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孟子認為，談論萬物本性（包括人性），關鍵在于把握其“本來狀態”（故）。這里的“故”指事物固有的規律、天性，而順應這種本性，才能帶來順遂與益處（利）。例如人性本有向善的傾向，順應它就能引導人成長。

比如一棵樹苗，它的“故”是向上生長、扎根土壤，這是無需刻意教導的天性。若強行將它彎成盆景，即便一時成型，也會失去舒展的生機——這便是背離“故”的結果。談論“性”，若不回到這個“本來面目”，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只會陷入空談或扭曲。

“故”之所以重要，因為它自帶“利”的屬性——這里的“利”不是狹隘的功利，而是“順遂、和諧、成長”的益處。順應事物的“故”，就像給樹苗陽光雨露，它自然會枝繁葉茂；違背“故”，則如逆水行舟，只會徒增消耗與傷害。

對人性而言，孟子始終相信“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便是人性的“故”。順應這份向善的天性，用教化引導而非強制灌輸，人便會自然趨向良善，社會也會因此和諧——這是“利”；若用嚴苛的規訓壓抑這份本性，逼著人“偽善”，看似在“塑造”，實則在磨滅人性的本真，最終只會滋生虛偽與反抗——這是背離“故”的代價。

對萬物而言，農人順應四季規律耕種，便有豐收之“利”；匠人順應木材紋理雕琢，便有器物之“利”。“利”從不是外求的結果，而是順應“故”之后的自然回饋。

孟子的這句話，像一面鏡子，照見了我們對待世界的態度：是尊重萬物的“本來”，還是執著于自己的“設計”？

教育孩子時，是順應他的天賦與心性引導，還是強塞“標準答案”？處理人際關系時，是接納他人的個性本真，還是強求對方符合自己的期待？面對生活的困境時，是看清問題的本質規律去化解，還是用“小聰明”硬闖硬撞？

“故”是根，“利”是花。守得住根，才能開得出花。所謂智慧，不過是在紛繁世界中，先認出那份“本來如此”的“故”，然后輕輕推一把，讓它自然生長——就像春風拂過大地，不刻意，卻讓萬物各得其所。這或許就是孟子想告訴我們的：與“故”同行，便是與“利”同行，更是與生命的本真同行。

“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

孟子反對的“智”，是那種刻意雕琢、違背規律的“小聰明”。就像有人為了“改造”自然而強行鑿山填河，看似聰明，實則破壞了事物的本性。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真正的智慧應像大禹治水一樣：大禹不強行堵截洪水，而是順應水的本性（“行其所無事”），疏通河道讓水自然流淌，看似“無為”，實則高效解決問題。這種智慧因順應規律而無可指責，是“大智”的體現。

“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若人能像大禹治水那樣，不刻意妄為，順應事物本性行事，這種智慧就是偉大的。這里強調“順應”而非“不作為”，是在規律基礎上的主動引導。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即便像天高、星遠這樣宏大的事物，只要探求其固有的規律（故），哪怕是千年后的冬至、夏至（日至），也能精準推算。這進一步證明：萬物皆有規律，把握“故”就能掌控復雜問題，呼應前文“順應本性即智慧”的核心。

孟子通過“禹之行水”與“求天之故”，強調順應事物本性與規律的重要性：真正的智慧不是刻意雕琢，而是“行其所無事”的順應與引導。這一思想既適用于對人性的理解，反對扭曲天性，也適用于處理事務，遵循規律則事半功倍。

好，到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