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龍：自由作家，社會觀察家，曾任《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在中亞和西亞地區的三個國家，恰好詮釋了世俗化的重要性。

從歐洲直到南亞的路上分布著三個國家，分別是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自古以來，歐洲的人們要想從陸路到達印度，這三個國家都是必經的。現代人們到達土耳其，會發現這里是一個相對世俗化的世界，雖然現在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一直想讓土耳其回歸宗教，但走在土耳其街頭，依然能夠感覺土耳其的世俗化成果是持久的，伊斯坦布爾大街上的女孩子昂首闊步地走在街頭，不用擔心所謂的頭罩問題。人們的思維也更加現代，對現代事務完全不排斥。

而在伊朗，這里的女孩子們上街都必須佩戴頭巾，否則會被風紀警察抓起來。這里的毛拉們仍然是政治的一部分，霍梅尼和哈梅內伊的畫像掛在了各處。不過伊朗比起阿富汗依然要好很多，阿富汗的年輕女孩除非把自己裝進布袋一樣的袍子里，否則是很難上街的。三者的差別在街頭就一目了然了。

然而從20世紀的上半葉直到70年代，這三個國家卻都處于世俗化的努力之中，甚至存在競爭關系，它們你爭我趕，試圖并入西方文明的軌道。但由于領導人采取了不同的路線，最終得到的結果卻截然不同：

土耳其闖過了世俗化這一關，到了今天，即便領導人想要退回去也是阻力重重；而伊朗則雖然依然不情愿地轉身回到了宗教的統治之下，卻也保留了一定的世俗化成果；至于阿富汗則沒能守住世俗化成果，不得不回到了傳統的軌道上，令人扼腕嘆息。

三個國家追趕西方文明的改革都可以追溯到19世紀，但真正結出成果都是在20世紀。

先看土耳其。土耳其在19世紀就有蘇丹領導的改革嘗試，以及青年土耳其黨人領導的改革運動。這些改革運動發生時，土耳其還是一個大國，因為整個中東地區都還在土耳其的統治之下，而在歐洲部分，許多東歐的土地也是土耳其的領地。歷史上的土耳其統治著從非洲直達中東，再囊括了東歐、希臘的大片土地，是僅次于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羅馬帝國的超大型帝國國家。如果土耳其能夠較早改革成功，也許它就能保持更多的領土。

然而，土耳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才痛定思痛，下決心進行徹底的改革。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土耳其到這時幾乎處于亡國的狀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土耳其在歐洲的領地逐漸被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族侵占。東歐的斯拉夫人、巴爾干人和希臘人，原來都是奧斯曼的屬民，也開始了爭取獨立的斗爭。非洲的埃及也已經在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Pasha）的領導下獲得了事實上的獨立。只有亞洲的阿拉伯地區和高加索的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承認土耳其的宗主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土耳其更加悲涼，由于站錯了隊，土耳其和德國人一起并肩戰斗抵抗英法等國，一戰結束時，它莫名其妙成了戰敗國，并且是待遇最差的戰敗國。

德國和奧匈雖然戰敗了，畢竟它們還屬于基督教內部的國家。土耳其作為伊斯蘭國家本來就是異己，歐洲國家對它瓜分起來沒有任何憐憫之意，完全是從利益考慮。于是，在英法等國的主持下，土耳其剩余部分被瓜分。

按照勝利者的計劃，兩個高加索小國被分離出去；而原來的阿拉伯領地則被分給了英國和法國，在英國分得的土地上現在變成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而在法國分得的土地上如今變成了敘利亞和黎巴嫩。這些還是土耳其帝國的外圍，更讓土耳其人絕望的是，就連他們生活的土耳其本土（現代土耳其共和國的土地）也將被瓜分。這個國家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和博斯普魯斯海峽將脫離土耳其，成為一個國際共管的城市；小亞細亞南部地區被分給了意大利，而希臘則將土耳其的海島全都拿走，甚至想要占據愛琴海岸地區。

如果按照這樣的瓜分，土耳其將變得大約只有現代土耳其大小的1/3，并且還是最沒有價值的土地，可謂結結實實的亡國。

這時，土耳其人才意識到不改革就是死亡的道理。于是，他們聚集在英雄凱末爾（后來稱阿塔圖爾克）的旗幟下，將希臘人、意大利人擊敗，在丟失了外圍的情況下，保衛住了本土，特別是伊斯坦布爾和南方海岸。如今到土耳其，人們會發現南方海岸目視距離之內的小島，竟然都不屬于土耳其，反而屬于希臘，他們會感到無比驚訝，但考慮到歷史上土耳其曾經差點連海岸都保不住，可以說，這已經是當時最好的結果。

