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月暑期旅游進入旺季以來，全國各地頻出新招，發放消費券、夜間開放博物館、傳統景點結合AI、煙花和音樂會等新式體驗吸引了大批游客，暑期文旅市場呈現出一派火熱景象。

然而，旅游有時也會給當地居民造成困擾。前不久，知名富豪杰夫·貝索斯的“大婚”引起了廣泛關注。重點不在于婚禮本身或到場的名流，而是婚禮的所在地——威尼斯，這座世界旅游名城的大量居民對這場聲勢浩大的婚禮極為反感，齊聲發表抗議。他們認為此次婚禮是一次“權力宣示”，意味著富豪可以憑金錢對一座古城為所欲為，罔顧當地人的福祉和權益。

乍看之下，這種反對并無根據。首先，威尼斯是眾多大型活動的舉辦地（其中許多比貝索斯的婚禮規模更大），甚至此前也操辦過名人婚禮。這些活動對居民生活，生態環境等都不無影響。因此，很難理解為何此次貝索斯的婚禮被如此針對。而且，貝索斯已經為保障當地人的權益做出了一系列承諾——如注資改造當地住房，雇傭當地團隊為婚禮服務。

如要理解“抵制”背后的復雜動機，便有必要考察“過度旅游”這一現象。許多評論者都將這兩件事聯系起來。威尼斯長期為“過度旅游”所苦，其居民的福祉和權益也因此備受侵蝕。與其說他們的怒火直接指向貝索斯個人，不如說婚禮充當了導火索，引燃了他們對這一現象由來已久的不滿。

“過度旅游”的來龍去脈

乍看之下，理解“過度旅游”這一現象并無難度：當某地承受的旅游“載荷”大于承載能力，以至于人們感到旅游給當地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時（當然，此處的“嚴重”需要更精細的界定），這種現象便可被歸于“過度旅游”。

依照這種理解，造成過度旅游的原因非常多樣：交通工具日漸趨于廉價和普及化，部分群體擁有了更多可支配的休閑時間，乃至共享租房平臺的興起……這些都為“過度旅游”推波助瀾。但在種種因素中，有一個因素非常關鍵。如果說其他因素充當的是令“過度旅游”得以可能的“必要條件”，那么這一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視為推動“過度旅游”的“動因”——這便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過程。

以西班牙的旅游業為例，學者理查德·威廉·巴特勒（Richard William Butler）與瑞秋·多德（Rachel Dodds）指出，該國旅游業最近的一輪擴張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西班牙政府的自由化轉向。在“銀行家、跨國公司、進口商和旅游房地產投機商”的推波助瀾之下展開，這一新的“資本聯盟”搭建起了支撐新興旅游房地產積累模式的“城市增長機器”。

旅游業的確是資本的寵兒。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大衛·哈維就指出，為攫取利潤，資本必須塑造某種“獨特性”——其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必須獨具吸引力，無法為他人所取代。旅游業恰恰同一種天然的獨特性相伴相生。例如，如果某人在威尼斯某處得天獨厚的觀景地擁有一所旅館，那么他便自然而然，無需任何作為地獲得了一重“獨特優勢”。如哈維所說：“許多壟斷地租是建立在歷史的敘述、集體記憶的解釋和意義，以及重要的文化實踐等基礎上的……沒有什么地方會比倫敦、開羅、巴塞羅那、米蘭、伊斯坦布爾、舊金山或無論什么地方更具有那個地方應該擁有的特性了。”

《叛逆的城市》

大衛·哈維 著

葉齊茂 譯

商務印書館 2014年6月

此外，全球資本主義對旅游業的布局還受益于20世紀下半葉的新自由主義浪潮。為了解決經濟停滯和危機，許多國家放松了資本管制，鼓勵外資進入，開放眾多投資領域（包括土地交易），保障資本的種種權益。正是這一浪潮使得資本所有者有能力在發展旅游的旗幟之下，按照自身的利益來塑造全球范圍內的空間景觀。

正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按照自身攫取利益，獲取剩余價值的意愿來塑造旅游空間，“過度旅游”的問題浮現出來，且變得尤其嚴重、難以解決。

