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白玉堂到蝙蝠俠，從包公到波洛，這些跨越時空的文學形象共同啟示我們：法治文明的進步，既需要堅守程序正義的底線，也不能遺忘對實質正義的追求

文｜朱廣思，法治周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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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探文藝精選】

欄目主持人：何家弘

筆者在整理古籍時，發現一個有趣現象：翻開《包公案》“烏盆記”一節，開篇便是“話說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在戲劇中也是一樣，上場一定要先自報家門，姓名、籍貫、工作、年齡都交代清楚，甚至臉上也要涂上不同顏色，讓觀眾一看就知道這是好人還是壞人。傳統公案小說本質上是道德劇，破案過程實為善惡分明的道德展示。像《西游記》那樣，有個別妖怪被降伏后才知道底細的，已經算是中國古代小說中很少見的懸疑了。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福爾摩斯探案集》中“波西米亞丑聞”的開場。貝克街221B的壁爐前，福爾摩斯通過懷表磨損痕跡推斷出華生兄長的酗酒習慣。這種基于物證的推理方式，體現了工業革命后的科學精神。西方偵探小說，恰恰誕生于現代法醫學興起之際，其核心是實證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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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美國作家埃德加·愛倫·坡發表了《莫格街兇殺案》，這被公認為西方文學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偵探小說。這部作品開創了“密室殺人”這一經典模式，塑造了文學史上第一位偵探形象——奧古斯特·杜賓。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劃時代作品的誕生與當時科學發展的背景密不可分：法醫學方面，1829年巴黎警署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司法鑒定機構——刑事鑒定局。而當時的社會背景是，工業革命推動實證科學思維普及。如《福爾摩斯探案集》“血字的研究”里，偵探通過測量血跡噴射軌跡重建犯罪現場。這種技術細節，與1892年阿根廷法醫第一次用指紋鑒定法破案獲得國際認可的時間幾乎相同。

中國傳統公案小說與西方偵探小說的發展軌跡呈現出鮮明的文化差異。從時間維度來看，中國第一部系統性的公案小說集《包公案》成書于明代萬歷年間（約16世紀末），這一時間節點比西方偵探小說的誕生早了整整兩個多世紀。然而，兩者之間的差異絕非僅體現在時間先后上，更深刻地反映在敘事模式和價值取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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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公案小說具有三個顯著特征：其一，道德教化功能居于首要地位，案件審理過程本質上成為善惡有報的道德展示舞臺。在《包公案》《施公案》等作品中，破案過程往往服務于彰顯“天理昭彰”的道德訓誡。其二，超自然力量在破案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許多案件依賴托夢、鬼魂顯靈等超自然方式獲取關鍵線索。其三，江湖俠客在案件偵破中占據主導地位，很多關鍵證據是由歐陽春、白玉堂等俠客角色而非官府力量獲取的。在《三俠五義》“鍘美案”中，包公憑借夢兆斷定陳世美殺妻。這種“神判”方式，在《洗冤錄》等古代法醫著作中屢見不鮮。傳統司法中雖然有五聽制度（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但其本質是一種經驗判斷。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偵探小說在三個方面實現了重大創新：首先，科學推理成為破案的主要手段，大部分案件都是通過物證分析和嚴密的邏輯推理得以破解。其次，作品特別強調程序正義原則，注重證據鏈的合法性和完整性。最后，對人性的深入探索成為重要特色。許多作品都包含對犯罪心理的細致描寫，展現出對人性的復雜認知。

這種差異本質上反映了東西方法律文化的不同演進路徑。有研究顯示，中國古代司法更注重“天理人情”的有機平衡，追求實質正義的實現；而西方現代司法更強調“形式理性”的完善，注重程序正義的保障。中國古代司法中的人文關懷與西方現代司法的程序理性，都是構建現代法治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包公案》中白玉堂夜闖沖宵樓、《施公案》中黃天霸夜盜官印等情節，實際上構成了現代法治意義上的程序違法。傳統公案中的俠義行為，往往游走在合法邊緣，這反映出人治社會的司法特點。至今這種情節在現代偵探小說中已經不常見，但這類“法外正義”的敘事模式在現代法治文學中并未完全消失，而是發生了有趣的形態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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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流行文化中，類似的情節更多出現在《蝙蝠俠》《蜘蛛俠》等超級英雄題材中——哥譚市的黑暗騎士同樣在法律的邊緣游走，以私刑懲治罪犯。這種跨文化的敘事延續暗示著：即便在現代法治社會，人們對“實質正義”的渴求與“程序正義”的約束之間，依然存在著張力。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筆下的波洛偵探。在《東方快車謀殺案》的經典場景中，這位比利時偵探堅持“每個人都有權接受正式審判”的原則，即便面對罪大惡極的兇手也拒絕私刑處置。這種對程序正義的執著，與西方深厚的憲政傳統一脈相承。從1215年《大憲章》確立的“正當程序”原則，到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的程序保障，程序正義理念已深深植根于西方法治文化之中。

從白玉堂到蝙蝠俠，從包公到波洛，這些跨越時空的文學形象共同啟示我們：法治文明的進步，既需要堅守程序正義的底線，也不能遺忘對實質正義的追求。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統公案小說中的智慧與缺憾，都成了建構現代法治文明的珍貴思想資源。而無論東方青天還是西方偵探，對正義的追求是人類永恒的司法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