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滕朝 編輯 黃嘉齡 校對 李立軍
▲影片《南京照相館》于7月25日正式上映。
申奧執導的影片《南京照相館》從點映到7月25日正式上映,票房近億元,口碑更是一路走高,尤為稱奇的是,這樣一部戰爭題材影片,卻有很多家庭都是三代人一起去看。
關于“南京大屠殺”題材的電影,有很多拍法。
陸川的《南京!南京!》全景式呈現了南京淪陷后的悲劇,但影片站在一名日本兵的視角去反思戰爭,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從13個金陵風塵女子的角度切入,表達一個救贖的主題,但用妓女去救大學生的設定,也讓不少觀眾發出“難道妓女的命不是命”的詰難;中外合拍的《拉貝日記》,則從一個德國商人拉貝的視角,呈現了一個“中國版辛德勒”的故事,但影片表現力度稍弱,流于溫情傳奇,南京成為背景板。而更早時期,牟敦芾執導的《黑太陽南京大屠殺》則是對殘忍的最大限度還原,影片用了大量常人難以接受的“cult”等級鏡頭來展示日軍的殘忍獸行。
當然,從創作本身來說,以上角度完全沒有問題。但從目前國際政治環境、國內輿論氛圍、戰爭歷史觀、創作分寸等方面來看,申奧執導的《南京照相館》是能爭取到受眾最大公約數的一種拍法,這并非批評影片創作上的保守與投機,相反,這是創作者在尊重歷史、尊重觀眾、尊重市場所達成的最好結果。
這種小人物視角、影像克制的表達,打破了一些主旋律電影相對說教的刻板印象,對于各年齡層觀眾來說,都能各取所需,既完成了歷史教育使命,又保證了觀影體驗,確實稱得上近幾年主旋律電影的新標桿。
以小人物視角取代宏大敘事
《南京照相館》在歷史縫隙中尋找到一個極其巧妙的敘事切口:1937年12月13日,日本軍隊攻占南京,城內吉祥照相館中的七個老百姓,為了盡可能地多活一日,被迫幫助日軍攝影師沖洗底片,卻意外沖印出了能證明日軍屠城的罪證照片。
影片拋棄了戰爭的宏大敘事,取而代之的是小人物在戰爭背景下的人性搖擺。幾個普通人的生死懸于是否沖洗底片的抉擇中,“洗是漢奸,不洗沒命”的困局撕開了人性的復雜肌理。
電影開篇,南京城淪陷,衛戍司令唐生智棄城,防御力量潰不成軍,日軍大肆屠城,一片哀鴻。因為一份善意,劉昊然飾演的郵差阿昌沒有趕上出城的郵車,而下一秒鐘,日軍空投的炸彈瞬間炸翻郵車,同事被燒成火人,阿昌目睹了這一切慘烈。
導演申奧一開始就將南京城構建成一個人間煉獄,讓觀眾置身其中,與片中被困于吉祥照相館的人物產生共情。在塑造角色方面,影片很好的一點在于,沒有回避人性的弱點,拍出了人在面對死亡時的恐懼與懦弱,但也拍出了他們的尊嚴與反抗。
王傳君飾演的日軍翻譯王廣海是亂世中的投機者,用翻譯技能換取生存機會,為日軍俯首帖耳,抱有幻想,但在兩處關鍵時刻,沒有拿槍射向同胞,以及對日軍做出反抗,顯示了其意識上的覺醒。
阿昌從最初的畏死怯懦,試圖逃離南京,到最終讓出通行證,為大義挺身而出,這是在絕境中被一步步喚醒的良知和勇氣,沒有誰是天生的英雄。當自稱是“朋友”的偽善日軍攝影師用刀無情地插進阿昌的胸膛時,他用盡最后一絲力氣說出:“我們永遠不可能是朋友”。而正是這一句擲地有聲的控訴,對現實中日本右翼仍在外網散布“親善照”否認南京大屠殺,靖國神社供奉戰犯的行為也一直在持續等謊言和丑行,進行了一次有力的跨時空回擊。
▲阿昌完成了從“茍活”到“守護”的精神升華。
