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看東西的時候，和世界（很多地方）看東西不一樣。很簡單，你看‘貓頭鷹’，在世界很多地方它就是‘貓頭鷹’，但中國人怎么看它的？它的頭像貓，身體像鷹，所以它是貓頭鷹，這是一個故事。”7月25日下午，益陽清溪村，蟬聲四起的中國當代作家簽名版圖書珍藏館，漢學家白鑫以“貓頭鷹”為例，論述中國文字、中國文學的特別，“中國文字本身就是一個很含蓄的語言，中國文學是生動的哲學。”

中國文字、中國文學的特別是各國漢學家與翻譯家熱愛中國文字、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原因。7月25日下午，在益陽清溪文學村，12位來自埃及、西班牙、荷蘭等國的漢學家與翻譯家及王躍文、馬笑泉、沈念等9位湖南作家以“在地性與世界性——從清溪文學村莊談起”為題展開了一場長達3小時的座談。

△7月25日，益陽清溪，“在地性與世界性——從清溪文學村莊談起”座談現(xiàn)場。

“文學是一種人類共同擁有的藝術(shù)”

漢學家白鑫來自埃及，他是寧夏大學民族學博士，現(xiàn)在擔任埃及希克邁特文化集團總裁，他翻譯過《魯迅精選小說集》，中國當代作家中，他翻譯過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劉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蓮》《一日三秋》以及李佩甫的《生命冊》等。

白鑫認為，他并不認為有地方的文學和世界的文學。他說，文學是一種人類共同擁有的藝術(shù)。他認為沒有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會考慮自己所處的環(huán)境，自己在哪里，也不會考慮他寫的作品會有別的國家的人會看。

在白鑫發(fā)言之前，著名作家王躍文也闡述了他的觀點。王躍文三月份去英國出席了他的作品《家山》英譯本新書發(fā)布會，發(fā)言中，他提到了在英國城鄉(xiāng)間穿行的時候，想起了簡·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狄更斯的《霧都孤兒》，他眼前的英國城鄉(xiāng)和他在簡·奧斯汀與狄更斯等人作品中看到的英國城鄉(xiāng)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貧窮到富有，從落后到進步，從野蠻到文明，這是全人類共同的發(fā)展軌跡。這種軌跡不止是在各國的教科書上有展示，在各國的文學上也被生動形象地展示出來。”

因此，王躍文認為，作家們?nèi)绻軌蛩囆g(shù)地把發(fā)生在中國鄉(xiāng)村的巨變寫好，為華夏大地上最廣大人群塑形照相，他就既有在地性，也有世界性，“一定能夠觸動全人類的心靈”。

△7月25日，益陽清溪，全球漢學家文學譯作書架啟動儀式。

在地性關乎文學也關乎人類的成長

湖南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馬笑泉有《憤怒青年》《銀行檔案》等多部作品翻譯成英、法、意大利等語言，他認為在地性和世界性并非二元對立，世界的每一部分都在世界中，獨特性、差異性和尋求溝通互相理解的渴望與行動使得世界持存。世界性以在地性為基礎，在地性需要努力讓世界性從自身中生長出來。“只有做到這點，小說，或者說所有的文學作品，才具備沖破語言結(jié)界的可能，才值得被精心翻譯，被其他國度的讀者在滿懷期待中打開。”

發(fā)言的最后，馬笑泉提出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一個新問題值得重視，“網(wǎng)絡正在抹平現(xiàn)實的差異性，把我們納入一個看似豐富自由，卻是由相同或相似程序設置好的世界，在地被連根拔起，而所謂的世界性逐漸變得單調(diào)乏味。”為此他認為，面對這樣的趨勢，強調(diào)在地性，不僅關乎小說的成長，也關乎人類的成長。

湖南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湖南毛澤東文學院院長謝宗玉也注意到了全球化的“副作用”，“當全球化讓文化趨于同質(zhì)化，在地性成為抵抗遺忘的堡壘；當文明交流日益頻繁，世界性又為文學打開更廣闊的舞臺。”