《美食、祈禱和戀愛》劇照。

根據各大媒體的梳理，資本主導下的旅游業發展至少會帶來以下幾方面的問題，而這些恰恰是人們在抱怨“過度旅游”時的不滿所在：

第一個問題涉及與當地人生活最相關的住房與工作。就住房而言，企業會試圖攫取某個旅游目的地里條件最優，最為便利，最具開發價值的土地。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談判議價能力，它們可以頗為輕易地從當地人手中獲得土地，將其高價租給游客。如此一來，當地人將被迫搬遷到不那么便利的地區。如若他們試圖居住在原址，高昂的生活成本會令其望而卻步。有威尼斯當地人表示：

“住房是威尼斯的主要問題之一。尤其由于Airbnb的存在，大多數人為了多賺錢，選擇把房子租給游客而不是工人或學生。結果呢？威尼斯本地人對公寓的需求出現了巨大的供需缺口。”

更進一步地，一旦邁出了發展旅游的步伐，當地人的工作也必須同游客的需求和節奏相匹配，并在更大程度上以賺取利潤為目標（否則將難以支付高昂的租金）。在刊登于“負責任旅游”（Responsible Travel）網站的一篇文章中，作者以威尼斯的餐飲業為例，指出：

“小型家庭餐館除非適應快速的客流周轉，否則將舉步維艱。游客，尤其是時間緊迫的一日游游客，通常希望快速用餐、付款并返回觀光景點，而當地人則更喜歡悠閑地用餐。那些不適應變化的餐廳被低成本的連鎖餐廳所取代，這些餐廳通常提供劣質食物，但價格仍然很高。”

同時，資本主導下的旅游業發展還會帶來城市的“迪士尼化”這一問題。一個悖論性的場景是，雖然人們往往是因為向往某地的獨特特質而前去旅行，但實際上，他們所期待的又恰恰是普遍意義上的“舒適”和“放松”。因此，出于吸引游客、賺取最大利潤的需要，企業往往會掏空城市的獨特特質與內涵，將其打造為帶有某種獨特性外表，但內在千篇一律的“迪士尼主題公園”。而這一點無疑會招致當地人的不滿。

《速度與激情3：東京漂移》劇照。

更不待言的，便是資本主導下旅游業盈利的分配不均。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旅游業雖然帶來了“好看”的經濟指標，但其究竟讓多少人，在何種程度上獲利，則是高度存疑的。

簡言之，當我們以“過載”和“負面效應”界定“過度旅游”時，這兩點都與如下事實相關：在主要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旅游業的發展是在一種“不受約束的資本邏輯”的推動之下得以展開的。正因為資本逐利的傾向不受限制，故而企業會罔顧旅游目的地的承載能力吸引客流；也正是在企業的主導之下，一系列極具負面效應的改變得以發生。事實上，完全可以料想的是，在資本的影響力得到限制的情況下，許多負面效應也可以得到控制。例如，不難想見，如果通過發展旅游獲得的收入能更公平地分配并適當地投入到基礎設施的改善中，當地人的不滿無疑會大大降低。

由此，一種在資本面前捍衛“城市權利”的呼聲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依照大衛·哈維所說，城市權利可被界定為“按照我們的期望改變和改造城市的權利”——正是這種權利使得城市是“市民的城市”而不是“資本的游樂場”。不難意識到，過度旅游催生了威尼斯居民對自身“城市權利”的認識，讓它們感受到了“城市權利”在資本面前的脆弱。而貝索斯的婚禮進一步加深了他們的“被剝奪感”，進而構成了抵制運動的催化劑。

城市的權利與治理的危機

有剝奪城市權利的趨勢，自然就有捍衛城市權利的方略。對于如何在享受旅游之“利”的同時避免其“弊”，消解“過度旅游”的消極后果，已有一系列治理舉措得到了采用。依照各大媒體的梳理，有如下舉措較為典型。

提價和限流都是常用的方法。但就前者而言，如若提價幅度太高，那么便會招致爭議。畢竟，依照價碼提供不同質量的服務是一回事，但將價碼當作“能進入景點”和“不能進入景點”的準入門檻，則很容易讓人感受到一種赤裸裸的，基于金錢邏輯的歧視。事實上，現有的提價措施往往較為溫和（如威尼斯曾嘗試向每位一日游游客征收5歐元），故而效果不太明顯。“限流”則相對公平，但其對于治理能力的要求極高，所需付出的成本也較高。有學者提到：“此類措施必須宣傳到位、公平透明且執行公正……關鍵在于廣泛接受、嚴格執行和大力宣傳這些安排。”此外，限流措施還常常激起旅游業從業者的不滿。

