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淮，中國社科院大學城鄉建設經濟系教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原主任。中國社科院大學建設經濟系系博士生導師、教授，住建部政研中心原主任；曾于1987年至1989在日本東海大學作訪問學者，1992年至1993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作客座研究員；出版有專著十余部，公開發表論文數百篇；主要研究領域：工業化理論、產業結構理論、區域經濟理論、人口就業理論等。

原題

北京經濟學院

77級校園二三事

作者：張 亮

我是正宗“新三屆”的頭，恢復高考第一屆，北京經濟學院77級，政治經濟學系，77411班的。

我還是正宗“老三屆”的尾，68屆初中。1966年初一沒念完就動亂停課了。混到1969年，說我們已經是“有知識”的青年了。于是一火車給拉到了內蒙古，上山下鄉多年。1975年回城，在一個小工廠工作，集體所有制。

那時有幾句很勵志的話，我是真實踐了的。一句叫做“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再一句叫做“活著一分鐘，奮斗60秒”。憑著一股子拼勁，我在那個小工廠當了個車間副主任，機加工車間。

那兩年多時間干得怎么樣，有個例子可以說明。臨高考前，被停近20年后第一次長工資，全廠投票，從青年二級工中“拔尖子”，長一級工資。一共選五個。有我一份。

這段話是個個人的背景交代。這個背景和后面說的二三事有關系，算是伏筆吧。

01

77級入學后，班里成立了團支部，讓我當團支部副書記。入學時還是冬末，轉眼到了春天。我就想，咱這團支部也得組織點活動啊？啥活動呢？春游。去哪？十三陵。我回我入學前在的那個小工廠，憑著以往和領導、同事的人緣，從廠里借了個拉貨的解放牌大卡車。車是廠里的，司機師傅也不能白辛苦吧?我又想方設法給開車的師傅搞了點汽油票。汽油票為什么能成為司機師傅的辛苦費，這里就不多說了。總之，這個出游活動的最重要條件就算具備了。

出游活動當天，風和日麗。四五十個春風得意的男女青年一路歡歌笑語，尚不熟識的同學們相互之間借此有了一番溝通了解。一天盡興，自然也留下了雖不多，但彌足珍貴的若干風采照片。

北京經濟學院77411班1978年春游留念，作者二排左3

一切順利。但返程路上出了個有幾分驚險的小插曲。

我們班里有個同學，入學前是公交公司開了多年“大公共”的司機，當然就持有著最高級的“大客”駕駛本。那年頭兒有駕駛本可是個令人稱慕的本事。他手癢，就要求返程開一段大卡車。廠里的司機師傅查看了他的駕駛本，也就同意了。掛檔、起步，一切操作都是“大公共”的標準，沒挑兒。

走著走著，忽見迎面過來一自行車，騎車人在兩車相錯時使勁向我們揮手，口中似還在大喊什么。站在車上前排的同學趕緊拍駕駛室的頂，讓車靠邊停下。下車一看，可不得了。車前輪轉向架一側掉下來拖在地上了！因為連接轉向架的一個銷子還是螺栓脫落了。大家趕緊分頭往回找。沒多遠距離，還真找到了。

重新安好，再上路。這回沒人唱歌了。大家想想都有幾分后怕。幸運的是，恰好迎面的那個騎車人看到我們車出了狀況，恰好他喊叫示意讓我們看到并停下了，恰好我們還能往回走把掉下的零件找到。

02

不記得是1979還是1980年的五一，我有個上山下鄉時的朋友結婚，我去參加婚禮。后來曾有句話，說一塊兒扛過槍的，一塊兒下過鄉的都是“鐵哥們兒”。借此相聚，大家自然有很多話說。婚禮當天很晚才散。

大約半夜12點多了，我一個人騎自行車回家。走到半路，忽然看見一個八九歲的小男孩單獨在馬路上走。我就覺得很奇怪。不合常理啊。這么大小的孩子怎么會這么晚自己一個人在馬路上走？而且是在節日前夜？我就停下車來詢問。為了取信孩子，我就告訴他我是哪個學校的大學生，叫什么名字，是個好人；如果有困難，我愿意幫助他。

