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 年，學術期刊為我國學術發展和學科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在人文學科尤其外語學科就學術期刊開展學術爭鳴似乎還存在改進之處。這些年，學術期刊上很少見到有展開觀點針鋒相對的爭鳴文章，這和期刊人的一些擔心有關，如爭鳴文章會影響引用率和影響因子、指名道姓的批評會傷感情、尊重同行審稿人的意見等。但是，學術爭鳴對于學術期刊意義重大，因為學術期刊責任重大，其不僅肩負推動學科發展的使命，也承擔推動一代人的思想進步和文化發展的責任。

2018 年11 月，《文匯報》發表了筆者一篇討論關于英語專業學科危機的文章，引起了外

語界乃至社會的關注。接著《文匯報》又分別 在2018 年12 月22 日和2019 年1 月21 日發表了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金雯和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查明建的對英語專業理論體系發展的不同看法的文章。一時間，圈內人士驚呼：怎么《文匯報》成了外語教學改革的論壇了？還有一些同行在問：這一涉及我國外語第一大專業何去何從的大討論本應在學術期刊上展開的，尤其是在重要的外語核心期刊上進行爭鳴，但為什么都集體失聲了？學術期刊的學術批評功能為什么難以實現？

這個問題的確引發了我們對學術期刊應擔當的使命的思考。新中國成立70 年，尤其是改革開放40 年來，我國的人文期刊尤其外語期刊為我國的外語教學和外語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其傳播和引進西方語言文學理論及外語教學先進理念，結合中國實踐指導我國在這些領域的教學和研究，從而推進了我國這些領域的發展。人文期刊已成為我國各領域教學與研究發展的極其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問題仍然存在。我國人文期刊如何再接再厲，是期刊人都在思考的問題。本文擬從學術期刊是否可以為學術爭鳴多作一些貢獻展開討論。

我們認為，學術的本質或科研的本質應該是一種自由探索的行為。學術爭鳴是學科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只有學術爭鳴才能推進學科的發展，只有學術爭鳴才有可能創新而不是簡單搬運西方理論。而在這種學術爭鳴中，學術期刊起到了學術共同體進行交流和交鋒的平臺的作用。反過來，只有學術爭鳴才能提升期刊的生氣和活力。但是，具體到現實，情況就不是如此了。人文期刊尤其是外語期刊的學術爭鳴氣氛似乎不如其他一些領域，甚至與前些年相比，這種不同觀點的學術爭論文章見得少了。原因是什么呢？這是否和期刊人的編輯理念有關呢？

一、文章之于學術刊物的影響力分析

筆者經常遇到編輯部對退稿或拒稿這樣的解釋：我們這個刊物主要以實證研究文章為主，或我們這個刊物主要刊登語言文學理論性文章。也有的這樣回信：您的文章屬于觀點性文章，不是學術性文章，建議到報紙等媒體刊登。

這個解釋是否可以這樣解讀：只有實證性的研究文章，只有純理論語言的文章才是學術文章，才可以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而除此外，如觀點性文章或教學改革性文章不是學術性文章。我們認為所謂學術文章可以分兩類：一類是實證性的或理論性極強的文章，可以稱之為純學術文章；另一類是缺少上述明顯特征的觀點性甚至政策性學術文章，但依然有證據支撐（如有理論或數據的引用）和邏輯嚴密的論述。這兩類文章都是構成學術期刊的主體。筆者調查了國際上一些著名期刊，基本上都是“兩棲型”期刊，既刊登實證性或純學術文章，也刊登觀點性非嚴格性學術文章，而且后者比例普遍高于前者。如《自然》雜志中這兩大類的比例，前者即純學術性文本只占1/3。有些人認為《自然》和《科學》是跨學科的通用學術期刊，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而專業類學術期刊不是如此。情況是這樣嗎？《柳葉刀》和《新英格蘭醫學》這兩本純醫學專業期刊，它們的純學術文本只占約1/4，大多數是所謂的“非嚴格學術類文本”。我國學術期刊可能主要擔心刊登觀點性“非純學術文章”會影響期刊的引用率，繼而導致影響因子下降。但這似乎沒有根據。例如《柳葉刀》在1997—1999 年的三年里，純學術性研究論文刊登比較多，結果影響因子并沒有增加，反而大幅下滑，從1996 年的17.9 降到了1999 年的10.0。在同類學術期刊的影響因子排名中，從第20 名下降到第56 名。但這之后，《柳葉刀》大幅度消減學術文本數量，大量刊登通用性觀點性文章，影響因子隨之一路回升，2000 年為15.0，2005 年升至23.8，到了2014 年高達44.0。這個情況至少表明，純學術文本并不是提高影響因子的唯一來源，非嚴格學術性文章尤其是觀點、見解、評論和展望性文章對提高引用率和影響因子的作用是很大的，而且還超過前者。國際頂級學科期刊越來越意識到某一領域專業性很強的理論性和實證性文章只能影響很小一個范圍，作用非常有限，但涉及某一學科發展和改革方向甚至與之相關的國家經濟科技發展的宏觀性觀點文章可以影響整個學科乃至整個社會。這也就是說國際期刊非常重視觀點性非嚴格學術性文章，重視學者的社會責任或專業知識的社會化。而中國的頂級科學期刊，90% 以上的影響因子都低于3.0。原因之一恐怕是大量刊登純粹實證性研究論文，很少刊登非嚴格學術性文章。