另一些方法則頗具創造性：首先，威尼斯采用一種叫作Fairbnb的新型房屋租賃應用平臺，與市場上更為常見的Airbnb互競。使用Airbnb時，許多資本所有者會收購大量的房屋并予以租賃。事實上，據CNN報道，Airbnb上威尼斯三分之二的房東擁有多個房源，許多房源都歸房地產投資者所有，他們買下大量公寓出租。這種做法無疑是為“土地兼并”推波助瀾，也使得房屋日漸被一部分人壟斷性地擁有。然而，Fairbnb則會詳細審核租賃者的資質，不允許單一的房屋所有者大量出租。同時，Fairbnb還將以其收入反哺市政，文物保護。很顯然，Fairbnb的設置思路正是限制資本邏輯，使之無法不受約束地運轉。

《007：大戰皇家賭場》劇照。

同時，威尼斯還引入了前沿技術。有報道提到，該城加裝了大量監控，可以“精確統計城里的游客數量以及他們去了哪里”，并進行各種各樣的分析（如分析游客的來源地，出沒時段等），為精準管理提供參照。事實上，這一舉措所秉持的總體思路是，在不改變游客數量的情形下增強旅游目的地的承載力。秉持類似思路的還有一系列基礎設施改造措施。在這一方面，威尼斯也嘗試了各種措施，包括“在主要的水上巴士站設立居民專用通道，以及在人流高峰期設置旋轉閘門，將居民與游客區分開來。”

這些措施效果各異。但總體上，在一些熱門旅游地，它們雖有效果，卻未能完全解決問題。例如，在西班牙，發生過非常嚴重的抵制事件——2800名巴塞羅那的抗議者用水槍襲擊在周邊用餐的游客。而在威尼斯，市民的不滿也逐漸累積，爆發為本次對貝索斯大婚的強力抵制。

這些措施之所以效果不顯，或許不是因為它們本身是多么糟糕的主意，而是因為，執行這些措施往往涉及多個層面的“協同”，而這種“協同”相當困難。“協同”有時存在于政府和市民之間：例如，不難想象，Fairbnb如要取得更廣泛的使用，那么既需要得到市民的配合，也有賴于政府的推廣和支持。還有些時候，舉措的落實需要政府不同部門，不同層級間的協同。例如，雖然遏制過度旅游對于捍衛廣大居民的“城市權利”至關重要，但不可否認的是，其會使得一部分以旅游業為生的市民面臨困難。如何“善后”，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地方政府和單一部門的能力，需要復雜的協調與配合。

《致命伴侶》劇照。

但縱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經驗中，我們常常看到相反的場景。例如，低層級的政府最直接地感受到了過度旅游的壓力，有意愿改變但缺乏能力。而高層級的政府或許有能力“做些什么”，但其癡迷于過度旅游帶來的“好看”的經濟數據，對負面效應的體會也并不直觀。

這種“協同”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鮑勃·杰索普處得到理論化，被稱為“元治理”問題。簡言之，杰索普指出，在面對復雜問題時，“治理”本身也面臨著困難和危機：“多元治理主體的興起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如治理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協調困難、責任不明等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種能夠整合和平衡多元治理主體之間關系的治理理論。”可以預想的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元治理”理論或許正是治理“過度旅游”的下一步所迫切需要的。

雖然這些舉措的效果距離理想狀態尚有差距，但必須承認，它們還是體現出了卓越的創造力，且頗具啟發性。同時，其所秉持的部分理念也頗具洞見。例如，一個叫“負責任旅游”的概念近年來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其含義是“旅行應被視為一種特權而非權利，而且我們應該謹慎使用這項特權。這意味著旅行的方式應最大限度地發揮積極影響，最大限度地減少負面影響。”。

這一理念頗有見地，它意味著購買旅游體驗并不像我們購買通常意義上的商品，只要買下，就可以“怎么舒服怎么來”，擁有了對其“為所欲為”的所有權（這是很多人的潛在觀念）。這一理念邀請人們回歸旅游的“本心”，即對異質性文化和景觀的體驗——這種體驗需要建立在尊重和交流之上。

“斷裂”與“縫隙”

遏制“過度旅游”不僅需要構想行之有效的舉措，還需要有力的社會運動。不難想見，任何舉措都不會自然而然地得到落實，要推行它們，便需要一定的“動力因”，而社會運動便在很大程度上扮演著這一角色。在國外苦于“過度旅游”的城市中，形形色色的社會運動層出不窮。在抵制貝索斯婚禮的過程中，我們便可以看到社會運動的不同形式。因此，有必要理解這些運動的成因，組織形式等要素。