謝宗玉在發(fā)言中認為，湖南作家的文字里，有洞庭湖的波濤，有辣椒的熱烈，有方言的韻律，更有這片土地上獨有的生命哲學。但漢學家的學術(shù)眼光能挖掘作家未察覺的潛在文本。他希望本次交流會不僅是一次學術(shù)的切磋，更是一場文學的共謀：“讓地方的故事被世界聽見，讓世界的思潮為地方注入活力。唯有如此，文學才能既扎根大地，又仰望星空。”

△7月25日，益陽清溪村，漢學家們品嘗擂茶等特色小吃。

文學和村莊一起生長

“在現(xiàn)代化浪潮中，文字守護著人們的精神家園。”突尼斯?jié)h學家哈利德在發(fā)言中說。哈立德是突尼斯東方知識出版社社長，也是迦太基大學的中國語言文學助理教授。這位翻譯過老舍《不成問題的問題》、韓青辰《因為爸爸》、張煒《九月寓言》的漢學家分享了他作為譯者的一個體悟，他告訴大家，他在翻譯那些作品時，“那些文字中躍動的村莊魂魄始終震撼著我。無論時代如何更迭，這片土地孕育的生命力始終在文學中生生不息。”

哈立德告訴大家，行走在誕生過《山鄉(xiāng)巨變》的文學現(xiàn)場清溪村，他愈發(fā)確信文學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扎根在泥土里，和村莊一起生長：“清溪村的珍貴，在于它揭示了文學的本質(zhì)。那些粗糲的泥土里，藏著最柔軟的心靈敘事；那些看似地域性的故事，實則具備跨越疆界的共鳴。當全球化浪潮席卷時，正是這樣的文學村莊，為人類保存著精神原鄉(xiāng)的坐標。”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湖南毛澤東文學院副院長紀紅建執(zhí)著于田野調(diào)查，包括清溪村，他去過的村莊數(shù)以千計，在他眼中，世界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村莊是世界的具體呈現(xiàn)，“它讓遙不可及的世界變得可知可感，甚至觸手可及”。

紀紅建認為文學是村莊和世界之間的橋梁，它穿越時空和地域讓所有的思想和情感交織：“世界的所有村莊，都有著自己的獨特文化構(gòu)成，有著各自不同的生活細節(jié)，這些個性化知識的內(nèi)容正是作家的營養(yǎng)與文學非凡的力量。這些內(nèi)容被長年累月地書寫太多，經(jīng)過幾十年、上百年、一兩個世紀的反復講述，經(jīng)過一代又一代作家的重復表達，它們就從特殊的地方性變成了普通意義的世界性。

△7月25日，益陽清溪，漢學家們參觀中國當代作家簽名版圖書珍藏館。

故事背景或有不同，人的感情和經(jīng)驗是相同的

保加利亞漢學家思黛主要翻譯的是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他的涉獵非常廣泛，翻譯過莫言的《檀香刑》、余華的《活著》，也翻譯過劉慈欣的《三體》與《黑暗森林》等，比較小眾的詩人烏青的小說《有一天》，他也曾翻譯過。他在發(fā)言中直言不諱地說，周立波《山鄉(xiāng)巨變》中故事發(fā)生的背景有些“過時”了，但小說中的人物很精彩，很有趣，他感覺周立波很愛他筆下的人物。思黛的觀點是，世界性的概念其實是比較模糊的，一部作品能否走向世界，取決于很多因素，他以《山鄉(xiāng)巨變》為例，很多國家沒有翻譯《山鄉(xiāng)巨變》，這并不是因為這部作品不具備世界性，國與國的關系等也會影響到作品的傳播，此外，譯者個人在文學上的偏好也會影響到這部作品是否被選中翻譯為外國文字。