也正因為經歷過一次這樣的歷程，土耳其人感激將他們從深淵中救出的阿塔圖爾克。正是這種遭遇，讓阿塔圖爾克獲得了在別的國家無法獲得的權威，能夠隨心所欲地進行改革。哪怕人們心里并不贊成，卻不敢忤逆他，更不敢阻撓。畢竟如果不是阿塔圖爾克，這個國家都不存在了。而在伊朗和阿富汗，雖然國王們也在進行改革，但由于他們的權威不夠，改革受到了更多的掣肘。

如果阿塔圖爾克是一個野心家，完全可以通過人們的擁戴變成一個新的蘇丹，但他是一個強烈的共和主義者，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世俗主義者。

從1923年10月29日成為土耳其共和國總統，阿塔圖爾克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世俗化和現代化。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甚至不惜采用實質性的獨裁，凍結了多黨制，規定總統可以連選連任。他也不吝于利用武力鎮壓反對派，審判、流放、封報館，只要能維持土耳其穩定和按照既定軌道前進的事情，他都會去做。

在這種實質性獨裁下，他啟動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可以總結為六大主義，分別是：共和主義、世俗主義、平民主義、改良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后兩者的內容較直觀，在這里我們只解釋前四項。

所謂共和主義，是指雖然他保留了獨裁的權力，卻有意保留共和國的架構，人們在他死后能夠較為順利地過渡到多黨制和共和國。為了保證共和國不會被野心家所劫持，回到君主制或其他亂七八糟的形式下，阿塔圖爾克對土耳其的法律系統進行了重大改革，按照西方觀念重寫了刑法、民法和商法。司法改革打擊最大的是土耳其的宗教勢力。

所謂世俗主義，是指除了對法律系統改革之外，阿塔圖爾克還在生活方式上針對伊斯蘭宗教勢力進行打擊。他擔心未來教法勢力會成為阻礙土耳其現代化的最大障礙，試圖在自己活著時用強力將其擊碎。在他采取的措施中，有的也非常可笑，他倡議禁止土耳其的無沿帽子，男人如果戴帽，必須戴歐洲式的寬邊帽。穆斯林典型的特征大胡子和面紗也受到了人們的嘲笑。另外，為了與西方合拍，土耳其采納了公歷體系，不再使用伊斯蘭歷，休息日也改為周末而不是星期五。此外，在保護婦女權益上，阿塔圖爾克也大踏步前進。他授予了婦女選舉權，并規定男人不能再按照穆斯林法娶四個老婆，只能娶一個。他強迫達官貴人的妻子拋頭露面，并鼓勵她們從事各種工作，或者參加政治。他廢止了許多苦行團體，沒收了他們的廟宇，關于伊斯蘭的教法課程也全部被清出了公立教育體系。

所謂平民主義，就是土耳其的平權運動。在廢除了外國的特權之后，阿塔圖爾克宣布所有的人民都擁有相同的權利。但是，如何保證所謂相同的權利呢？如果經濟基礎和教育問題無法解決，那么所謂的平權就是空談。所以，在經濟上他注重占土耳其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問題，免去了什一稅，也減少了其他稅收。而在教育上，他大力推行義務教育，消滅土耳其占總人口80%的文盲。在教育中，他甚至將土耳其的文字系統都改掉了。在之前，土耳其使用的是阿拉伯文字系統，阿塔圖爾克按照拉丁字母系統創立了新的文字。1928年，所有的政府文書都不得再用阿拉伯文，全部改用新土耳其文。所有的報紙必須使用新文字。一夜之間，所有的人都變成了文盲，大家在平等的基礎上重新學習文字。這一改革取得了驚人的效果。當精英和平民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重新學習語言時，各種資源迅速到位，書本、報紙出現了驚人的發展，與之相伴的是文盲率的大大降低。土耳其擺脫了阿拉伯文字后，也從阿拉伯濃郁的宗教氛圍中擺脫了出來，更加貼近于西方。

所謂改良主義，就是要避免革命和暴力，采取改良主義的做法，不斷地改革，利用小步慢跑但是不停歇的方法來化解應力的積累。

通過這一系列激進化的改革，土耳其變成了一個準西方的國家。雖然它的人民大部分還是信奉伊斯蘭教，但政教分離的原則卻建立了起來，土耳其的政治是建立在西方化憲政之上的。

阿塔圖爾克去世后，他的接班人伊諾努又開放了黨禁，從而完成了從實質性獨裁向西方式民主制的轉變。關于阿塔圖爾克的獨裁，也有人認為這也是有幫助的，因為畢竟只有他有足夠大的威望，推動整個社會不加反抗地執行著所有改革指令，換成另外的人，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必定無法如此徹底，一旦回潮，可能所有的成果都保持不住了。

