作時，覺得它有另一種美，這種美，就是民俗美。

謀是陜西西安人，用陜西話講，就是地地道道的“老陜”。陜西作為中國璀璨歷史文化的發源地，有著豐富的民俗資源。概括的講，陜北人生性爽快，正直粗獷，是受得天獨厚的黃土文化的熏陶；關中是帝王之都，關中十怪早已譽滿中華；陜南自然環境優美，山清水秀，也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風格。張藝謀正是將這些民俗文化元素增添到了自己的影視作品中，才使得這些影視作品有了別樣的美。它的作用體現在不僅對人物性格有著烘托作用，而且對其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起到煽情作用；更難得可貴的是民俗文化的攝入和運用，使人有一種真實感和親切感，這樣又為作品增分不少。

民俗是一種傳統的古老的文化資源，而影視則是近現代具有代表性的高科技產品，是一種通過對現代科學技術 (比如聲、光、電等)的駕馭來展現的藝術。民俗與影視融合在一起，將會產生巨大的推進作用。民俗會為影視提供一個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文化資源；而民俗通過影視的渲染和宣傳，又能更好的為人們所知，可以起到弘揚、宣傳民俗的作用。張藝謀正是看到了二者之間的關系，才在其作品大量引用陜西民俗，使陜西這種文化資源得以被廣大觀眾所熟知，可以通過對影視作品的欣賞，間接了解陜西民俗文化。

以《秋菊打官司》為例。影片主要講述了農村婦女秋菊為了一口氣，討個說法，向村長踢傷丈夫的事情提起復議并最終訴訟的故事。影片一開始就在秦腔聲中展開，眾所周知，秦腔是關中地區獨有戲曲的符號代表，聲音高亢、深沉，是關中漢子對八百里秦川放聲吶喊的真實寫照。秋菊穿著寬大的衣衫，頭上圍著圍巾，這是關中婦女打扮的一種典型代表，關中平原地處陜西中部，北鄰黃土高原，南靠秦巴山地，頭戴圍巾一方面可以有效防御來自北部的風沙，一方面又可以御寒保暖。包括秋菊家住的房子，建筑風格也是關中一帶地區所特有的風格，關中不及北方那般寒冷，但也不如南方那么暖和，冬天的時候，燒上一盆炭火，整個家就暖起來了，整個冬天也就過去了。

秋菊生完孩子后為小孩辦滿月，鄉里鄉親都來喝滿月酒，這也是張導將民俗與影視融合的一大典型。通俗地講，滿月酒就是為慶祝嬰兒出世滿一個月而設的宴席，為慶祝小孩順利過關，也為祝愿小孩能夠出人頭地，大有作為。影片末尾又在秦腔聲中結束，民俗又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們且不談這種首尾呼應的藝術表現風格，光是一個秦腔在一部影片中反復出現，就極具渲染力。秦腔最大的特點“喊”，眾人齊喊，震耳欲聾，高亢中帶有雜音，激奮中帶有凄涼。在陜西人看來，秦腔不再僅僅是一種戲曲符號代表，也不是茶余飯后的一種消遣放松的娛樂方式，這一聲聲吶喊中，其實表達了陜西人對生活的一種態度，高興時吼一嗓子表示慶祝，沮喪時吼一嗓子排遣郁悶，他們在大喜大悲中不會表現出太多的情感，陜西人一向以低調著稱。

想想也是，秦腔這種獨有的戲曲藝術記載了所有陜西人的喜怒哀樂。其實，《秋菊打官司》給人留下最深的印象不是秦腔，不是服飾，而是秋菊這個執拗、堅守的婦女形象。陜西人正直豪爽，粗獷豪放，但又是非分明，心地善良。秋菊為丈夫討個說法而不斷上訪，只是討個說法，但絕不是為了報復村長，更不是借傷訛錢，因此當村長被公安局的人抓走后，秋菊只是很郁悶的說：“怎么就把人抓走了，俺只是討個說法。”這樣，一個活脫脫的陜西婦女形象便躍然紙上。

其它張導導演的影視作品中，都或多或少的有著陜西民俗的影子。《活著》里的皮影戲，以及鄉紳富豪遺留的大宅院，在陜西都可以找到他們；《紅高粱》的九兒身穿紅衣服出嫁，顛轎用了八九分鐘的時間拍攝，足見張導對民俗的重視，里邊的祭酒情節，以及九兒的兒子唱的那首“娘，娘，上西南，寬寬的大陸，長長的寶船”陜西民謠，在陜西這片廣袤的土地上都能發現；《黃土地》則講述了陜北農村貧困女孩翠巧，自小由爹爹做主定下娃娃親，無法擺脫厄運，借助“信天游”的歌聲，抒發內心痛苦的故事，里邊的大量情節都運用了陜北民俗。娃娃親作為一種封建殘存物，對少男少女的婚姻自由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影片中翠巧就是深受娃娃親毒害的悲哀，信天游大家都不陌生，它是專屬于陜北人的文化遺產，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瑰寶。

其實，張藝謀電影就好比是一杯千年陳釀，剛開始可能品不出什么，但是經過歲月的沉淀和時間的洗禮，方能品出那股真正的潛在的香味。時間越久，香味越濃。我們感謝張導為我們帶來的如此優秀的影視作品，也希望張導將陜西民俗發揚光大！讓中國認識陜西，讓全球了解陜西，讓陜西民俗繼續發揮它獨特的價值與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