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金融時報》網站7月17日報道，一項研究發現，今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合作國家的新投資和建設項目合同金額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

這與中國積極拓展海外市場和深化國際合作的努力相符，而與此同時，美國的政策則傾向于對貿易伙伴加征高額關稅。

研究數據顯示，僅僅在2025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和工程合同總額就高達1240億美元，這已經超過了去年全年的總和。

專家指出，今年增長特別快的一個原因是出現了好幾筆規模超過100億美元的大項目。

能源領域是中國投資最集中的地方，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項目，半年就達到440億美元，同樣創下了歷史新高，比去年全年還多。

同時，在風能、太陽能和垃圾發電等清潔能源項目上的投資也接近100億美元，也是新紀錄。

東南亞國家吸引了最多的中國投資增量，這主要是因為很多中國企業選擇在那里建立海外生產基地。緊隨其后的是中亞地區。

分析人士認為，歐美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貿易摩擦和壁壘不斷增加，這意味著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很可能會繼續增長。

一個重要的例子是，中國已經對幾乎所有從非洲友好國家進口的商品實行零關稅，而這些國家未來向歐美出口可能會面臨新的關稅（如碳關稅）。

這種變化很可能會改變全球的貿易和投資方向。

1. 從鋪路搭橋到戰略樞紐

回想“一帶一路”倡議啟動之初，給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那些“點狀”的項目：修一條鐵路、建一座電站、架一座橋梁，或者開發一個礦山。

這些項目當然重要，它們像一顆顆“鋪路石”，初步搭建起了中國與參與國之間的經濟聯系通道，解決了燃眉之急的基礎設施瓶頸。

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的“打基礎”階段。

然而，現在出現的動輒百億美元級別的“超級項目”，性質就完全不同了。

它們不再是孤立的“點”，而是精心規劃的、高度“綜合化、區域化”的“戰略樞紐”。

例如，在一個地理位置優越的沿海地區，中國資本不僅僅投資建設一個現代化的深水港口，同時圍繞這個港口，規劃建設一個大型的工業園區，吸引上下游配套企業入駐，并配套建設可靠的能源供應體系（比如電站或電網），甚至可能包括物流倉儲、商業服務等設施。

這就不是簡單的“1+1=2”了，而是一個能產生“1+1>10”甚至幾何級數效應的“區域經濟引擎”。

為什么說這種轉變是“質變”？

因為它意味著中國的角色從“幫手”到“舵手”的變化。過去，中國更多是作為建設者或投資者參與單個項目（“參與者”）。

現在，通過主導這種大型綜合性樞紐的開發，中國實質上在深度參與甚至引導一個區域的發展藍圖（“區域發展主導者”）。

涉及到整體規劃、產業布局、長期運營等核心層面，影響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百億級的投資體量巨大，涉及的利益方眾多且深入，對參與國來說，這樣一個綜合樞紐能創造海量就業、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提升區域地位、帶來持續稅收，其經濟價值和社會效益遠超幾個分散的小項目。

深度嵌入當地經濟肌理的項目，使得參與國與中國之間的經濟紐帶變得極其緊密且難以替代。

這比單純借錢修路建立的聯系要牢固得多、持久得多。

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具備掌控關鍵節點的能力，并逐步提升戰略話語權。

這些大型樞紐項目往往選址在具有戰略意義的位置：可能是重要的能源運輸通道（如某些港口），可能是國際貿易的關鍵節點，也可能是資源富集區的門戶。

通過建設和運營這些樞紐，中國實質性地增強了對這些關鍵經濟命脈和貿易路線的“存在感”和影響力。在全球化遭遇逆風的今天，擁有這樣的戰略支點，對于保障供應鏈安全、拓展市場空間、增強國際博弈中的話語權，具有難以估量的價值。

再者，這也不僅僅是投了更多的錢（量變）的問題，更是投向了能撬動更大價值、產生更深遠影響的地方的選擇。

一個成功的區域樞紐，就像一個強大的磁場，能持續吸引人才、資本、產業聚集，重塑周邊的經濟地理和供應鏈網絡，其產生的長期綜合效益，遠非分散項目的簡單相加所能比擬。

舉個例子：設想在東南亞某個扼守重要海運航道的國家，中國主導投資建設一個“港口+臨港工業園+配套燃氣電站+物流中心”的綜合體（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百億級項目）。

