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夏天，一個曾在春晚舞臺上意氣風發的男人，躺在了瑞士“尊嚴屋”的病床上，他手里端著一杯藥水，笑著與家人告別。

他叫傅達仁，臺灣電視界的傳奇人物，也是亞洲首位合法安樂死的華人。

那天，他穿著西裝、梳著整齊的頭發、聽著兒子唱歌，在眾人眼淚中閉上了眼睛。

可七年后，兒子卻在電視鏡頭前流淚說出那句話：我后悔了。

傅達仁生前的榮耀無需贅述，他打過籃球、主持過節目，是臺灣家喻戶曉的體育名嘴。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他還曾站上央視春晚舞臺，和趙忠祥、倪萍并肩而立。

做籃球解說時，他風趣又有料，是那個時代極少數能讓人一邊笑一邊學知識的主持人。

可是鏡頭之外，榮耀終究敵不過歲月。

在七十多歲時，傅達仁被查出膽管阻塞，起初還能依靠定期手術撐著，可是第三次手術后，他的身體每況愈下。

在病魔的折磨下，他瘦得皮包骨，連坐起來都困難。

接著傅達仁又被查出是胰腺癌晚期，這種病最要命的不是進展快，而是疼痛像針扎一樣密集不斷。

剛開始吃止痛藥還能緩解一陣，后來連大劑量嗎啡都攔不住疼，傅達仁常常在床上掙扎翻滾，一晚翻幾十次身，床欄桿都被他拽彎。

兒子傅俊豪后來描述了父親最痛的那段時光，說他每天注射好幾次嗎啡，有時候站著站著就睡著，走兩步就摔倒。

有一次，傅達仁倒在地上爬不起，任由身體貼著冰涼的地板哆嗦，只能等人來扶。

他想幫父親，卻又無能為力。那種看著親人受折磨卻毫無辦法的感覺，就像刀一刀一刀地割心。

無法忍受疼痛的傅達仁提出了安樂死。

家屬不是沒勸過，最初一開始很抗拒父親提出的安樂死，誰都希望老人能多活一天算一天。

其實，傅達仁也不想走，他還想寫完書、還想看兒子結婚，他撐著病體，把每一個痛感的間隙拿來寫自傳，花了半年時間才寫完。

書出版那天，大家擺了個慶功宴，他卻淡淡地說，任務完成了，這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話，其實藏著一種決絕。

家人原本還想努力留住他，直到有一次，兒子起夜時無意中看到父親在床上抽搐，眼睛翻白、嘴唇發紫，那一瞬間他才徹底明白。

活著對父親而言，其實早已不是福分，而是一場持續的凌遲。

那一晚他哭了，徹底打破了“再堅持一下”的幻想。

最終，他們決定尊重父親的選擇。

2018年，傅達仁前往瑞士，他自己穿好衣服，理了頭發，還開玩笑說要走得帥一點。

他一邊喝藥水，一邊看著家人，最后那句再見，是他對人生做出的自主終止。

他沒有昏迷，沒有恐懼，只留下一個干凈而清醒的告別。

可事后回頭看，那份清醒的代價，并不比拖著活輕松多少。

七年過去了，兒子仍舊在鏡頭前哽咽，他說：“我們以為成全了他，其實也許是我們不敢面對他真正的痛。”

那種撕裂感，藏在每個細節里，他回憶當年唱著歌送父親離開，后來無數個夜里夢見父親笑著告別，卻再也醒不過來。

很多人認為安樂死是一種選擇權，是對死亡方式的掌控。

但只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安樂死不是解脫的終點，而是一種更艱難的開始，它要家屬下決心放手，要親人忍著痛說再見。

傅達仁的離開，也給他的家人留下了終身的拉扯。他們既想給他體面的結束，又害怕自己會后悔。

而現在，后悔真的來了。

這種后悔不是因為安樂死不對，而是因為他們終于懂得了一件事，愛一個人，有時候不是陪他堅持到最后一刻，而是尊重他想要結束的權利。

但這個懂得，往往來得太遲。

傅達仁不是第一個走這條路的人，也不會是最后一個。但他的故事，是很多家庭面臨“臨終選擇”時最真實的寫照。

一邊是活著但痛苦不堪，一邊是結束卻百感交集，在生命走向終點的時候，愛變得復雜。

它不是單純的陪伴，也不是盲目的挽留，而是要在“讓他多活幾天”和“讓他少受一點苦”之間做選擇題。

那道題，沒有標準答案。

但有一點值得每一個人深思，我們對死亡的恐懼，往往掩蓋了對生存質量的關注。

人不是僅靠呼吸就叫活著，當日復一日的痛苦剝奪了基本尊嚴，安樂死不該被看作逃避，而是一種自主、有尊嚴的結束方式。

傅達仁的故事告訴我們，臨終選擇不是一句“該不該”就能說清。

它需要極大的勇氣、理解和愛。不是誰對誰錯，而是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給予彼此最大的體面和自由。

人終究都會離開，但能不能好好告別，是活著的人要學會的一門人生必修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