依照大衛·哈維的論述，對“城市權利”的爭取往往構成城市社會運動的關鍵動因。如巴黎公社運動，固然是一次無產階級革命，但推究無產階級投入革命的心理動因，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這樣一個事實：他們感到自己熟悉的城市空間和生活方式在巴黎的城市改造中受到了破壞。以此觀之，威尼斯的抵制運動似乎共享了同樣的動因。這一點從抵制者的口號中便可窺見一斑。他們聲稱“不要國王，不要貝索斯”。這表明，他們希望重塑自己對城市發展的把握，讓自己的意愿能塑造城市的生態、文化、基礎設施等維度。

《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

大衛·哈維著

黃煜文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9年12月

然而，雖然共享了相同的動因，但在不同場景下，社會運動的形式和目標卻截然不同。很顯然，巴黎公社旨在顛覆現存的政權并代之以全新的政權，而當下的城市運動（如威尼斯的運動）卻顯然不具備這樣的野心。這些運動旨在通過“施壓”來消解特定現象。事實上，運動中的某些行為顯得十分“抽象”甚至“兒戲”——例如，抵制者聲稱要在威尼斯的水道里放入大量的充氣鱷魚。

由此，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便浮出水面，這種形式的轉變背后隱伏著怎樣的線索，而這種轉變又意味著什么？

要理解這一問題，不妨援引美國理論家埃里克·賴特的類型學。賴特區分了多種社會運動的形式，有兩種形式適合被援引來分析這一問題。第一種是“斷裂式”的變革運動——采取徹底的不合作態度，甚至顛覆現有的權力機器；另一種形式則是“縫隙式”——在不挑戰現有主流的生產方式與權力機制的情況下建立一些“反主流”的機制。

Erik Olin Wright,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Verso, 2010.

賴特表示，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純粹且激進的“斷裂式”變革越來越難以被接受。這是因為，激進的斷裂式變革往往伴隨著對現存的種種社會運行模式的破壞，這會不可避免地在一段時間內造成混亂和生活方式的下降。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正因其普遍生活水平較高，這種階段性的苦難便越發顯得難以忍受。這也能解釋，為何許多成功的“斷裂式”變革往往發生在較為落后，生活水平低下的國家。

很顯然，在威尼斯的抵制運動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溫和的“斷裂式”變革與“縫隙式”變革結合的模式。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并不希望顛覆什么，而是希望通過示威，制造麻煩等一系列舉措來表明一種“不合作”的態度。同時，這種“不合作”的態度也是作為一種手段而出現，其目的則在于擴大能夠讓本土居民獲取城市權利的“縫隙”。目前看來，這一舉動取得了有限的效果——原定在威尼斯中心區域舉辦的婚禮因抵制而遷移到軍械庫——更邊緣的堡壘建筑群。至少從空間上，這是一次大眾“城市權利”的勝利——資本不受限制的運轉終究在城市中受到抵制，只得避入堡壘之中。

簡言之，透過貝索斯的婚禮以及與此相關的抵制運動，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過度旅游”同“城市權利”之間的張力——全球資本主義在按照自身意愿塑造空間景觀的同時也受到反抗和限制，正是這些沖突與張力參與塑造了我們如今所見到的城市景觀與城市運動。

參考資料：

大衛·哈維：《叛逆的城市》，葉齊茂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5/jun/27/jeff-bezos-lauren-sanchez-wedding-venice

Bianchi R V, Milano C. Polycrisis and the metamorphosis of tourism capital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24, 104.

https://www.spottedbylocals.com/blog/overtourism-in-venice-a-local-perspective/

https://www.responsibletravel.com/holidays/italy/travel-guide/overtourism-in-venice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gallery/2025/may/07/from-fishing-port-to-tourist-hotspot-how-skyscrapers-came-to-dominate-benidorm-in-pictures

https://edition.cnn.com/travel/battle-for-the-soul-of-venice

https://edition.cnn.com/travel/article/venice-control-room-tourism/index.html

Butler R W, Dodds R. Overcoming overtourism: a review of failure[J]. Tourism Review, 2022, 77(1).

Erik Olin Wright,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Verso, 2010.

撰文/謝廷玉

編輯/李永博

校對/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