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認真寫一部自己的小說 - 還剩 3 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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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特雷弗這部小說集，其簡潔性頗具欺騙性。乍看之下，《兩生花（

Two Lives

《閱讀屠格涅夫》和《翁布里亞之家》（"My House in Umbria"）中的女主人公瑪麗·路易斯·夸里（Mary Louise Quarry）和艾米麗·德拉亨特（Emily Delahunty），都五十多歲；除此之外，她們似乎毫無共同之處。瑪麗·路易斯，一位壓抑的外省愛爾蘭商人之妻，過去31年一直住在瘋人院里；她是一場荒蕪“權宜婚姻”的逃亡者，對愛知之甚少，只將其視為幻想。而艾米麗·德拉亨特，則是那種“不否認曾有男人送我禮物，我大概也都照單全收”的女人。她是被遺棄的英國雜耍表演者的女兒，十幾歲起就獨自謀生，在幾個大洲比較破落的地方闖蕩（也受過傷害），最終落腳在意大利鄉村，掌管著一座用愛的“生意”賺來的錢買下的漂亮別墅。

1987年的夏天，這兩位女性被特雷弗呈現在我們面前，意外的事件將暫時性地將她們各自從熟悉的行為模式中震蕩出來。不過，特雷弗的讀者在閱讀中依舊會感到震撼：被溫和而執著地引導著去洞察他敘事那有序、優美表面之下的復雜性。因為如果說《兩生花》（為避免混淆，本文采用這一譯名）是對純真與世故以及想象力的探索，那么這同樣也是一次對耐人尋味的開放式結局的探索。

每個女人的故事都是通過穿插過去和現在的場景來講述的，巧妙地強調了這兩種生活本身并非如此截然二分的方式之一。這也暗示了另一種分野：外在的世界——在那里即使是最聰明、最無情的人也永遠無法完全免受命運無常的擺布；以及內在的心靈世界——在那里，像路易斯這樣脆弱的靈魂，或許不僅能獲得慰藉，還能取得某種程度的勝利。

路易斯的處境看起來確實相當嚴峻。《閱讀屠格涅夫》開篇時，庇護了她大半生的收容所即將關閉：愛爾蘭當局最終決定，病人們“回歸社區”生活會更好。如果她按時服藥，路易斯應該能在丈夫埃爾默和他的那兩個已是老姑娘的姐妹瑪蒂爾達和羅斯的照料下，在家中自如地生活。過去這些年，他們三人就這樣一起湊合著過，就像埃爾默開始追求這位不受歡迎的闖入者之前那樣——在姐妹倆看來，那時他們過得還算舒適。

特雷弗給年輕的路易斯（那時候她還帶著自己的姓——達倫）嫁入夸里家族的悲傷故事注入了某種惡毒的憂郁。埃爾默，一個日漸式微的鄉村布商家族的最后傳人，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必須努力延續家族姓氏。路易斯，貧窮農民的小女兒，渴望布商店員那種相對光鮮的生活。他們笨拙、天真——且災難性地無知——達成了他們自認為的理解。誠然特雷弗更清楚。“雙方都熟悉了對方的某些特質，”他觀察到，“這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松弛感，這在過去是沒有的，然而好奇的愛意在雙方身上都不存在。”

倘若哪怕有一丁點兒愛的火花讓他們成為真正的伴侶，埃爾默和他的新娘或許就能頂住他那憤怒的姐妹們家庭內部的冷嘲熱諷。可現實是，這兩個極度害羞的人始終致命地分裂著，過著各自的生活。特雷弗用一系列精彩、常常帶著黑色幽默的場景片段描繪了這場婚姻無可挽回的衰亡：農舍的婚宴充斥著強裝的禮貌和含蓄的譏諷。新婚之夜，路易斯和埃爾默最終和三個社交老手兼酒鬼待在一家酒館里。路易斯姐姐的婚禮，盡管有些難堪時刻，卻成了一場真正的慶典。

夸里夫婦沒有孩子不足為奇。埃爾默試圖通過謹慎地小酌來麻痹自己的痛苦。事實證明，路易斯更為堅強。她重新聯系上了守寡的姑媽和體弱的表兄羅伯特，他們靠著一座破敗莊園過著清貧的生活。很快，她開始秘密拜訪表兄羅伯特，后者在廢棄的墓地里——一個奇怪地恰如其分的場景——給她讀屠格涅夫的小說，并傾聽她猶豫的傾訴。

當羅伯特突然去世時，這似乎意味著瑪麗·路易斯隱秘情愫的終結。但這僅僅是開始。她對羅伯特的記憶形象成了她最珍視的財產。她可以隨心所欲地塑造它，無人能奪走。懷著對她現在深信他們曾擁有的偉大愛情的堅定執著，路易斯變得獨立而叛逆，抑或她只是有些反社會乃至失去了理智？埃爾默的姐妹們選擇了后一種解釋，而當路易斯搞到一些老鼠藥時，全面戰爭爆發了。這對姐妹——被特雷弗描繪成了如此逼真的潑婦以至于你幾乎要佩服她們精巧且固執的殘忍——似乎取得了勝利。不過，有沒有可能是路易斯操縱了她們只為達成自己的目的呢？

艾米麗《翁布里亞之家》中那位迷人地愛閑聊、習慣自我美化的敘述者，這出好戲正巧是會吸引她的那種。不過，它的背景太過沉悶——結局也太過妥協——無法融入她退休后為自娛而開始創作的浮夸言情小說中，不過如今這些小說已為她贏得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崇拜者來信。

