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懷印所著《現代中國的形成（1600—1949）》是一部視野宏大、新見迭出的中國近現代史著作。書中聚焦地緣政治、財政構造和政治認同三個關鍵因素，全面論述十七至二十世紀現代中國的形成過程，在世界歷史的視野下探尋現代中國形成的獨特路徑。

今天這篇書評來自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王銳，在他看來：總體來說，《現代中國的形成（1600—1949）》一書視野宏闊、敘事流暢，有一以貫之的理論基礎，在碎片化研究日趨泛濫的今日堪稱一股清流，將那些實實在在影響歷史進程的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重新置于臺前，引起人們注意。不過，要想更好地探討這些問題，有兩個方面或許應做更為全面而細致的分析。

審視現代中國的視角

文 | 王銳

史學往往與世變相伴而行。如果我們承認今日之種種是由歷史演變而形成的話，那么隨著時代語境的不斷變化，人們時常會從新的角度出發去審視歷史上的一些關鍵問題。歷史學的“ 實證研究”固然有其不容置疑的意義，但并不是說在某種語境之下僅僅憑借盡可能地網羅材料，就可以對影響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與人物活動得出一錘定音的結論。因為對于具體的歷史細節確實可以進行實證研究式的考訂，但要涉及將歷史片段整合成廣闊的歷史圖景，就離不開運用相應的理論以為佐助，更與研究者自身對歷史與現實的認識和思考息息相關。

進一步而言，哪些歷史細節會引起人們運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展開考訂，往往也由人們對于整體歷史的感知而決定。比如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現代民族國家于全球范圍內興起的背景下，研究“鄰貓生子”會被視為不識治學之大體，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文化左派盛行的時期，受到身份政治與認同政治的影響，過去被視為“鄰貓生子”式的問題就一躍成為史學研究的熱門。

又比如晚近興起的對于中國歷史上類似于“中間團體”的研究，盡管在個案考訂層面極盡搜羅史料之能事，但恐怕無人否認，這一議題之所以會引起人們的重視，離不開冷戰后期興起的“國家——社會”視角的政治學解釋在此間的流行，而這樣的解釋之所以蔚然成風，又與世局的巨變關系緊密。

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常說的“理論自覺”，背后其實是一種對于人類未來發展道路進行深入思考的“政治自覺”。

在長時段的歷史敘事里，這樣的特征體現得更為明顯。因為這固然需要研究者熟悉具體的史事，并掌握盡可能多的個案，但在長時段的敘事里，關鍵之處往往在于如何將那些可以形成歷史解釋的不同史事建立起邏輯關聯。而在敘述重點方面固然可以根據新的研究氛圍加入新的內容，但那些長期被人們關注，并且事實上也影響著歷史進程的要素，卻是無論如何不能忽視的，要么是延續過去的一些解釋，要么是基于新的歷史視野與政治判斷而進行新的解釋。就此而言，寫通史最能考驗研究者的“史識”。而一種長時段的歷史敘事是否能成功，一方面涉及研究者在將不同史事進行勾連與敘述的過程中能否做到自洽而完備，另一方面涉及這樣的敘述是否可以引起人們的共鳴，是否可以為人們在新的語境下思考歷史與現實問題提供長時段的視角。當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對于關鍵歷史問題也極易產生持續不休的論爭。

如果理解了這些因緣，或許就能意識到《現代中國的形成》這本書在當下文化語境里的重要性。正如作者所強調的，進入21世紀之后，對于中國的質疑“更多的是受到文明沖突論的驅使”，將焦點放在“國家本身的歷史正當性、統治能力及其生命力”之上。這背后的邏輯就是相信只有歐美國家所經歷的歷史進程才是唯一正確的路徑，中國怎么看都和這樣的路徑不一樣，因此就不能被視為“現代國家”。當前一些海外中國研究的問題意識導向，很大程度上受這樣的政治判斷影響。

而從中國內部來看，伴隨綜合國力的提升，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需要檢討近代以來因國勢衰微而出現的對中國歷史傳統持全盤否定態度的觀點，并試圖梳理出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之間的連續性，思考這樣的連續性如何塑造了現代中國的基本面貌，這樣的基本面貌為什么不能簡單用西方歷史發展經驗來衡量或解釋。由此引申出的就是從歷史的角度分析相比于西方歷史的進程，中國自身的特點在什么地方、“中國”有著哪些豐富內涵。或者說，如果撇開以西方歷史發展為尺度的視角，中國的歷史發展與文明形態是否具有某種普遍性特征。

