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哲學與世界、哲學之路

作者：李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作者：李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學校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做學問的地方，千變萬化，說破天，它也不是養雞場。

現代建筑朝養雞場發展，我們無可奈何；辦公室朝養雞場發展，我們也無可奈何；但一流大學辦成養雞場，我是堅決反對。

前不久，清華大學建筑學院請我演講。演講前，我說過幾句題外話。我說，我對學校還是老看法，非常簡單。我理解，學校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做學問的地方，千變萬化，說破天，它也不是養雞場。現代建筑朝養雞場發展，我們無可奈何；辦公室朝養雞場發展，我們也無可奈何；但一流大學辦成養雞場，我是堅決反對。

過去，吃雞是奢侈，要起早摸黑到西單排長龍，那是因為貨源奇缺。現在有了養雞場，從無到有，從少變多，當然是好事。但多了以后，大家才會懷念土雞。誰都說土雞好吃，這是吃雞人講的道理。對他們來說，一流的雞，肯定不是養雞場的雞。但養雞場的道理不是這樣，它要的不是口感，而是效率。因為你養一年的土雞，下一年的土蛋，也頂不上它一天的產量。它的老板說，我的可行性，我的優越性，那是被事實證明了的。

第一它已全面占領市場，我的雞蛋一上市，其他雞蛋，全給我滾蛋；第二，你說土雞好，現在要吃，得多付錢，邊緣化的結果，是抬高了土雞的身價（將來的人文關懷，下場必然如此），這是慈善之舉，挽救土雞，你得感謝我。這就是老板的邏輯，句句都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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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想，如果我們的老板，他們真的一意孤行，非把大學當養雞場來辦，以為只要手上有定人去留的生殺之權，囊中有驅鬼推磨的足夠資金，只要精挑細選，把剩下的人，張課題大網，一個不拉，全都收編在內；只要用“二桃殺三士”的競爭機制（人跟人斗，其樂無窮；校跟校斗，其樂無窮），讓所有雇員互相激勵（掐吧），再輔以量化管理的學術泰勒制（為便于管理，便于監督，也便于匯報，學校何不制造一種“人才卡”，把各種報表，連格式帶記錄，還有工資獎金，全都輸入其中，每次只要輸幾個數字就行，省得我們成天填表，也累壞了學校的辦事人員），隨時觀察母雞下蛋。這樣，我們就會有所謂“一流大學”。

目前學校中的“弊政”，早已是有目共睹，很多問題沒曝光，但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峰是按“成績”發錢，這是關鍵所在。大家不能不靠“成績”吃飯。比如說，各大學的申報博士點，申報基地，申報項目，申報優秀博士論文，以及各種名目繁多的獎項，都是所謂“成績”。

各個學校，所有教員，都是圍著這些“成績”團團轉，整天評這評那，花樣多得不得了。誰都知道這是上下欺哄，虛假成風，但誰都樂此不疲，趨之若鶩，即便有一二潔身自好者，也是想躲都躲不了（學校早就不是凈土，哪有桃源可避秦）。當今，虛糜國帑，浪費人才，糟蹋品牌與傳統，誰都不心疼。文革的說法是“與其他篡黨，不如我篡黨”。現在的說法是，錢不能全叫王八蛋（別的同行，別的院系，別的學校）花了。

中國有句老話，叫“識時務者為俊杰”，翻成現在的話，就是只有懂得可行性者，方為當今最杰出的人物。抗戰時期叫“曲線救國”，時下講法叫“求生存”（當系領導的最愛說這句話）。這和文革時期大家使用的邏輯是完全一樣。我聽過很多人抱怨，包括身為校長的領導抱怨，名氣很大的學者抱怨，大家心里都清楚，就是沒有膽量說。或者找點客觀原因吧，是問題山積，憑個人的力量搬不動。況且，我們都深陷其中，誰也不干凈，這和文革的困境也一樣。

現在的學校，同從前相比，有很大改觀，但主要都是外裝修，樣子貨（上面的檢查，專看這些）。我們面臨的問題不但是資源浪費，而且是誰浪費，誰致富，致富方為先進。不是壞人不出頭，不是好人不發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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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大家哭窮，想錢都想瘋了，但可悲的是，現在我們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土地。人和人的寶貴時間，全都用來堵錢眼（像黃繼光那么英勇）。錢越給越多，活也越干越大（現在的學術都是訂制的學術，就像過生日的蛋糕一樣）。為錢寫書，為錢開會，為錢制造虛假學術，最后犧牲的是大家的學術生命。四海無閑田，農夫都忙死，所失并不讓于所得。

話說回來，我想講一句話，現在高校中的事情絕不只是高校本身的問題，許多前提就值得懷疑。比如，我們的老板，什么都拿外國說事，什么都拿改革說事，這正是最最值得討論的地方。如果我們真的想把學校搞好，真的想把國家搞好，就要一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一切從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其實這話，過去的理解太籠統，我說的人民，是要落實到人，因為沒有人，哪來的人民呢）。我有幾條建議：