二、學術期刊避免指名道姓不利于學術的健康發展

除了考慮影響因子外，人文期刊還有一種擔心，即觀點性學術文章往往涉及指名道姓的觀點交鋒，這樣做是否會傷感情。如英語專業的危機與發展、外語人文性與工具性關系、通識英語和專門用途英語發展等方面，共同體內有比較主流的看法，但筆者有時會有不同的理解。一個期刊能否給予不同意見進行學術爭鳴的園地或專欄呢？

武漢大學原校長劉道玉曾經為我們介紹了愛因斯坦與玻爾的“世紀論戰”。這兩位物理學家在1921 年和1922 年分別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按理說應該是“相互尊重”，但針對量子力學完備理論問題他們卻爆發了指名道姓的論戰。1927 年第五屆索維爾會議上，玻爾在會議上發言，點名批評愛因斯坦，認為量子力學的物理和數學假設是不容許進一步修改的，并于1929 年在《自然》發表批評論文。1930 年秋天，第六屆索維爾會議上，愛因斯坦指出玻爾的實驗上的漏洞。然而，玻爾沒有放棄，經過反復研究，終于找出反駁愛因斯坦的方法：他們是用廣義相對論，愛因斯坦則用狹義相對論來批評。1935 年，愛因斯坦和其他兩位科學家聯名發表文章，再從量子力學的完備性上反擊玻爾。盡管這場爭論最后很難分出勝負，但其意義在于推動了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發展。而后，玻爾寫信給愛因斯坦說：“自己能取得一些成績，是因為愛因斯坦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因此，愛因斯坦在他之前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這是莫大的幸福。”愛因斯坦在前往日本的旅途中收到玻爾的信，立即復信說：“我在啟程日本不久收到了您熱情的信，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它像諾貝爾獎一樣，使我感到快樂。”兩位大家不計較名聲，用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給后世樹立了光輝的典范。在我國，科技界更注重不同意見的爭論的重要性。這里要提到我國著名構造物理與構造地質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地震地質》主編馬瑾。她發現在構造地質方面，國內科學家有不同理論和聲音，便在《地震地質》專門設立《學術爭鳴》和《問題討論》兩個常年欄目。她不僅將意見針鋒相對的稿件放入《學術爭鳴》欄目中發表，而且頂住壓力，將匿名審稿專家有爭議的或沒有通過同行專家審稿的文章，放在《問題討論》欄目中發表。這些有爭議的、有新意的文章引起了國內外相關專家的關注、討論和爭論，從而促進了地震地質學的發展，《地震地質》期刊的國內外學術影響力也大大提升。

現在，我們在人文學科尤其是外語學科期刊上看到的往往是一邊倒的觀點。有時形成一種很不公平的局面：一個主流觀點和理論可以在刊物上連篇累牘，但不同的觀點卻無法獲得機會刊出，僅僅因為“與主流觀點不同”。這也就是最近幾年“商榷性的文章”越來越少；有點新意或“真知灼見”的文章，盡管應該在外語期刊上發表和爭鳴的，但卻到了綜合期刊或非核心期刊甚至到報紙上尋求發表自己聲音。有時候，一些有膽識的主編接受作者稿件，但在稿件里，卻要求把指名道姓的被批評者改用“有人認為”“有人說”的模糊指稱來替代。這是一種不符合國際通用學術規范的做法：在引用他人觀點時應指名道姓，必須給予出處。實際上，用“有人認為”這些模糊指稱，所反映的根本問題是一些學術期刊不敢培養不同學派的學術爭鳴。