果如我估計，孩子告訴我，是和家長鬧意見賭氣跑出來的；天黑后也不知該去哪，也不敢回家。當然不能讓這么大的孩子留在街上無目的地繼續走下去。我就用自行車馱著他，把他送回了家。他家里正在焦急萬分的父母自然千恩萬謝。

故事有趣的部分在后半段。

過了幾天，《北京晚報》登出了一封表達感謝的讀者來信。是那個孩子的父母寫的，說有個北京經濟學院的陳姓大學生，把他家盲目出走的孩子送回了家，特提出表揚。那年頭人們沒有多少咨詢信息的來源，這份提到北京經濟學院的《北京晚報》自然就有了很多人看到。

很多人看到，但并未有人問過是不是我。直到若干天后，才有能接近組織的同學悄悄透露給我，說我們班的政治輔導員看到這個報道后斷言，說這個做好事的人絕不可能是我，我不可能有這樣的好思想、高覺悟。

這句看似平常的評語決定了我后來的人生軌跡。

我聽到這句話后，立即明白，在掌握政治界限的人那里，我一定是屬在“另冊”中的；畢業分配時絕不會有我的好果子吃。我不能把命運再次交給別人去擺布。怎么辦？考研！從那時起，我就定下決心，考研，而且一定要考上；把畢業去向的主動權拿在自己手里。

并非我太脆弱、敏感。當時，從初諳世事的中學生時算起，歷經停課鬧革命、上山下鄉、工廠磨練的起伏跌宕，我已經有過十余年的社會歷練了，深知我的性格會給我帶來什么樣的命運。

我這一輩子，不論在哪工作，處在什么崗位，從來沒有甘于平庸過；總是禪精竭慮地力爭出色。曾有好友評價我說是鋒芒畢露，我知道他的本意不是夸我，而是想說鋒芒太過。盡管我從不和領導、同事鬧矛盾，但“木秀于林”，反而很難獲得有權管我的人的青睞。

因我入學前的經歷中有一大堆表彰受獎，入學不久我就被列在第一批發展黨員的名單中。但黨支部到我原所在工廠去外調，恰是廠里一位女性政工組長接待。在這位管政治的女士眼里，我是如何地目無領導、妄自尊大，以致讓那些黨的好干部都顏面無存，沒地方擺；這距離黨員標準也差太遠了；意思就是和階級異己分子差不多吧。有了這個定義，大學四年，我這個黨就始終沒能入成。其實，從入學不久的這次被否定起，我心里就已經知道了這個最后的結果。

03

大約是1980年暑假，我獨自到北戴河旅游。在經過海濱一處供外賓休息的石板平臺時，一個中國小伙子不慎滑倒，把后腦勺磕破，鮮血直流。在平臺躺椅上休閑的一對外國老夫婦立即起身救助，叫服務員拿來大概是為他們服務的備用急救藥品、紗布，給這個中國小伙子進行了止血、清創、包扎。我自然也近前幫忙，還兼做英文翻譯。由此就結識了這對外國老夫婦；并知道了，原來他們是西德駐中國大使修德先生和他的夫人。

以后，我和這對高級外交官的老夫婦還有過不多的幾次書信往來。無非是問候、感謝之類。他們從未問過我軍事部署、政治內幕之類敏感信息。給我印象，他們就和一對慈祥的中國老者差不多。

左起，修德夫人、修德大使、我和被大使夫婦救助的青年

當時，中國剛剛對外開放不久，人們對外國人還充滿陌生和好奇。而當時思想最活躍的新一代大學生也是外國人想有所了解的對象。自然雙方都有希望相互接近、相互交流的愿望。我忽發奇想，探尋地問了一次修德大使，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學院的學生球隊和西德使館工作人員來一場籃球友誼賽？我這個想法立刻得到了對方的積極回應，并就進一步安排提出了很多時間、地點、觀眾等的具體建議。