本書就試圖從中國自身的歷史演進脈絡出發，思考現代中國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作者從清代以來中國所面臨的地緣政治環境、儒家學說長期熏染而形成的強烈的文化認同與文明意識、中國古代郡縣制國家背景下的財政體制與稅收能力三個角度入手，敘述從清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時間的歷史，主要聚焦于那些影響著形成現代中國基本特征的內部與外部因素。

在敘述這段歷史時，本書吸收了大量晚近40余年的史學研究成果，并時常用中國的歷史經驗審視主要基于西方歷史經驗而形成的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由此彰顯中國歷史自身的特色。其中關于晚清財政狀況的分析與民初“集中化地方主義”的討論，讓人頗有拍案叫絕之感。

而如果從史學內部學科視角來看，本書雖然以政治史為主干，但卻能將經濟史研究當中的核心議題納入對政治問題的思考之中，并且兼顧思想文化或意識形態因素對歷史發展的影響，使整個歷史敘事呈現立體而豐滿的效果。

在中國近現代史的長時段敘事里，以哪個時期作為敘述的起始至為重要，因為這體現研究者對于歷史進程的基本理解。長期以來，無論是蔣廷黻——陳恭祿式的近代史敘事，還是范文瀾——胡繩式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近代史敘事，都將第一次鴉片戰爭視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這背后的核心關切就是強調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沖擊是造成近代以來一系列危機的根本原因。在這樣的敘事之下，中國傳統很大程度上表現著落后與封閉，而對于秉持傳統政治理念治國的清王朝，這樣的敘事也著重突出其衰朽的一面。當然，在20世紀救亡運動風起云涌的背景下，這樣的敘事并非只凸顯中國的所謂“落后性”與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先進性”，而是通過揭示近代中國面臨的危局，喚起人們救亡圖存的意識，培養現代愛國主義情感，并借由歷史敘事來尋找改變危局的政治力量。

與之相應的，就是一些近代史敘事將起點放在明清之際（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即其典型），雖然與前面的敘事有所差別，但核心意涵卻并無二致，即都將西方文明對中國的沖擊，以及中國如何“錯過”各種歷史機遇回應其沖擊作為敘述歷史的重點。只是在近代中國起點是明清之際的敘事里，象征著西方文明的，從英吉利的堅船利炮變成了利瑪竇等人的天文地理知識。

這樣的以外部沖擊作為核心關切的敘事方式，固然可以促進人們“開眼看世界”，將近代中國的變局置于廣袤的世界視野之中來審視，但或多或少的都將中國內部“刻板印象化”或“本質主義化”，即只能作為一個停滯的、落后的、需要進行大刀闊斧改造的對象而存在。

本書并不回避將中國的歷史進程置于近代以來的世界史進程之中來分析，但其視野則從盯緊歐美日轉移至與近代中國命運相似的奧斯曼帝國等舊式王朝國家。通過比較這些“前現代”政權因應變局之時的不同表現與不同結果來揭示中國歷史進程的獨特性。而這一處理方式對人們認識歷史最大的幫助，或許就是可以更為全面地思考清王朝的統治模式及其歷史遺產。

在作者看來，要想理解現代中國的形成過程，必須重視清王朝的基本性格。首先，面對邊疆地區錯綜復雜的地緣政治環境，清王朝對西藏、新疆、蒙古地區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一方面可以最大程度地團結當地精英階層，另一方面可以保證中央政府對這些地區的有效管理。這些與內地郡縣制不同的治理模式，不但共同奠定了清代以來中國版圖的基本范圍，而且豐富了“中國”的內涵，使作為政治與文化共同體的中國不再局限于漢人生活區域。

更為重要的是，清王朝對于邊疆地區的治理，與西方古代帝國或奧斯曼帝國極為不同的一點在于前者并不以不斷擴張為職志，也不把邊疆地區作為最大程度汲取經濟資源的區域，而是希望通過穩固邊疆來保證內地核心區域的安定。在這個意義上，清王朝固然不是現代民族國家，但也不是西方或中東意義上的“帝國”。也正是這種不能用域外經驗簡單歸納的要素，構成了現代中國的核心特征。