三、編輯部如何對待來自包括審稿人的不同意見

如何對待匿名審稿人的意見是期刊人遇到的棘手問題。是否完全聽取審稿人的意見，尤其這個審稿人是這個研究領域的學術權威或行政領導時？這里還有一個案例很能說明問題。20 世紀，當轉基因這一新興技術研發出來時，無論是科學界還是整個社會都是一片贊揚和支持聲。但1998 年8 月10 日，蘇格蘭Rowett 研究所68 歲資深研究員普斯陶伊在英國ITV 電視臺的一個節目中公布了一份未在專業期刊上正式發表的研究結果，宣稱轉基因馬鈴薯會對大鼠腸胃免疫系統造成損害。這一節目播出后立刻在英國引起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的極度恐慌，在學術共同體內更激起轉基因研制專家和學者的強烈反對。英國皇家學會隨即進行了調查，稱其實驗存在重要缺陷，“漏洞百出”。3 天后，Rowett 研究所被迫以發布了“錯誤信息”為由開除了普斯陶伊。而這時《柳葉刀》正好收到普斯陶伊的文章，為負責起見，主編理查德·霍爾頓找了6位匿名審稿專家（一般做法只需3 位評審人）對論文進行同行評議。結果這6 位專家都對其研究表示質疑。然而，驚奇的是僅有1 位審稿人建議退稿，其他5 位盡管反對，卻認為可以讓其發表爭鳴。其中1 位審稿人這樣評論：“盡管該論文的數據存在缺陷，但我愿意看到其公開發表，只有如此，同行的科學家們才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斷……如果不發表這篇文章的話，那就可能有壓制不利數據。”盡管匿名審稿人通過了，但主編受到皇家學會一名資深人士的威脅，該人士打電話給他，揚言如果發表了這篇文章的話，那么他的事業將岌岌可危。但《柳葉刀》逆風而上，甚至頂住了英國生物技術與科學研究委員會和時任首相布萊爾的壓力，在1999 年10 月正式發表。主編認為期刊應該讓反對轉基因的意見也有公開發表和爭鳴的機會。發表具有爭議但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論文，不僅可以激發持不同觀點的學者參與學術爭鳴和討論（《柳葉刀》同期還發表了荷蘭3 名科學家的反對文章，批評普斯陶伊的實驗的錯誤），促進學術繁榮，從而推動科學問題的澄清和解決，而且也推動了轉基因技術安全評價研究和開展相關研究。

文章發表后的次年即2000 年，全球828 位科學家聯名發表致各國政府的公開信，呼吁立即暫停轉基因作物及產品，包括商業化種植的試驗，至少暫停5 年。普斯陶伊的文章發表后，反對和贊成轉基因論文的數量出現爆發式增長。根據統計，愛思唯爾所有索引期刊所刊登的關于轉基因技術安全爭論性文章，在1990—1998 年年均3 篇，但1999—2012 年年均達25 篇，2013—2017 年達年均30 篇。我們看到《柳葉刀》恰恰是在1999 年后，其影響因子一路飆升，從1999 年的10.0 到了2014 年的44.0，上升了450%，一舉成為最著名的醫學權威期刊，而普斯陶伊這篇文章成為經典引用性文章。

又如，1978 年5 月11 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2019 年，作為文章原稿作者的83 歲的胡福明在國慶70周年之際被邀請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再次肯定了這篇文章和真理標準大討論對改革開放的貢獻。當時的情況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聯合發表了一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在這篇社論里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面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來稿，編輯部內部也少不了輕則“誤解”、重則“判斷性錯誤”的審稿人意見。如果當時編輯部接受了審稿人意見而退稿，這樣也就沒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偉大文章的發表及其對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極大的推動作用。

學術期刊如果因審稿人的不同意見不敢發表有爭議的文章，那拒絕的不是一篇普通的稿件，而是一種不同的聲音和思想，甚至是一種學術自由的精神。作為審稿人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自己寫文章進行反駁，分析“誤解”在什么地方，“判斷性錯誤”在什么地方。同行匿名審稿人利用審稿的權利“壓制或封鎖”與自己學術觀點不同的思想并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應有的胸懷。編輯部應該有獨立的看法，只有不僅頂住“人情稿”的壓力，也頂住“審稿人”的壓力（后者有時往往更難應對），才是一個偉大的編輯部，因為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都是對利益的挑戰，對學術精神的崇尚。