第一，學校改革，首先應該改革的就是學校領導本身，包括他們的辦事機構，包括他們的辦事方法，張文康式（他只是個符號）不說人話的人，應該下臺。

第二，學校的領導應深入實際，一切從學校的教學實際和科研實際出發，不是教學研究為金錢（或上級部門）服務，而是金錢（或上級部門）為教學研究服務，不是大家為學校的政績服務，而是學校為大家的工作服務，整個關系應顛倒過來。

第三，現在中國的很多做法，好的壞的，確實都是從外國進口。但我們不能認為外國的東西一切都好（現在出去的人很多，沒有必要神秘化），總得有點進口檢疫，不能把瘋牛病和口蹄疫也給咱們招進來。外國的東西也不是鐵板一塊，有好也有壞。我們不應一切照搬外國，特別是經變態心理放大，連外國人自己也不知道的外國，或只聽他們的老板（我們老板打交道的人主要就是這些人）介紹，把完全迫于商業壓力，連外國教授也深惡痛絕，嗤之以鼻，然而又無可奈何的事當我們的樣板。

第四，學校是廣大師生的學校，不是少數人的私產，它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應聽取廣大師生的意見，特別是像裁人這樣敏感的問題。任何方案的出臺都要有民主程序和合法性。特別是現在，我們的學校還不是私立大學，校方動手裁人，要有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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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改革不能目中無人，人不是數字，不是金錢定購的物品，不能輕言犧牲，哪怕是為了長遠利益（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而且絕對沒有第二次）。我們不能說，為了國際就該犧牲中國，為了理科就該犧牲文科，為了效率就該犧牲安全，為了鍋里就該犧牲碗里（更何況，有人是拿大家的鍋當他們家的碗），為了沒柴燒，就連門坎都給剁了。

第六，改革要有具體內容，不是為了機構而機構，為了數字而數字，什么成績都有，就是沒有學問，光點鈔票了。

另外，我想說一句，人才流動，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從原則上講，現在很多教授借口學科建設，借口事業傳承，借口部門利益（專業、院系和學校的利益），精心培養子弟兵，確實有打散的必要，他們哭鬧的人材流失問題確實不能一味姑息（這是我和很多先生不太一樣的看法）。但這件事做起來很難，我吃不準。

外國的辦法也是各有利弊，英國制度有英國制度的好處，位子少，不利晉升，但花在鉆營上的心思也比較少，這對學問有好處。美國制度是足球轉會制，商機無限，發展機會比較多，但它也有它的弊病，每年的search和教授上市，里面有太多的哄抬身價，當學者的，到處演講，到處面試，牽扯精力太多（教授沒有經紀人），對學問有破壞。

總之，我想說的是，在當今的社會變革中，改革的道理不止一種，不是只有老板的道理才是改革的道理。我們應該看到，西方社會的所有進步，并不只是生產力的進步，他們可以稱為文明的東西，沒有一樣不是非主流社會反抗和斗爭的結果（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結果）。

他們有各種工會組織、左翼團體，有社會制衡，有社會保障，其實是發展的“車閘”（雖然這個車閘也不太靈）。我們把西方文明中這些最先進的部分抽掉，把我們過去還明白的道理拋棄，那只能是向歷史上最野蠻落后的資本主義看齊，只能是向當今西方正在重新抬頭而且甚囂塵上的惡勢力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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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說的是，當今世界上的有識之士，所有有社會道德和起碼良心的人，誰都承認，發展是個很大的潮流，誰都難以抗拒和躲避。但他們不會因此而同意，發展的利益可以高于一切。

我們賴以生存的一切，我們的生命安全，我們的生態環境，我們的歷史文化，它們沒有一樣是低于它的價值，沒有一樣是可以為之犧牲（老子講的“天”、“地”、“人”、“道”和“自然”，哪樣都比它更大）。反對戰爭，反對污染，搶救和保護自然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一切被侮辱與被損害，遭受歧視和排斥的弱勢群體，這是當今最大的道義所在。（微信公號：哲學之路）

中國的法家有一句名言，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商君書·更法》引當時成語），這與他們對人性的洞察直接有關，應該說是很坦誠也很聰明的想法。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解，《孫子兵法》乃有“愚兵投險”的御兵之術。他說，一個真正高明的將軍，他的高明之處就在“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不告訴他們作戰意圖，不告訴他們行軍路線，好像登高而去梯，“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

這是現在還被許多“改革家”祭為法寶的東西。但在一個有高度民意監督的社會里，在一個事情涉及廣泛公共利益的領域里（學校在目前還是國家財產），這樣的管理模式，是絕對不允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