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底，蔣介石都退到西南，準備以四川為根據(jù)地做最后一搏的時候，范紹增突然在四川達縣（今達州）拉起兩萬人的隊伍宣布起義，直接給了老蔣背后一記重拳。

當時老蔣都懵了，據(jù)說他得到消息后，氣得在地圖上直戳：“他范紹增哪來這么多人？！”

是啊，這問題問到點子上了。1949年，兵荒馬亂的，各路軍閥的部隊要么被打殘，要么被收編，范紹增早就被削了兵權(quán)，掛了個虛職，他怎么能在一夜之間變戲法似地拉起兩萬人的隊伍？這事兒，咱們得從范紹增這個人，和他扎根的四川那片土地說起。

要說范紹增的家底，得先聊聊他的一個重要身份——袍哥。

袍哥是清末到民國時期四川一股極強的社會力量，可以理解成一個巨大的民間互助組織，或者說是一個江湖幫會。它滲透到四川社會的角角落落，上至軍閥政客，下到販夫走卒，很多人都是袍哥人家。袍哥講究“義氣”，有自己的一套規(guī)矩和黑話，在地方上，有時候縣長說話都沒袍哥的“大爺”管用。

而范紹增，就是袍哥組織里頭響當當?shù)娜宋铮墑e很高，是“大爺”輩的。他在大竹、渠縣一帶的袍哥中，那是一呼百應(yīng)的存在。這其實就是他起義隊伍的第一個，也是最根基的來源：遍布川東的袍哥兄弟。

這些人平時是農(nóng)民、是小販、是手工業(yè)者，看起來跟軍隊沒半毛錢關(guān)系。但袍哥組織本身就有半軍事化的性質(zhì)，內(nèi)部層級分明，動員能力極強。范紹增一聲令下，這些袍哥兄弟們抄起家里的土槍、大刀，甚至就是一根扁擔，就能迅速集結(jié)起來，成為一支不可小覷的力量。他們可能打不了正規(guī)戰(zhàn)，但要論守地盤、搞游擊、破壞交通線，那絕對是好手。這是扎根在民間土壤里的武裝力量，老蔣的中央軍系統(tǒng)根本看不見，也摸不著。

當然，光有袍哥兄弟還不夠，烏合之眾成不了大事。范紹增隊伍的第二個重要來源，是被打散的國民黨舊部和地方游雜武裝。

1949年底的四川是什么景象？用“兵敗如山倒”形容一點不為過。胡宗南幾十萬大軍被解放軍打得七零八落，從西北一路潰退到四川。整個國統(tǒng)區(qū)人心惶惶，部隊更是沒了主心骨。很多士兵和下級軍官，要么跟主力部隊失散，要么干脆被長官拋棄，成了無頭蒼蠅。

這些人有槍，有戰(zhàn)斗經(jīng)驗，但沒飯吃，沒前途。這時候，范紹增站出來了。

范紹增自己就是川軍軍閥出身，在軍界混了幾十年，門生故舊遍布川軍各個山頭。他振臂一呼，打出“保境安民”的旗號，對那些走投無路的散兵游勇來說，簡直就是找到了新的“碼頭”。跟著老蔣敗退臺灣？前途未卜。跟著范大爺，至少有口飯吃，還能在自己的地盤上。

所以，范紹增派人四處聯(lián)絡(luò)，大量收編了這些潰兵和地方上的團練、保安隊。這些人可不是烏合之眾，是現(xiàn)成的戰(zhàn)斗力。對他們來說，誰當老大不重要，重要的是誰能給他們一條活路。范紹增不僅給了，還給了他們一個“起義”的大義名分，這比當土匪、當逃兵聽起來體面多了。

如果說，袍哥兄弟和舊部散兵是范紹增起義的“硬件”，那中國共產(chǎn)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就是 “軟件”。

范紹增這個人，早年打過紅軍，手上也沾過血。按理說，他應(yīng)該是被清算的對象。但共產(chǎn)黨看人，看得很長遠。他們知道，要和平解放人口稠密、地形復(fù)雜的四川，減少戰(zhàn)爭的破壞，爭取這些手握實權(quán)的地方實力派是關(guān)鍵。