與之相應的，就是作者對于清代財政體制與政治文化的分析。作者認為，清王朝在收取賦稅方面高度依賴通過科舉制選拔而來的官僚，這與18世紀的法國依靠代理人來收稅形成鮮明對比。在古代的社會條件下，這保證了朝廷基本的財政汲取能力，在“低成本治理”的環境下能夠維持開支。這也是清代中期得以進行幾次大規模戰爭的重要原因。

此外，也正是由于科舉制與郡縣制，讓飽讀儒家經典的士人有機會進入統治集團之中，成為各級官員。這就使滿漢精英階層對儒家文化有極強的認同度。晚清以降中國幾近面臨分裂之局，但終究得以維系統一，這一穩定而強烈的文化認同起到了關鍵作用。

總之，在古代的社會條件下，清王朝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統治架構，在經濟上也大體上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加上一個具有共同政治與文化認同的精英集團，此乃現代中國的“歷史基體”。

這樣的“歷史基體”， 在面對伴隨堅船利炮而來的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時，固然顯得左支右絀，危機重重，不過作者提醒人們注意，雖然晚清中國跌入了歷史谷底，但依然保證了國家的統一，并進行了引人注目的現代化建設。這很大程度上與當時地位越發重要的地方督撫的作為大有關系。

日本學者升味準之輔在比較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時認為，相比于明治維新實現了中央集權，“洋務運動在權力分散化之中進行，又促進了權力分散化”。長期以來，不少中國近代史研究也強調通過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而崛起的軍功集團加劇了晚清的地方割據進程，是民初軍閥混戰的遠因。但本書作者則認為，雖然從表面上看，晚清督撫力量的壯大體現了清王朝中央集權的失效，但各省督撫在本省內部卻采取“地方集權主義”，讓他們有政治與經濟條件進行工業現代化建設。而相比于奧斯曼帝國，正是由于地方督撫與中央政權一樣，都深受儒家大一統思想的影響，因此，他們在財權與用人權方面是在和中央叫板，但他們絕對沒有將分裂狀態永久化的念頭。

相似的，民國初年雖然軍閥割據，但大多數軍事集團仍以統一作為政治目標。在彼此開戰之前進行的你來我往的“電報戰”中，他們時常運用儒家傳統政治觀念來指責對方意圖割據自雄，并強調自己有統一中國、造福蒼生的愿望。在這個意義上，儒家政治傳統對中國政治與軍事精英潛移默化的制約不容忽視（雖然這種制約是有限度的，不能被放大）。從歷史的后見之明來看，這既是新式知識分子不斷向域外尋求救亡圖存之道的基本精神動力，也是約束著政治軍事精英不敢將暫時的地方割據狀態永久化、固定化的重要因素。也正因為這樣，在今天如何更為全面而細化地審視晚清以降的批判傳統論述，以及如何從不同方面分析中國傳統在近代的作用，值得人們進一步去思考。

當然，清末民初的局面畢竟只是一種“集中化地方主義”，并不能實現完全的整治整合。這個歷史任務，就留給了后來登場的政治力量。在作者看來，南京國民政府早在北伐之初，就已經在廣東進行過增加稅收能力與整合能力的實踐。在這之后，國民黨政權嘗試結束民初以來的割據狀態，實現財權、軍權與政權的統一。不可否認，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實際結果卻并不理想，除了能夠控制長江中下游省份，西北、西南、北方依然被當地軍事強人所控制。由于缺乏對基礎社會的改造，國民黨政權很難深入農村進行現代化治理。更為重要的是，國民黨強調意識形態建設，但其三民主義卻不能實現邏輯自洽，讓人頗有“大雜燴”之感。而國民黨所不能完成的事情，正是中國共產黨所致力于進行的。至此，作者筆下的現代中國形成過程終于到達了終點。作者指出，現代中國的形成，實為黨治國家、主權國家、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綿延不斷的中華文明四種歷史遺產疊加的結果。

總體來說，本書視野宏闊、敘事流暢，有一以貫之的理論基礎，在碎片化研究日趨泛濫的今日堪稱一股清流，將那些實實在在影響歷史進程的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重新置于臺前，引起人們注意。不過，要想更好地探討這些問題，在筆者看來，有兩個方面或許應做更為全面而細致的分析。

首先，正如中國近代史學科早期的代表人物陳恭祿指出的：“外來之影響，乃為造成中國現狀基本勢力之一”。離開了對于近代中國所面臨的外部形勢的深入考察，離開了對于19世紀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史的整體把握，近代中國的大多數歷史現象將難以得到完整而自洽的解釋，思考近代中國所面臨的地緣政治環境更是如此。

