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25日凌晨兩點，你還頂得住嗎？”醫生壓低聲音問。病房里彌漫著消毒水味，剛從手術臺下來、渾身纏滿紗布的呂凈一點了點頭，嘴角扯出一個極淡的笑——命，總算撿回來了。

那一刀差點要了他的命。事情發生在六天前的深夜，舞鋼市一條不起眼的小巷里，一輛出租車晃了晃燈光后熄火。兩名陌生青年提著尖刀沖上三樓，踹門、滅燈、連刺。刀光一閃，呂凈一胸口被扎，妻子鐘松琴拼死護夫，卻因失血過多，永遠停在了那一晚的時針上。兇手逃走不足二十分鐘，警笛劃破夜色。傷者被緊急送院，案子隨即升級為“特大故意殺人案”。

平頂山市公安部門動作極快——48小時內，兩名刺客劉國興、依志宏相繼落網。他們的口供驚人相似：指令來自一個叫田興民的人，酬勞五千。田興民又指向更高一層：紡織廠老板魯耀民。線索逐級上移，終于撞到了副廳級政法委書記李長河的名字。李，這位在地方上伸手就能遮天的“父母官”，為何要對一個副鎮長動殺機？答案得從五年前的八臺鎮說起。

1994年，呂凈一初到八臺鎮，身份是黨委副書記兼常務副鎮長。那會兒鎮里正籌備跨河大橋工程，工程款號稱“各村攤派”，村民怨聲沸騰。呂凈一走村串戶，翻賬本，發現攤派金額遠超成本，而背后的招投標環節全被李長河一手操盤。老百姓苦、鎮財政空、賬面卻越來越花哨，這讓自小家教嚴的呂凈一憋出一句話：“天塌下來，也得有人頂。”

頂住的后果很快就到。1996年，他被指“貪污挪用兩萬元”，案卷飛速移送檢察院，庭審不到半天，定罪、入獄。一年零兩個月的高墻生活里，呂凈一把判決書抄了十余遍，每一筆紅叉代表他認為的“漏洞”。出獄那天，他回到八臺鎮，面對李長河的安撫電話，只回了十個字：“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句擲地有聲的話，成了之后腥風血雨的導火索。

接下來三個月，信封像雪片飛向省紀委、最高人民檢察院。復查結果意外又合理：原案證據不足，判決撤銷，呂凈一無罪。通知書剛到手，他寫信給李長河，“判決撤銷，我會繼續反映問題”。字不多，卻像一記耳光。李長河的情緒直接爆表，他要的不是面子，而是“絕對安全”。在一次密室桑拿中，他和老友魯耀民敲定“打一頓，打殘最好”的計劃。魯耀民電話召來田興民，田又聯絡了兩個前科劫匪，悲劇的劇本至此成形。

只是李長河沒算到，河南省公安廳這次真的下了死力氣。隨著口供、水單、銀行記錄一一對上，1999年6月28日，李長河在辦公室被帶走。審訊里，他想撇清關系，卻被魯耀民一句“我戴罪立功”擊潰。2001年12月5日，安陽刑場，槍聲落定，一代“政法大員”歸于塵土。案件轟動全國，媒體用了“法治里程碑”來形容它的震蕩效應，百姓更關心的是：活下來的呂凈一，會去哪兒？

答案同樣出乎意料。舞鋼市委想把他調到糧食局，專業對口，待遇也不錯。可呂凈一覺得，糧食局前景有限，“我干這個，多半是守攤子”。環保局擺在面前，卻是個燙手山芋：編制少、預算緊、企業排污矛盾尖銳。別人避之不及，他偏偏看上了——“好歹能為老百姓添點藍天。”

2002年春，呂凈一掛牌環保局局長。辦公室里連像樣的沙發都沒有，他索性拉兩把舊椅子拼在一起當接待區。最麻煩的是執法。舞鋼鋼鐵、耐材、水泥廠家密集，排污費說起來幾十萬，但執行年年縮水。有人遞條子，有人遞煙，還有人直接亮出十萬元支票。“呂局，過個節，意思意思。”呂凈一把支票推回去，淡淡一句：“我妻子的命價都沒談攏，你拿什么跟我談？”

拒禮之外，他搞了一招“排污晝夜同步監測”。有人擔心人手不足，他自掏腰包買了最原始的取樣瓶，帶頭凌晨查廠。一夜風沙回來，臉上全是黑灰，老同事勸他歇歇，他擺手：“我進局子不是為待遇，是為空氣。”一年后，全市五家重點排污企業被限期整改，兩家直接停產。效益有損，但天空確實透亮了許多。老百姓出門曬被子，常夸他一句“呂局長真敢管”。

當然，譏諷聲也沒停。“瞧他那股子犟勁，遲早得罪人。”對此呂凈一并不在意。逢年過節，他干脆住進鄉下老家，一盆蒸紅薯、一碗腌菜就算一餐。岳父母心疼外孫女，總想往家里塞點禮盒，他輕輕關了院門：“禮留在你們這兒，情我領了。”

從反貪到環保，跨度看似艱難，其實邏輯一致——守底線。有人問他后悔嗎？他揉著逐年淡化的刀疤說：“要是當初低頭，也許還能升官發財，但那不是我。”話音落下，他轉身進了嘈雜的廠區，黃色安全帽在灰白煙塵中分外扎眼。

河南的天依舊多塵，可風一吹，總會露出藍。當年那場血與火的較量早已翻篇，但呂凈一沒停，他的通訊錄里，多了越來越多環保志愿者的號碼。偶爾夜深，他會在辦公室的白熾燈下寫報告，筆跡不算工整，卻每一字都力透紙背。旁人笑他太擰，他搖頭：“心里有桿秤，不能歪。”這句話，他掛在嘴邊，也寫進了生命里的每一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