這個項目帶來的不僅僅是港口吞吐能力提升、電廠發電、工廠開工。它可能吸引全球制造企業將部分產能轉移到這個成本更低、貿易更便利的工業園；港口會成為區域貨物集散中心，改變原有的物流路徑；帶動當地配套服務業發展；提升該國在區域供應鏈中的地位。

中國資本通過這個樞紐，深度融入了區域經濟循環，并在其中扮演了核心組織者的角色。這就是“戰略樞紐”的力量，也是“一帶一路”合作從“鋪路搭橋”的基礎階段，邁向“構建區域發展引擎”這一更高、更具戰略價值階段的最有力證明。

這種轉變，才是今年創紀錄投資額背后，最值得關注的深層次故事。

2. 打造高附加值區域中心

千萬別以為中國資本涌入東南亞，只是在復制過去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簡單“搬家”。

確實，部分服裝、制鞋等對成本敏感的產業在向東南亞轉移。

但越來越多技術含量更高、資本更密集的產業環節也在落地。

我們看到中國的電子企業（如手機、電腦零部件廠商）在越南、馬來西亞建立龐大生產基地；新能源巨頭（如光伏組件、電池企業）在泰國、印尼布局。

這些產業對供應鏈配套、工人技能、基礎設施的要求遠高于傳統低端制造業。

中國企業其實正有意識地將東南亞基地打造成為其全球供應鏈網絡中更高附加值的一環。

這里可能承擔著最終產品的組裝、測試，甚至是某些關鍵零部件的制造，而不僅僅是最基礎的加工。

中國母公司則牢牢掌控著研發、核心部件（如芯片、高端材料）生產、品牌營銷和全球供應鏈管理等高附加值環節。

東南亞正從“代工車間”向“區域制造與出口中心”進化。

東南亞本身就是一個擁有超過6億人口、中產階級迅速壯大、消費潛力巨大的新興市場。中國企業在當地投資設廠，不僅能服務歐美，更能直接貼近這個快速增長的本地市場。

在當地生產，可以更靈敏地響應需求變化，減少物流成本和時間，規避潛在的貿易保護，并通過本地化運營（雇傭本地員工、適應當地文化）贏得消費者好感，實現真正的“深耕市場”。

因此，中國資本在東南亞“一帶一路”投資中占比的提升，其戰略價值遠超投資金額本身。

3. 貿易流向大轉移

波士頓大學麗貝卡·雷教授的眼光非常毒辣，她點破了“一帶一路”蓬勃增長背后一股強大的“無形之力”：一邊是歐美不斷壘高的貿易壁壘墻，一邊是中國主動敞開的市場準入門。這一“推”一“拉”之間，全球貿易的河流正被一股強大的力量牽引著，發生著肉眼可見的改道。

以前，你的產品主要銷往富裕的歐美市場。但現在情況變了：歐洲開始征收“碳關稅”（CBAM），如果你的生產過程不夠“綠”，就要額外付錢；美國也可能隨時祭出新關稅大棒。

這些壁壘就像突然出現的“過路費”和“不確定的關卡”，大大增加了你把產品賣到歐美的成本和風險，前途變得模糊不清。

而這時中國宣布對非洲53個建交國的幾乎所有商品，實行零關稅！ 就像在另一條貿易通道上，拆除了所有收費閘口，鋪上了紅地毯。

這種巨大的“制度溫差”產生了強大的“虹吸效應”。

對“全球南方”的國家來說，繼續硬闖歐美那堵越來越高的墻，代價高昂且前途未卜；而轉向中國市場，通道更順暢、規則更透明、風險更低。

貿易流向的調整，從一種“可能”變成了近乎“必然”的選擇。

如此就不再是簡單的“哪里的買家出價高”的問題了，而是“哪條路能走得通、走得穩”的選擇。

而且，中國做的遠不止是對非洲的零關稅。

在整個“一帶一路”框架下，它正系統地編織一張更“親南方”的貿易網絡：升級自貿協定、減免關稅、推動用本國貨幣直接結算（避免美元波動的風險）……

這些舉措都是在鋪設新的貿易軌道，打造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節點的、替代性的全球貿易體系。

