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叔

1951年10月1日，我國駐印尼大使館舉辦的國慶招待會結束、送走客人后，大使脫掉上衣、光著雙膀，走到酒臺前，拿起一瓶飲料，舉起便喝。正在此刻，意外出現，一個外國記者竄了出來，對準喝飲料的大使連續按了幾下快門。

第二天一大早，印尼各大報紙都在頭版頭條報道了我駐印尼大使館舉行招待會的消息；照片中，有一張是大使光著膀子、手舉飲料瓶對嘴喝的畫面。“光膀子喝酒”事件發生后不久，這位大使被調回到國內，先在外交部、后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這個大使就是王任叔。

王任叔，乳名朝倫，譜名運鏜，字任叔，號愚庵，筆名巴人等，1901年9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奉化縣大堰村（今大堰鎮）人。解放前，王任叔一直在文化戰線上工作，并在印尼等南洋地區生活工作過；1951年，新中國和印尼建交后，蘇加諾總統向周總理提出希望能派王任叔擔任中國駐印尼大使。中國政府同意了。

王任叔參加革命較早，1925年就入黨了。早年間，曾在蔣介石任總司令的北伐軍后方留守處機要科擔任中校代科長；1927年2月，發覺蔣介石密謀“清黨”后，立刻將消息告訴尚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

王任叔

“四·一二”事變爆發后，王任叔被捕，后被老師莊崧甫（也是蔣介石的老師）營救。之后，王任叔在上海參加左翼文學活動，接受過魯迅多次教誨，成為一名進步作家。期間，他參加了宋慶齡、蔡元培、林語堂等人主持的“自由大同盟”，并擔任了上海海員總工會黨團委員，成為當時滬上的一位活躍人物。后由于被人舉報參加策劃上海海員反帝大罷工，而逃離上海、去了武漢。

離開上海后不久，“東方旅社”事件發生。這個事情的背景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后，王明(陳紹禹)、李竹聲等留學蘇聯歸國后的青年干部在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將李立三趕下臺，獲得了中共的最高領導地位。可是，在他們“終結李立三路線”后，又開始推行更左的路線，自我暴露力量，導致許多黨、團員被捕被殺。

1932年1月26日晚，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歐陽立安等三十六名中高層干部在上海東方旅社三樓開會，商討寫信要求第三國際糾正王明的錯誤。不想，會議開到一半時，大批國民黨軍警特務團團包圍了東方旅社，與會者全部被捕。此后不久，36人中的23人被槍決。

王任叔一直想要弄清楚這個大血案的真相。當時，左聯的戰友成仿吾、鄭振鐸都曾懷疑這一事件與黨內斗爭有關，并懷疑李竹聲和當時化名趙蓉的康生。王任叔也將疑點集中于康生身上。康生原名張宗可，山東膠南人。王明掌權后，他當上了中央組織部長，對王明很忠誠、與李竹聲的關系也很密切。

王任叔有個同鄉好友在偽淞滬警備司令部擔任秘書、同情共產黨，有一次悄悄告訴他說：在“東方旅社”事件發生前約三小時，刑偵處長宣鐵吾忽接到一個神秘的告密電話。

匿名打電話的人是山東口音，鼻音重，他說有一伙共產黨重要頭目準備在東方旅社三樓開會，要抓他們宜快，宜立即部署行動，并嚴加保密。因為他知道警備司令部內至少潛伏有三名共產黨情報員。

1954年，王任叔

此后，王任叔就化名“屈軼”在上海的《大美晚報》上發表《謹防小人》和《對奸人的棒喝》等雜文，來表達自己沉痛而憤慨的心情，并將矛頭對準了康生。

據說，王任叔因此而在晚年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事實上，在那個特殊時期發生的很多人間悲劇，根源都在于為發泄私憤時的捕風捉影；真正值得反思的，是如何杜絕暴露出來的問題。

這就像一個醫生，他剖開了病人、讓病人看到體內臭烘烘的惡瘤后，病人應該檢討自己惡臭的原因，并感謝醫生。看到自己的惡臭后、抱怨醫生的人，都是不明事理的；這就像，所有看到發泄私憤的惡行后，都抱怨發動文革的人一樣。

1972年7月25日，王任叔在被遣返浙江奉化家鄉兩年零4個月之后病逝。數十年過去，愿前輩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