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一勺酒倒進一桶污水里，得到的是一桶污水，反過來把一勺污水倒進一桶酒中，得到的還是一桶污水。

顯而易見，污水和酒水所占的比例大小無法決定這桶東西的最后性質，真正起決定作用的只有那一勺污水；

有了它，再多的酒都變成了污水，這就是酒與污水效應。

生活中也一樣，我們仿佛是一個天生苛刻的記賬人；

別人一句不經意的批評能給我們留下深刻痕跡，無意的嘲諷像一根刺扎在心頭，經久不散；

而再多的鼓勵支持只在當時有效，馬上就被我們拋之腦后，就像投入污水中的美酒，轉瞬消失不見。

為什么大腦這么偏激，非要讓污水沉淀下來，卻讓美酒輕易流失了？為什么壞事能記很久，好事卻轉頭就忘？

從人類進化角度來看，原始環境中的人類面臨著諸多危險，如猛獸襲擊、自然災害等。

那些能夠快速注意并記住危險信號的個體更有可能存活下來，輕易忽略危險信號的代價便是死亡；

所以，這種對負面信息的敏感和關注的特征在人類的心理特征中被保留下來，成為一種適應機制。

在心理學上這種機制叫做“負向偏好”，它的意思是：人類大腦對令人不快的消息、負面信息更為敏感，會更多地關注負面信息。

對負面信息的印象更深刻，對負面事件的反應往往比對正面事件的反應更強烈、更持久。

對威脅的警覺和記憶，優先于對舒適的感知，一旦令人不快、恐懼或焦慮的事件發生時，大腦馬上會發出警報信號；

伴隨著心跳加速、血壓升高和肌肉緊張的生理反應，使相關事件烙印在長期記憶中。

愉悅平和的體驗激起的神經活動就比較溫和，更容易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變得模糊。

最后大腦關注的，就只剩下污水。

但是負向偏好機制在過去是生存利器，在現代復雜的社會情境中，它經常變成無形的負擔。

現在大腦掃描到的環境“威脅信號”，大多是一次尷尬的發言、一個微妙的拒絕眼神、工作中的一點小毛病等。

這些現代社交中不可避免的無關緊要的事情，依然會被大腦的警報系統瞬間捕捉然后放大；

負面信息天生帶有緊迫性，強制性劫持了人的注意力資源。

于是有些人如果在生活學習工作中遇到不順，會反復咀嚼和回放，心里頭像壓了重重的石頭，不斷升起焦慮和自我懷疑；

在那一刻的窘迫，別人其實壓根不關注，只有自己關注，至于自己取得的微小成就以及收獲的贊美，被輕易忽略了，仿佛從來沒有發生。

哪怕很久以后，事件的輪廓已經變淡，關于壞事的具體細節也模糊了，但那種被刺痛和傷害的感覺依然新鮮。

回憶一件壞事時，人會不自覺夸張當時負向的一面，忘記了周圍人并未在意的事實，只聚焦在自己的缺點，持續為“污水”添磚加瓦，增加分量。

所以壞事被記得更久，影響也愈加深遠。

甚至在社會傳播里，負面的信息也傳遞更快，比如最近，大連工業大學因私德問題開除女學生事件引起廣泛討論。

負面信息往往被認為更能揭示一個人、一個事物或一種情境的真實本質；

無論在現實中的閑談還是網絡空間的評論，壞消息和丑聞傳播的更快更廣，也更容易被群體成員集體記住；

形成一種關于某些人和某些事的負面集體印象，與自己個人的壞事再一結合，等于反復強化了個體的負面記憶痕跡。

導致大部分人已經相信，生活這杯酒，底色就是渾濁的污水。

持續的負面聚焦將消耗人的精神能量，一個人的認知影響著他對世界的看法；

美國心理學家阿爾伯特·艾利斯提出了“認知ABC”理論，指出：個體的情緒并非直接由外部事件引起，而是由個體對這些事件的內在信念所決定。

因此事件本身不直接導致情緒和行為結果，而是個體對事件的信念起決定性作用。

當一個人的主觀世界已經習慣用他的悲觀視角看待客觀世界，世界便蒙上了一層陰影；

善意被曲解，中性的舉動被賦予惡意，機遇也被看成是風險。

久而久之，不可避免產生厚重的無力感，覺得老鼠屎終究要壞了一鍋粥，生活注定被污水污染；

覺得自己做的這些沒有了意義，熱情和行動的勇氣被抽離，只會一遍遍沉浸在壞事的回憶里。

面對這種認知不對稱，就要有意識加強天平的另一端，在美好事物發生的時候，刻意去延長注意力停留的時間，認真充分感受其中的細節和愉悅；

并嘗試將其與個人價值或積極意義聯系起來，增強正向記憶的強度，為那些生活中的積極體驗賦予重量。

先天本能要我們記住批評和指責，后天學習卻能讓我們愿意去捕捉一絲微小的善意，或一些短暫的平靜時刻和一個清晰的進展。

在負面記憶再度重現時，有了新的不一樣的積極部分。

同時，還可以對負向記憶進行修改，嘗試以更客觀、更有發展性的視角重新看待，這是一種情緒調節策略，叫做“認知重評”，指的是：

個體在情緒體驗的連續處理過程中，對引發情緒的情景或情緒本身的認知評價進行有意識地改變，以調節情緒的爆發、強度、持續和調整。

把人的認知系統扭轉到更公正多樣的角度，通過對事物認知評價的撥亂反正，就能夠改變對其單一消極的情感反應，主動削弱了負面情緒。

我們無法杜絕污水的偶爾倒入，也無法抹去已然留下的味道，可我們主動有選擇的觀念，卻能讓污水不再成為占據整壇酒滋味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