當西方用保護主義制造“真空”和“痛點”時，中國就用積極的“制度供給”（更友好的規則、金融支持、市場準入）去填補和解決，吸引伙伴們把貿易重心轉向東方。

這加速了全球貿易從過去以歐美為中心的單一格局，向多中心、多節點共存的新時代邁進。

4. 最后幾點看法

中國的企業現在往外走，特別是沿著“一帶一路”國家投資建廠、搞工程，手里其實是捏著幾把好牌的。

國家層面談下來的政策是真金白銀，比如賣給非洲幾十個國家的貨，關稅基本為零，成本一下子比歐美對手低一大截。在東南亞做生意，有區域貿易協定罩著，關稅低、手續簡單。

手頭緊也不怕，國家開的銀行和像亞投行這樣的機構，能給好項目提供利息劃算的貸款，解決啟動資金的大問題。

認為自己的能耐還行，不想只能干點零活的話，可以從修港口、架電網、建發電站（不管是燒天然氣的還是靠太陽風力的），到蓋大工廠生產手機、汽車零件甚至整車，這些方面著手。

尤其是在東南亞開廠子，咱摸索出個好法子：最核心的腦力活（研發設計）留在國內，需要人多或者怕高關稅的制造環節（比如高端的電子零件、電動車部件）就放到泰國、馬來西亞這些地方，東西照樣能賣到歐美去。

這樣成本控制住了，效率也高，還能躲開貿易摩擦的雷。

另外，現在全世界都在急著搞清潔能源，咱們在太陽能板、大風車、大電池這些技術上，那是又好又便宜（比國外便宜個三分之一到一半很常見）。

“一帶一路”上的國家自己也要發展、也要用電，還頂著環保壓力，對咱們這些綠色技術渴求得很。

現在投錢進去，正是搶地盤、占市場的好時機。

看看今年上半年的數字，咱投過去的清潔能源錢漲了快七成，機會就擺在那兒。

綜合而言，“一帶一路”的核心在于實現了一場質的飛躍。投資策略已從過去的廣泛撒網轉向精準聚焦，資金正被用在能源命脈、東南亞制造樞紐、中亞資源要地以及足以改變區域格局的百億級巨型綜合項目等關鍵刀刃上。

項目的運作模式也隨之升級，從早期以蓋樓修路為主的硬件輸出，進化到幫助規劃新區、打造產業生態、輸出游戲規則與標準的“硬件+軟件/規則標準”綜合賦能，非洲零關稅區便是這種規則輸出的典型例證。

這一轉型敏銳地踩準了當前時代的鼓點，抓住了全球供應鏈重構、能源市場劇變以及歐美保護主義抬頭的“機會窗口”，通過實實在在的制度開放（如零關稅）和產業轉移（如東南亞建廠），不僅鞏固更放大了自身的經濟影響力。

與此同時，綠色理念已從附加項躍升為主流，環保不再僅僅是負擔或噱頭，而是項目成功、風險可控的核心競爭力，更是未來爭奪國際話語權不可或缺的基石。

不過，百億級的超級項目如同巨輪，一旦遭遇債務風暴、地緣政治暗礁或運營失誤，其造成的損失和波及范圍遠非小型項目可比，需要極其精細的風險管理導航。

西方推動的“去風險”戰略正形成一股逆風，可能給在東南亞等地投資的中國企業設置更多障礙和審查，增加額外的合規與運營成本。

大規模投資和產業轉移的成功，更深層次依賴于其能否真正落地生根、惠及當地——即創造優質就業、帶來技術提升并充分尊重社區文化。

否則，極易引發“新殖民主義”的質疑和反彈，使好事變壞事。

此外，中國推動的綠色標準需要獲得更廣泛的國際認可，或與國際主流標準實現順暢接軌，這張“綠色駕照”才能真正發揮其全球影響力。

從這些方面看，“一帶一路”的倡議已駛入深水區。它不再僅僅是規模與數量的增長，更是戰略目標的聚焦、運作模式的升級、國際規則的塑造以及對時代脈搏的精準把握。

這是一場在全球格局動蕩背景下，主動布局未來經濟秩序與影響力的宏大實踐。

其成敗不僅關乎中國的海外利益，更將深刻影響未來數十年的世界經貿版圖與治理規則。

理解其背后從貿易虹吸到綠色轉身、從風險規避到戰略支點的深層邏輯，是讀懂這場世紀工程的關鍵所在。

本文作者 | 劉鎖鎖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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