影片結尾,導演為阿昌這個人物揭曉了一個彩蛋:阿昌,全名蘇柳昌,作為中華郵政送信員,郵差編號是1213,與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12月13日)呼應,仿佛在說:有些“信”,必須送到;有些記憶,必須傳遞。
影片塑造的每個形象都復雜而立體,從最初只求自保的普通人,到最終舍命傳遞日軍罪證的勇士,從茍且偷生藏在地下室,到最后走上地面,覺醒反抗,完成了一道道人物弧光。
照相機,也成為影片中的重要隱喻。日本攝影師按動相機快門的聲音和槍械上膛發射的聲音交叉剪輯,為相機這一道具賦予了一種權利隱喻。而十年之后,歷史猶如一枚回旋鏢,將日本在南京犯下的罪行釘在歷史恥辱柱上。1947年,南京大屠殺的主犯之一谷壽夫在南京雨花臺被執行槍決。吉祥照相館幸存者、高葉飾演的林毓秀也拿起相機,在槍決谷壽夫的那一刻,按下快門,對日本人也進行了一次審判。
在冷靜克制中完成價值觀傳遞
戰爭電影,尤其是“南京大屠殺”這樣帶有全民傷痛的題材,在創作上很容易陷入極端民族主義情緒,過度渲染暴力,缺乏理性克制,之前影視作品中曾出現的“手撕鬼子”抗日神劇便是反面例子。
在創作上,《南京照相館》做到了盡量冷靜克制,日軍在南京城實施的很多殘暴鏡頭都以電影語言進行了留白處理。比如,日本兵摔死孩子的情節,放置在畫面后景,焦點更多的是呈現前景中人物的反應。還有日本兵對中國女性的暴行,也沒有將鏡頭直接對準施暴場面,把南京大屠殺的沉重感保留在情感層面而非感官沖擊。
影片在表現形式上也做了一些創新,用雙重曝光的視覺手法來展現日軍“親善照”背后的暴行,既直觀又有藝術性。暗房沖洗照片時紅光中逐漸顯現的罪證畫面,這種意象化的處理比直接呈現血腥鏡頭更有沖擊力。
▲暗房沖洗照片時紅光中逐漸顯現的罪證畫面,這種意象化的處理比直接呈現血腥鏡頭更有沖擊力。
盡管電影影像表達相對克制,觀眾還是能夠感受到日軍視生命如草芥后的憤怒,同胞尊嚴被踐踏后的屈辱。如同觀眾所言:“止不住的壓抑和無力感,一直憋在胸口。”
片中的日本軍官攝影師,用扭曲的價值觀解讀中國老祖宗傳下來的道德準則“仁義禮智信”,鏡頭一轉,則是日本攝影師背信棄義,將通行證變成鬼門關,葬送了一對母女,徹底撕開了日本人偽善的假面。他們在墻上掛著“仁義禮智信”牌匾,擺出溫和的模樣,底子里卻是對生命的漠視、對侵略的縱容。
可能全片最讓觀眾心情舒展的有兩個片刻:一是周游飾演的宋存義舉起南京城墻磚砸向鬼子的那幾下,二是王驍飾演的金老板拿著斧頭,砍向鬼子的那一刻。
《南京照相館》應該是今年暑期檔觀眾觀影最安靜的一部電影,影片沒有簡單地喊口號,沒有生硬說教,卻讓觀眾在克制的影像、人物的人性選擇中,自然代入角色,自然共情,潛移默化中完成了價值觀的層層傳遞。
《南京照相館》已經證明,優秀的主旋律作品可兼具歷史嚴謹性、藝術感染力與全齡普適性。對孩童,它在作為認識善與謊言的啟蒙課的同時,也沒有令家長擔心“少兒不宜”的鏡頭;對青年,它是理解個體力量的成長寓言,讓我們看到“普通人也能成為英雄”;對長者,它是民族苦難記憶的影像紀念碑,更體現出當下歷史記憶守護的現實意義。
影片結尾,一張張舊照片中的場景,與當下南京城新貌重疊在一起,有一種隔空對話感,提醒著后人:“銘記歷史,吾輩自強。”
值班編輯 康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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