我立即把這個情況向院團委做了匯報。記得當時的團委的負責人一個姓劉，還有一個個子稍矮的叫李慶堃，不記得哪個是書記哪個是副書記了。他們倆與慣常充滿階級斗爭思維的政工干部不同。倆人都是很有熱情、勇于嘗試新事務的年輕人。國際友誼籃球賽的事立即得到了他們的積極肯定。很快，有關比賽的事情得到了院領導的批準。校隊立即被組建起來，并開始了有組織的訓練。

一切都很美好。但你永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個先來。

就在比賽的一切程序都已經被安排妥當，所有各方都充滿樂觀期待的時候，一次在國門初啟的中國一小朵對外開放的浪花就要掀起的時候，北京經濟學院一次民間交往性質的重大外事活動即將舉辦的時候，團委找到我說，接上級指示，國際籃球友誼賽得取消。院團委當然也對活動的夭折充滿了無奈、失望和沮喪。他們沒解釋是院外公安還是外事部門的意見，反正必須取消。我也沒深問原由。沒必要問。即使在當時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進取的機會也只能來自于運氣而不是必然。這我理解。

從那以后，我再也沒有和修德大使有過聯系。愿這位對中國人民充滿善意的老人和他的夫人安好。

04

77級入學時，北京經濟學院雖小，但有個自己的印刷廠。那時的院領導很開明，允許學生自己辦報。很正規的印刷質量，如同正式大報一樣。兩周或一個月一期。面向全體師生，包括教職員工。報紙的名字我記不太清了。有同學說叫學習時報，我不太肯定。因為學習時報是現在中央黨校的校報名。

從這張報紙開辦到我畢業，我一直擔任編輯，負責稿件的選擇、修改、定稿、劃版、簽發等。一個版面，如果只有一個標題，最大容量是8500字。這個我至今還記得。但登載整版文章的時候很少。一般一個版三到五篇稿件。

得說，這個報紙從開辦起，至少在我經手的過程中，院領導和院有關部門從未干預過，也從未有過稿件預審。可以說，真的是學生的自我辦報。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從未出過政治傾向、輿論導向之類的事故。

這個報紙不僅學生看，老師們也是比較關注的。這就有了一段或許值得記敘的往事。

有個年輕老師，姓名我不記得了，寫了一篇文章投到我們這個報紙。文章是關于計劃生育的。主要觀點是，建議政府設立一個“無嬰年”制度；每隔若干年有一次“無嬰年”；這一年不準生孩子；以此實現對人口快速增長的控制。

這篇稿件并非僅僅是一個雜談、設想，而是照著論文的路數寫的，論點、論據等頗有一定邏輯性。我看到后感到很新奇。因為這個主意似乎太有點標新立異了，就決定刊發。不僅刊發，我還配寫了一篇商榷的評論。

我配發的這個商榷也是按學術語言來寫的。主要觀點，一是人類生殖繁衍是有自然屬性的，這個自然屬性決定了其一定得有連續性、均衡性的特征。這個客觀規律決定的過程不可能按照人的主觀意志時斷時續，亦或在某一時間段內生而在另一時間段不生。二是人口變化也必須服從社會屬性的要求。婚戀、醫療、幼育、教育、就業等社會活動進行或者社會資源配置都不可能時有時無，或時大時小。三是人口政策的目標并非僅僅是人口的多和少、增或減，而是為了實現社會經濟的有序發展、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國民福利的最大化，任何人口政策都需要考慮其經濟性、效率性以及對公共利益、長遠利益的影響。

這兩篇文章是在同一個版面刊發的。文章刊發后在校園內引起了不算小的關注。以致在很多年后的同學聚會中，仍有人記得和不斷提起。

記敘這件事，并非是為表達一種自我炫耀。恰恰相反，很多年后每當想起此事，我都在心里很有幾分的不安。為曾經幼稚不安，為初出茅廬的不懂寬容不安，為對老師的不敬不安。其實，當時我的本意只是希望引起更多的學術性討論，讓我們的報紙更有學術氛圍；而絕無駁斥、嘲笑、嗆堵某個老師的動機。如果此事曾導致涉及的某個老師不快亦或有所傷害，我愿在此就當初的不當做發自內心的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