然而，在這個1987年的夏天，德拉亨特太太（這個頭銜只是圖方便；“嚴格來說我從未結過婚”）發現她的創作源泉枯竭了。在去米蘭的旅途中，她不幸乘坐了一節被恐怖分子安放了炸彈的火車車廂。與一些同車乘客不同，德拉亨特太太在爆炸中只受了相對較輕的傷。可當她躺在醫院里時，令人困擾的過往記憶持續遮蔽著她下一部小說的所有構思，只留下開篇幾行。她計劃將這部小說恰當地命名為《無休止的淚水（"Ceaseless Tears"）》。

如果說德拉亨特太太因此遭遇了靈感枯竭，那么爆炸案的其他受害者失去的更多。年輕的德國人奧特馬爾為未婚妻的逝去而悲傷。一位年老的英國鰥夫，德拉亨特太太稱之為“將軍”，失去了女兒和女婿；小女孩艾梅，一個美國孤兒，則嚇得不再敢說話。

在當局尋找艾梅親屬期間，德拉亨特太太決定為這些受苦的靈魂提供庇護。畢竟，在當地旅館客滿時，她一直有向游客出租房間的習慣。她的管家兼總經理，一個古怪得可愛的愛爾蘭人昆蒂，樂于安排一切。很快，德拉亨特太太開始把新來的客人看作某種組合家庭，當她繼續沉思自己的過往（虐待她的養父以及背叛她的已婚情人）時，她也試圖捕捉客人們生活的點滴。通過一種奇異地有效且混合著健談以及傲慢的聊天方式，德拉亨特太太設法守住了自己丑陋的秘密（當然，對昆蒂除外）。然而，當涉及到窺探他人秘密時，她卻毫不遲疑。

德拉亨特太太決定，如果她不能再寫小說，她就寫寫這些幸存者以及他們共同度過的這個夏天。“講故事的一切，無論浪漫與否，都帶有偶然性，”她推斷道，“而涉及現實這一事實似乎也沒多大區別。”但現實可比浪漫小說棘手得多，當艾梅那極其冷淡的叔叔托馬斯·里弗史密斯終于現身認領她，并對德拉亨特太太關于孩子未來的建議以及關于誰是爆炸案主謀的理論毫無興趣時，德拉亨特太太重新意識到了這一點。不幸的是，他似乎也對德拉亨特太太不那么含蓄的、提供個人慰藉的暗示無動于衷。“他說話時有一種專注看著你的方式，”她評論道，“同時給人一種他其實沒看見你的印象。”

作為對《閱讀屠格涅夫》的精妙呼應，德拉亨特太太試圖通過請里弗史密斯讀一段她小說中的文字來為自己辯護。這只是特雷弗這兩個精彩故事相互映照、相互闡明的眾多方式之一：從基調和色彩（陰郁朦朧的灰綠色vs 鮮明感性的黃藍色）這類基本元素，到人物和情節更復雜的并置（例如，埃爾默和路易斯之間、德拉亨特太太和昆蒂之間本質上無性的生活伴侶關系；缺乏想象力的埃爾默和極具創造力的德拉亨特太太都被描繪為酒鬼；德拉亨特太太的非正式療養院與收容瑪麗·路易斯的機構形成對比；一個中篇中縈繞不去的是孩子的缺失，另一個中篇中縈繞不去的是孩子的存在）。

這些對比與呼應似乎意在警告我們，不要輕易得出關于這兩種生活哪個更成功、更勇敢、哪個更接近幸福的明確結論。特雷弗在其漫長而杰出的寫作生涯中獲得了這種審慎的智慧，他創作了7部短篇小說集，以及包括《命運的愚人（

Fools of Fortune

The Silence in the Garden

正如特雷弗通過其變幻莫測的敘事魔力所展示的那樣，“記憶的西洋鏡”能為“構成生命的碎片”投射出不同的光線。這個提醒來自于德拉亨特太太某部言情小說中的一個角色，而這個角色本身又是她童年時憐憫和喜愛過的一個女人的更強大的變體，這完全恰如其分。無論是飽經世故的艾米麗·德拉亨特，還是充滿激情地超脫塵世的瑪麗·路易斯，她們（無論好壞）都靠著將生活的吉光片羽變成故事而幸存了下來。或許，在創造她們的講故事的人看來，她們不過是同一枚珍貴卻已褪色硬幣的兩面。

當兩部中篇小說像威廉·特雷弗的《兩生花》這樣被收錄在一本書中時，讀者幾乎不可能不把它們當作緊密聯系的作品來讀。然而，特雷弗表示并非如此。

“我并沒有計劃這樣，”這位63歲的作家曾在英格蘭德文郡的家中接受電話采訪時解釋道，“我本沒打算寫一本包含兩部關于兩位女性的中篇小說的書。它們似乎就是該在一起。它們似乎本能地包含了彼此的回響與映照。藝術中的大多數事情都是偶然發生的，這次就是如此。人往往出于執念而寫作，而當我寫完第一部時，這執念并未結束。”

那“第一部”就是《翁布里亞之家》，故事背景設在意大利的一家膳宿公寓。當被問及為何選擇意大利背景時，特雷弗只是說：“嗯，我在意大利待過很長時間。”

盡管特雷弗很樂意幫助好奇的采訪者，但他似乎不愿將好奇心轉向內心去審視自己創作過程的根源。“我一直覺得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他說。“對我來說，人物總是最先出現的。其余的一切似乎都圍繞著他們各就各位。我不太清楚這是怎么發生的。”是否有什么事件或人物引發了這兩個故事？“沒有，”他回答說，“沒有什么特別的事件。恐怕全憑想象。”

作者：Alida Becker

編譯：蠻蠻

來源：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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