阿塔圖爾克之后的土耳其共和國并非一帆風順，他去世后，保守勢力依然試圖恢復伊斯蘭傳統。在土耳其20世紀的政治中，一直是左右兩派之間不斷地斗爭，左派是堅定的世俗派，卻在管理經濟中失利，這是因為他們總是試圖采取一部分計劃經濟的做法，用政府指導經濟；右派是發展經濟的能手，卻總是試圖恢復宗教傳統。兩者之間的斗爭讓土耳其社會和經濟搖來擺去。但阿塔圖爾克培養了一支以世俗化和現代化為理想的軍隊，這支軍隊平常對政治是旁觀的，可是只要有一方偏離了阿塔圖爾克的既定方向，軍隊就會將這一方利用軍事政變推翻，從而保持阿塔圖爾克的世俗化成果。

直到21世紀，隨著現任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執政，才將軍隊勢力鎮壓下去，作為右派的他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不斷地試圖將土耳其撥回到宗教軌道。但是，由于土耳其的世俗化已經存在了近百年，即便埃爾多安動了不少手腳，土耳其的世俗化依然是伊斯蘭國家中最成功的。

阿塔圖爾克的世俗化和現代化成果鼓舞了與土耳其接壤的伊朗，以及與伊朗接壤的阿富汗。這兩個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都處于國王的統治之下，也都有心進行同樣的改革。只是由于缺乏榜樣，國王無法全力與國內的保守勢力作斗爭。隨著土耳其的成功，兩個國家找到了榜樣，于是緊鑼密鼓地跟隨著，加速了改革。

當時，阿富汗國王阿曼努拉汗的岳父馬哈穆德·塔齊（Mahmud Tarzi）恰好在中東看到了土耳其的改革，將之介紹給了自己的國王女婿。阿曼努拉汗立刻決定按照土耳其的模式，準備利用一代人的時間，在政治、教育、司法領域都有所突破。他甚至請來了土耳其顧問進行指導。

根據土耳其經驗，要想改革，必須首先有一支忠誠和強大的軍隊作為支柱。阿富汗也進行了對位改革，辭退了年老和思想落后的軍官，清退雜牌軍，并在阿富汗建立了新的募兵制度。之前，在村子里選誰去參軍，是地方官員決定的，但阿曼努拉汗則引進了一種抽簽機制，由中央政府直接根據身份證號碼抽簽決定，這就避免了軍隊和地方官員的聯系。

穩定了軍隊之后，阿曼努拉汗推出了阿富汗第一部憲法。這部憲法規定了阿富汗實行世俗制度，所有宗教都獲得平等權利。伊斯蘭宗教法官曾經是阿富汗強大的司法支柱，憲法規定世俗制度的同時，必須將審判權從宗教人士手中收回。作為對應，國王創立了新的司法系統和立法系統，宣布保護普通人權利，并授予了婦女相當的社會地位。

僅僅從條文上看，土耳其和阿富汗的某些做法甚至不比西方差。在西方的20世紀初期，婦女的選舉權和社會權利也沒有達到平等，在英國和美國，女性選舉權都是經過了幾輪斗爭才獲得的。

但在阿富汗憲法的實施階段，國王首先要解決的是經費問題。如果改革，必須花錢，要想花錢，財政改革又必然成為突破口。阿富汗最大的問題是特權階層太多，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卻享受著免稅的特權。國王取消了大量的津貼和特權，規定土地征稅也是平權的。在財政支出方面，阿富汗大力發展教育，建立了一系列的學校，特別是規定了婦女受教育的權力。

在阿富汗的西面，就在阿曼努拉汗開始激進改革時，伊朗也以特殊的姿態加入了現代化的狂飆。

伊朗的改革是和一個叫禮薩汗（Reza Khan）的人相聯系的。1921年，禮薩汗武力取得了伊朗卡扎爾王朝（Qajar Dynasty）的領導權，將國王架空，同年，禮薩汗控制了議會，兩年后，擔任了帝國首相。1926年，禮薩汗被議會選舉為新的國王。禮薩汗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奪權，是因為1879年波斯國王為了軍事現代化，模仿俄國建立了一支新式部隊，稱為波斯哥薩克旅（Persian Cossack Brigade）。這個部隊就如同是伊朗的北洋軍，逐漸控制了政局，不過最初旅的指揮官都是俄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俄國人撤走，作為本土職銜最高的軍官，禮薩汗就順理成章地控制了波斯哥薩克旅。