范紹增就是重點爭取對象。

早在1948年，中共地下黨就開始派人和范紹增接觸。其中一個關(guān)鍵人物叫王維綱，他是我黨優(yōu)秀的地下工作者。王維綱通過范紹增的舊部和親信，幾經(jīng)周折，終于和他搭上了線。

一開始范紹增很猶豫，顧慮重重。畢竟，他這種人在國民黨那邊算是“功臣”，雖然被架空了，但榮華富貴還是有的。投向共產(chǎn)黨，前途如何？會不會被秋后算賬？

王維綱他們呢，也不逼他，就是掰開了、揉碎了給他分析天下大勢。告訴他，解放軍解放全中國是大勢所趨，老蔣在大陸的統(tǒng)治已經(jīng)土崩瓦解，退守四川只是茍延殘喘。你范紹增是四川人，與其跟著老蔣跑到孤島上去，不如順應(yīng)歷史潮流，為家鄉(xiāng)父老的和平解放做點貢獻。共產(chǎn)黨既往不咎，還會記你一功。

這種推心置腹的談話，對范紹增的觸動很大。他是個聰明人，看得清形勢。他知道，自己的“哈兒”外號，一半是裝的，一半也是真性情。他骨子里是個講義氣的江湖人，重感情、重鄉(xiāng)情。

所以，共產(chǎn)黨的策反，是范紹增下定決心起義的催化劑。沒有這根線牽著，范紹增就算有再多人，也可能只是選擇擁兵自保，或者被老蔣用高官厚祿再拉攏過去。正是因為有了共產(chǎn)黨的承諾和路線指導(dǎo)，他的行動才從一次地方勢力的自保，升華成了配合解放大軍的“起義”。

1949年12月，范紹增聯(lián)合川東好幾個縣的武裝力量，正式通電起義。這一下，直接打在了國民黨西南防線的軟肋上。

當時，蔣介石正坐鎮(zhèn)重慶，指揮胡宗南大軍在川北布防，企圖阻擋解放軍南下。他把所有的寶都壓在了正規(guī)軍的防線上。可他萬萬沒想到，自己的大后方——川東，突然冒出這么一支幾萬人的隊伍，到處破壞鐵路、公路，切斷補給線，搞得他焦頭爛額。

范紹增的起義，就像推倒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緊接著，四川各地的國民黨將領(lǐng)，如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等人，一看風向變了，也紛紛通電起義。整個四川的局勢，在短短十幾天內(nèi)就急轉(zhuǎn)直下。老蔣建立西南反共基地的美夢，徹底化為泡影。12月10日，他倉皇地從成都飛往臺灣，再也沒能回到大陸。

回過頭來看，范紹增的兩萬人馬，戰(zhàn)斗力可能比不上胡宗南的嫡系部隊。但它的厲害之處在于，它在最要命的時間，出現(xiàn)在了最要命的地點。它不是一次單純的軍事行動，更像是一次政治宣告。它向全四川、全中國宣告：人心已經(jīng)不在國民黨這邊了，連范紹增這種被認為是“忠于黨國”的地方軍閥都反了，那國民黨的失敗就真的無可挽回了。

說到底，蔣介石的失敗，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失敗，更是社會治理上的失敗。他始終沒能真正整合中國的社會，尤其是在四川這種地方勢力盤根錯節(jié)的省份。他依靠的是現(xiàn)代化的軍隊、特務(wù)和官僚體系，但他看不懂、也看不起像“袍哥”這樣植根于民間的古老力量。

可范紹增用行動告訴他：官職是你的，但人心是我的。在這片土地上，有時候，江湖道義比政府法令更好使。

范紹增起義后，被任命為解放軍宜賓分區(qū)副司令員。建國后，他歷任河南省體委副主任等職，也算是善始善終。這位昔日的“哈兒師長”，在歷史的關(guān)鍵節(jié)點，做出了最精明的選擇。

參考文獻：

1. 王維綱。《策反范紹增、郭汝瑰、裴昌會起義的回憶》。《重慶文史資料選輯》，1982年。
2. 四川省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四川近現(xiàn)代人物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3. 達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達州市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