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后第二十七屆參議院選舉剖評之二

◆《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在7月20日結束的日本國會參議院選舉中，主張“日本人優先”和排外主義的極右翼政黨“參政黨”異軍突起，這一現象如同一記警鐘，被視為日本政治進一步右傾化的“危險信號”，其背后成因錯綜復雜，深刻反映日本社會深層次的矛盾與困境。

日本經濟上“失去的30年”宛如一場漫長的寒冬，讓整個社會陷入階層固化的冰窖。中老年群體在職業生涯中遭遇發展瓶頸，縣域經濟弱勢階層更是難以看到未來的曙光，對生活的迷茫與不安如影隨形。在經濟停滯的大背景下，民眾收入增長乏力，而育兒家庭更是背負著沉重的經濟負擔，教育、生活成本不斷攀升，讓他們喘不過氣來。

極右翼政黨“參政黨”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社會痛點，提出“國民負擔率上限35%”以及“每月10萬日元教育給付金”等政策。這些政策猶如冬日里的暖陽，精準地擊中了育兒家庭的經濟壓力，為他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希望。在郊區與中小城市，這些政策引起了強烈的共鳴，民眾看到了改變生活困境的可能，從而紛紛將選票投向參政黨。經濟困境成為參政黨崛起的現實土壤，讓其在選舉中得以生根發芽。

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日本社會面臨著文化認同的危機。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受到挑戰，年輕一代對國家歷史和文化的認知逐漸模糊。“參政黨”巧妙地利用了這一文化焦慮，通過重構“民族英雄譜系”，將圣德太子、德川家康等歷史人物并置，強化民眾的歷史自豪感。這種對歷史的重新解讀，讓民眾在精神上找到了一種歸屬感和認同感，仿佛重新找回了民族的根。

同時，“參政黨”主張在教育中植入“法政治哲學”課程，推動“民意意識改革”。這一舉措吸引了大量對歷史教育不滿的保守派選民。他們認為當前的歷史教育過于西化，忽視了日本自身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參政黨”的教育主張，為他們提供了一種回歸傳統、重塑文化認同的途徑，使得這些選民成為“參政黨”的堅定支持者。文化認同危機與歷史敘事重構，成為“參政黨”崛起的精神紐帶，將民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參政黨”宣揚“日本人優先”，明確反對“外國人接收擴大化”，提議設立“外國人統合政策廳”來強化管控，并且主張“外籍勞工不得參與公共事業崗位”。這種排外主義主張，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民眾對本土就業機會和文化保護的擔憂。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日本社會面臨著外來文化的沖擊和外來勞動力的競爭，一些民眾產生了排外情緒。“參政黨”抓住了這一心理，通過排外主義的宣傳，吸引了這部分選民的支持。

更為激進的是，“參政黨”的“新日本憲法構想案”明確要求刪除現有憲法第九條的和平條款，設立“國防軍”，并規定“天皇為國家象征與民族精神核心”。這種修憲主張，試圖打破日本戰后以來的和平憲法框架，讓日本重新走上軍事強國的道路。對于一些對現狀不滿、渴望改變的選民來說，這種激進的主張具有極大的誘惑力。他們希望通過修憲來實現國家的強大和民族的復興，“參政黨”的修憲主張正好滿足了他們的這一心理需求。

“參政黨”的異軍突起是日本社會多種矛盾與問題的集中體現。經濟焦慮、文化認同危機以及排外主義與修憲主張的交織，為“參政黨”的崛起提供了土壤、紐帶和條件。日本政治的右傾化趨勢值得國際社會高度警惕，這不僅關乎日本自身的未來走向，也將對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