在人文社科領域，期刊上的學術觀點性文章非常普遍也非常重要，同行審稿人需要審什么內容值得討論。從和經常在國際期刊投稿的同事談話中發現，國際同行審稿人更多是以如何提高論文質量為評審目的提出修改意見，而國內同行審稿人更多是從觀點和思想是否正確來提出意見，不符合自己觀點的文章往往拒稿。以學術觀點的正確與否進行審稿等于是扼殺學術爭鳴，扼殺創新思想。因此，有些國際期刊是非常明智的。如《自然》就是一個“既不實行同行的匿名審稿制度，也沒有編委會”的期刊，“審稿人無權最終決定文章刊用與否”，這個體系值得我們深思。

四、討論與啟示

中國學術期刊之所以較少刊登觀點性強的文章尤其是指名道姓的爭鳴文章和期刊人辦刊理念有關系，也和社會文化強調中庸和尊上有關系。研究發現：爭鳴文章在國際期刊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板塊，學術批評是學術期刊的重要功能之一，沒有學術爭鳴，學術期刊就空有虛名；國際期刊非常重視期刊的社會責任，非嚴格學術性的觀點文章占期刊大部分，它們對學術期刊影響力起著比純學術理論或實證文章更為重要的作用，而中國外語期刊似乎迷戀于實證性文章和理論性文章，對觀點性文章重視不夠；擔心期刊上指名道姓的學術爭鳴會影響學者感情或期刊的影響力是沒有根據的，真正的學者都希望自己的觀點能受到關注、議論甚至挑戰，因為他們知道沒有批評就沒有自己理論的創新，也沒有學科的發展；合格的審稿人應該在技術上把關，而在學術觀點上要敢于接受與自己學術觀點不同甚至挑戰自己觀點的文章。編輯部不是中間人的角色，而是應有自己的獨立判斷，樂于接受與主流、與權威不同的觀點，站在真理一邊，不屈服權威、不屈服壓力、不屈服利益。

李約瑟是研究中國科技發展史的西方學者。他在發表的著名巨著《科學與文化史》（中文翻譯為《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李約瑟難題”：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劉道玉認為這與近代中國缺少學派之爭，缺乏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有很重要關系。而在這當中，培育和鼓勵學術爭鳴的學術期刊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黃錦華等對2007—2016 年我國的科技類核心期刊爭鳴論文發表及被引情況與同期相應的國外期刊進行對比，發現我國科技類中文核心期刊的爭鳴論文數量明顯較少，學術爭鳴氣氛不活躍。爭鳴論文數量僅占同期發表論文的0.012%~0.037%，占比由高到低排序為基礎科學、醫藥衛生科技、工程科技、農業科技，其中農業科技類占比僅0.012%，遠低于同期國外農業科技期刊。他們分析原因包括中庸的學術作風、趨同跟風的研究眾多、視學術爭鳴為人身攻擊等認識誤區。

人文期刊的學術爭鳴情況可能更差一些。從知識建構和知識者形成特點看，人文學科比自然學科更注重社會關系、學派關系和權威觀點。自然學科崇尚實證，知識和理論的建構基礎是實驗，而實驗的關鍵是方法、材料和被試，這些因素的日新月異使得不斷進行的實驗在不斷地推出新的數據和新的結論，同時也在不斷推翻先前的實驗結論，因此學術界很難形成能保持很長時間的權威和權威觀點，普通作者甚至大學生在頂級專業期刊上發表文章的情況并不罕見。

我們可以想象，當學術刊物只刊登學術權威的文章，而不刊登與學術權威觀點不同或相反的文章；當普通作者為了發表文章而放棄自己的獨立看法，甚至設法牽強附會地去套用某個學術權威的理論，或選擇自己的研究數據去證明某個學術權威的觀點和結論；當普通作者為了發表文章，不得不修正自己不同于主流的看法和觀點，或設法修改到可被權威容易接受時，一個學科還能健康發展嗎？如果說自然學科靠的是不斷地實驗和發現，從而推進本學科的不斷發展和技術的不斷創新，人文學科則應通過各種不同學派和思想的交鋒才能創新從而推進學科的發展。如果意識不到這一點，人文學科的邊緣化只能加劇，因為只在一個理論上反復驗證和不斷加固，這個學科似乎已走到了底。

有什么樣的學術期刊風格，就有什么樣的學科發展，就有什么樣的文化精神。期刊人的工作不僅僅是審讀一篇稿件，決定一篇稿件的錄用與否，而是肩負著推動一個學科能否健康發展的使命，肩負著培養一代人的思維能力和一代學術文化精神的責任。限制學術思想、限制自由爭鳴的期刊不能促進學科的發展、不能促進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展；只刊登一種聲音，尤其是學術權威聲音的期刊無法培育一代有自己思想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