從禮薩汗上臺開始，阿富汗的現代化突然出現了一位競爭者，雙方仿佛進入了心照不宣的比賽之中，成為世界上當時最急于發展的兩個國家。

與阿富汗國王遇到的問題一樣，禮薩汗也沒有足夠的權威進行改革。阿塔圖爾克救國于傾覆，從而獲得了必要的威望，但阿富汗和波斯國王卻沒有這樣的優勢。阿富汗的阿曼努拉汗的做法是廢除與英國人之間的一個小條約，這個小條約簽訂于一戰之前，要求英國人支付給阿富汗國王一筆錢，同時阿富汗讓渡一定的外交權給英國。廢除之后，阿富汗國王可以宣稱，是自己領導阿富汗擺脫了英國的控制，從而在國內獲得了一定的尊重。禮薩汗也依樣畫葫蘆，廢除了一個類似的條約，從而將自己裝扮成了波斯的大救星。

為了改革，首先要結束伊朗內部四分五裂的局面，制服各地的部落首領。禮薩汗采取了激進的軍事行動，一一把部落勢力降服，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國家。中央集權的另一個問題是財政。為了擊碎國內勢力，禮薩汗不惜雇傭了一個美國人來管理財政。

然后，他利用國家的力量來推行土耳其式的改革。伊朗的教士階層成了犧牲品。禮薩汗在立足未穩時曾經和教士有過妥協，而一旦站穩了腳跟，立刻開展了世俗化的運動。他的皇后不戴面紗出現在公眾面前，當聽說有教士批評他這么做時，他立刻穿著軍裝皮靴、開著車趕往了清真寺，當著眾人的面用鞭子抽打批評他的人。到了1935年，他干脆廢除了社會上婦女佩戴面紗的習俗。

除了對習俗的改變之外，禮薩汗還加強軍隊，宣揚民族主義。禮薩汗宣揚的不是伊斯蘭教，而是從伊朗的古代史里尋求養料，他不斷地宣傳伊朗是古代波斯帝國的繼承人，推行波斯語，壓制其他少數民族。

阿塔圖爾克在土耳其為了去除阿拉伯影響，把土耳其的文字徹底從阿拉伯字母改成了拉丁字母。伊朗沒有這么徹底，還是采用了阿拉伯字母，但仍然盡量將波斯語中的阿拉伯元素去掉，形成更加純正的波斯語。

他大力發展教育，建立了許多現代學校，并且，他把學校教育體系向婦女開放了。

在經濟上，禮薩汗也像阿塔圖爾克一樣是個國家主義者。他相信通過國家的力量來推進經濟改革，包括建立基礎設施、國有企業。這些措施導致了伊朗官商的發展，成了人們未來批評他的把柄。

阿富汗和伊朗這兩個國家就如同是在競賽一樣，既然你發動了改革，那么我一定要進行更多的改革。他們的目標都是阿塔圖爾克式的，一定要完成現代化，保持國家在世界棋局上的獨立性，使得古老的國家能夠煥發出生機，不被歐洲集團所淘汰。

然而，這兩個國家始終沒有取得阿塔圖爾克的土耳其所取得的改革環境。它們開始改革狂飆時，面對的國內和國外的壓力都很大。土耳其之所以改革成功，除了國內的服從之外，在國際上，由于它是依靠與英、法、意、希多個國家打仗，才避免了被瓜分，國際勢力面對土耳其總是感到心虛，加上阿塔圖爾克真誠地學習西方，使得西方對土耳其的改革更加接納，沒有產生太多的壓力。但對于阿富汗和伊朗，就不享有這樣的地位。

簡單說，阿曼努拉汗的改革毀于國內，而禮薩汗的改革受制于國外。

1929年，阿富汗國內一支極端保守性力量在一個號稱哈比布拉汗（King Habibullah Kalakani）的流氓無產者的領導下，攻克了喀布爾，造成了阿曼努拉汗的流亡。哈比布拉汗所打的旗幟就是反抗改革，他對阿富汗的社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之后，另一位王室后裔納迪爾沙（Mohammed Nadir Shah）擊敗了哈比布拉汗，重建了阿富汗王權。但阿曼努拉汗這個首要改革者的失敗，卻預示著阿富汗無法清除保守勢力，也無法完成世俗化的重任，這個缺陷直到20世紀80年代再次爆發出來，導致了最保守的“圣戰者”和塔利班。

而對于伊朗來說，最大的問題卻來自于外部。禮薩汗是一個不擅于處理外交關系的人，在他的后期，由于石油問題屢次與英國人發生沖突，他甚至在“二戰”期間試圖與德國人親近，牽制英國人，這觸及了國際關系的底線，于是他在1941年被推翻了。

在他之后，伊朗王位讓給了他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也就是伊朗的末代國王。

作為伊朗歷史上最堅決的改革國王，禮薩汗塑造了伊朗現代化的基礎，卻因為國際問題，表明他既無法在國際沖突中置身事外，也無法清理國內的保守勢力，這導致了20世紀70年代伊朗突然間回歸宗教，它的世俗化也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