本書著重分析了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對中國的沖擊，這固然非常必要，但中國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之險惡，卻絕非僅由日本造成。比如19世紀英國與俄國在中亞地區進行的爭奪戰，讓中國西北邊疆警報頻發，左宗棠與李鴻章之間的“海防”和“塞防”也與此息息相關。

按照今天的研究，李鴻章等人之所以強調“海防”重要性，主要的信息來源是《申報》上的評論文章，而這些評論文章則多由英國外交部門操控，它們雖然普及了國人對于世界大勢的認識，具有一定的啟蒙意義，但其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目的就是，讓中國減少對西北的重視，方便英國在該地擴張力量，對抗俄國。

甲午戰爭之后，英國與俄國又琢磨在中國尋找新的合作者，李鴻章轉而親俄，初登政治舞臺的維新派則多主張聯英，而英國人赫德長期控制總稅務司，以此來影響清廷的內外決策，許多英美籍的來華傳教士也紛紛在報刊上撰文，有意美化英國的對華政策，這背后凸顯出晚清中國外交的基本特征與內在困境，即晚清洋務的參與者們很難從中國的國家利益出發，全面認識周遭地緣政治的態勢與列強對華政策的本質特征，尤其是英俄之間的地緣政治博弈對中國有何影響。這一點不是能用是否遵循外交禮節、是否和和氣氣地對待洋人、是否承認近代西方國家有可取之處這樣的表面文章來掩蓋的。能否擺脫這樣的困境，實為現代中國形成過程中必須直面的課題。

相似的，自從19世紀末殖民菲律賓以來，美國開始在東亞擴張自己的力量，因此就與日本發生了利益沖突。辛亥革命之后，美國的對華政策，頗為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國內的政局，特別是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政策。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量收購白銀導致中國出現白銀危機，經濟因之動蕩。隨后國民政府決定發行法幣，并通過向美國出售白銀來換取美元作為法幣的外匯儲備金，使中國的經濟建設更為依賴美國，或者說更加方便了美國對中國現代化建設施加影響。

如此這般局面，對中國究竟有何影響，長期以來頗有爭論，但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二戰結束之后一段時間里，大量美國商品傾銷至中國，國民政府與美國簽訂了一系列條約，讓中國對美國門戶大開。如果說利用關稅保護本國產業，使后者在弱小階段能夠免于外部的沖擊，此乃近代以來各國經濟發展史的常態的話，那么戰后中美之間的經濟關系，恐怕很難有助于一個名副其實的主權國家之成長。歷史固然不能假設，但根據二戰后國民黨政權與美國之間的關系來推斷，如果這樣的關系延續下去的話，中國很有可能變成吳廷琰統治下的南越，或者拉美地區的各種軍事獨裁政權。這一外部因素或許應當納入思考近代中國地緣政治環境的整體視野之中。

其次，從思考路徑來看，本書意在凸顯從清初至新中國成立這一長時段里中國歷史演進的連續性，以及這樣的連續性如何塑造了難以用西方社會科學里“從帝國到民族國家”范式來解釋的歷史特征。不過，在彰顯歷史連續性的同時，似乎不應忽視歷史的斷裂性。

如果說現代中國形成的最終一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的話，那么從中國傳統的角度來看，這場革命的參與者身上更能體現儒學傳統當中以天下為己任、為蒼生謀福利的道德境界，其政治經濟舉措也更接近于“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但是，恰恰是這場革命改變了清代以來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推翻了長期作為政治、經濟與文化主導者（同時也是特權者）的士紳階層，同時通過人民戰爭與根據地建設塑造了新的政治主體。這樣的歷史進程，或許不能簡單地用“國家建造的全面集中主義”來解釋。畢竟，國民黨政權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無論是在時人眼中（包括國民黨方面的政要），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絕大多數歷史社會學的研究中，其本質差別是很明顯的，這種本質差別或許才是中國共產黨具有極強組織與動員能力的根本原因。就此而言，也正是由于在這些內容上有這樣的歷史斷裂性，那些更為重要的歷史遺產才可能得以延續與升華。因此，“連續性”與“斷裂性”的辯證關系是理解現代中國的重要維度。

本文原刊于《南方史學》第1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