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冬天，莫斯科的雪下得正緊，寒風卷著雪花打在臉上像小刀子。在一座老舊居民區里，孩子們正圍著一輛黑色轎車尖叫——那是輛嘎斯牌三排座轎車，在當時的蘇聯，普通人家月薪才70盧布，這車要上萬盧布，攢十年都未必買得起。

可讓孩子們更眼紅的是，從車上下來的中國人，徑直走向了二樓那個總埋頭翻譯的“小老頭”家。

這個“小老頭”叫陳昌浩，鄰居們只知道他是出版社的翻譯，妻子格蘭娜是紡織女工，一家三口擠在10平米的宿舍里，吃黑面包配土豆湯，冬天靠軍大衣裹著取暖。

沒人知道，他曾是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紅四方面軍的總政委，指揮過八萬大軍，拿過紅軍最高榮譽一等紅星獎章。更沒人想到，來拜訪他的是中國駐蘇大使張聞天——新中國要接他回家了。

陳昌浩的人生，就像坐過山車。1931年，27歲的他在鄂豫皖蘇區已是傳奇。那會兒紅四方面軍剛繳獲一架敵機，他拎著手槍和手榴彈就跟飛行員上了天，在黃安城上空撒傳單。

這是紅軍史上第一次“空戰”，嚇得敵軍連夜逃跑，他成了全軍敬仰的英雄。后來率紅四方面軍入川陜，部隊從兩萬擴到八萬，硬仗惡仗打了不少，他騎馬挎斗篷的樣子，戰士們說像“展翅的雄鷹”。

可1937年的河西走廊，成了他命運的轉折點。兩萬西路軍在那兒碰上了馬家騎兵，地形不利、補給跟不上，打得異常慘烈。

作為前線總指揮，陳昌浩心里比誰都清楚責任有多重。戰敗后他孤身回延安，軍職沒了，只能去黨校教政治，天天念叨“祁連山的戰士們……我對不起他們”。后來胃病嚴重，組織安排他去蘇聯治病，這一去就是13年。

在蘇聯的日子，陳昌浩把“名將”倆字藏得嚴嚴實實。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他被疏散到中亞的科坎加小鎮，成了采石場的苦力。每天掄鐵錘砸石頭，吃的是摻沙子的黑面包，喝的是漂著草的土豆湯。

有回老胃病犯了，疼得直不起腰，一個蘇聯老紅軍塞給他一瓶熱棉籽油：“喝了能好！”沒想到這土方子真管用，他后來總說，那瓶油比啥靈丹妙藥都珍貴。

苦日子過了兩年，轉機來了。老戰友季米特洛夫知道了他的情況，把他調到斯大林格勒前線當翻譯。他俄語流利，又懂軍事，很快成了翻譯組的骨干，還得了枚“衛國戰爭獎章”。

戰爭結束后，他在莫斯科出版社當編輯，娶了紡織女工格蘭娜，生了兒子陳祖莫。那會兒他天天趴在小桌上翻譯書稿，背漸漸駝了，鄰居見了都喊“老陳”，沒人能把他和當年那個騎馬挎槍的紅軍政委聯系起來。

1951年張聞天找上門時，陳昌浩正在翻譯一本哲學書。聽到“接你回國”四個字，這個40多歲的漢子突然哭了，像個孩子似的。他就帶了幾件換洗衣裳和一箱子書，牽著妻子和兒子上了火車。

格蘭娜一路上直擔心：“中國有土豆湯嗎？冬天有暖氣嗎？”等火車過了西伯利亞，她看著車廂里能翻成臉盆的桌板、隨時有水的水龍頭，悄悄跟兒子說：“你爸沒騙咱們。”

回到北京那天，火車站站滿了人，領導親自來接，安排他們住進王府井的翠明莊賓館——那是招待外國貴賓的地方。

還有專車、警衛、廚師，格蘭娜這才知道，自己嫁的哪是什么“小翻譯”，是當年紅軍里響當當的大人物。可陳昌浩沒擺架子，主動要求去編譯局當副局長，天天騎著自行車上班，還在院子里種棉花，紡了布換布票送給困難同事。

晚年的陳昌浩總跟孩子們說：“咱們要當鋪路石，讓人踩上去覺得踏實。”他心臟不好，卻天天加班改書稿，直到1967年去世。

讓人欣慰的是，他的三個兒子都沒辜負他：老大陳祖澤搞核工業，老二陳祖濤是汽車專家，一汽、二汽的建設都有他的功勞，老三陳祖莫在國外教中文，學生遍布全球。

如今說起紅軍將領，很多人知道徐向前、陳賡，卻未必記得陳昌浩。但在黨史里，他的名字永遠和紅四方面軍的輝煌、西路軍的悲壯連在一起。從紅軍名將到蘇聯苦力，從編譯局副局長到默默奉獻的“鋪路石”，他的一生，就像那個年代很多革命者的縮影：有過高光，有過低谷，卻始終揣著一顆回家的心，一份報國的情。

（資料來源：《陳昌浩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紅四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西路軍檔案》，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