塞爾維亞的漢學家約萬諾維奇·安娜在發(fā)言中介紹，她30年前就因為通過描寫中國農(nóng)民生活的小說而愛上中國。她之前參加的各種文學活動都是在城市里，這次是在清溪村，這讓她很感動。她提到曾有中國記者問她塞爾維亞的讀者是怎么理解莫言、余華和蘇童等中國作家的作品的，她的回答是，雖然作品中的人名、地名和歷史背景是不一樣的，但人的感情和經(jīng)驗是相同的。因此，作為譯者，最重要的是把作家要表達的感情用自己的語言翻譯出來。

作家盛可以1994年起定居深圳，近些年因為照顧家里老人，回到益陽，“一不小心就住成了益陽人”。發(fā)言中，盛可以還介紹了她的近作《建筑倫理學》，是她回到益陽后，“肉身在場”的寫作，而之前她寫家鄉(xiāng)人物是與家鄉(xiāng)“有一個時空的差距”。她認為回到家鄉(xiāng)后創(chuàng)作的這部作品是她寫作生涯中比較重要的作品。

這是盛可以第一次以湖南作家的身份參加在家門口舉行的國際性的文藝活動。盛可以的作品被翻譯成20個語種，其中被翻譯最多的是她的代表作《北妹》。《北妹》中，她把主人公錢小紅比喻成一粒性感的肉丸子。她在發(fā)言中提到了這粒肉丸子，“她一路滾著，跳著，最早就滾到了世界上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角落。”盛可以坦言，這是她作為一個作家沒有想到的。她另一個沒想到的是，她曾想過請國外作家、漢學家和翻譯家到益陽來舉辦活動，魔幻般這么快就實現(xiàn)了。她認為漢學家們會把他們在清溪村的所見所聞也會帶到世界各個角落。

△7月25日，益陽清溪王蒙書屋，湖南作家鄭朋（鄭小驢）向漢學家高伯譯介紹王蒙的作品。

以‘人’之名進入故事內(nèi)核能實現(xiàn)彼此的理解和交流

參加本次交流會的作家諾亞，會前得知了自己獲得了新一屆全國優(yōu)秀兒童文學獎。她在發(fā)言中提到了翻譯過程中的“文化折扣”問題，她提到《西游記》的經(jīng)典譯本《Monkey》在英語世界影響深遠，但她個人更喜歡余國藩的譯本，他把猴子翻譯成了Mind-Monkey，對應中文里的“心猿”，“包含著充滿中華文化色彩的隱喻。”

諾亞在發(fā)言中認為中國文學，中國兒童文學，它的世界性旅程也面臨挑戰(zhàn)，“我們的民俗意象、含蓄的情感表達、特定的倫理觀念，都需在翻譯中找到契合的世界語言”。

另一位兒童文學獎獲得者周靜，她的發(fā)言似乎可以解決諾亞認為的翻譯過程中存在的“文化折扣”的問題，“東西方浩繁的民間傳說，都藏著一整套既理解人又約束人的道德準則，它讓人和其身處的環(huán)境始終維持一種平衡，以達到和諧共生。各民族的傳說形態(tài)各不相同，但殊途同歸，就像河流千萬條，終究百川歸海。在千姿百態(tài)的文化里，我們看到的隔閡都在表層，當我們以‘人’之名進入故事的內(nèi)核，一定能實現(xiàn)彼此的理解和交流。”

芬蘭漢學家勞諾談的也是翻譯的問題，他翻譯過劉慈欣的《三體》，也翻譯過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以及余華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書。他講，他因為去過王府井和大理，因此，他翻譯《三體》男主角汪淼坐在王府井天主教堂前的長凳上絕望哭泣這一場景，以及胡安焉寫他在大理那段經(jīng)歷時，“能夠把自己放在那里跟人物或訴述者站在一起”。為此，他認為文學翻譯家如果有機會去小說里描述的地方，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情，“在中國經(jīng)歷過日常生活的翻譯家會比沒去過中國的或者在中國只呆過短時間的翻譯家更好地理解一些比較難翻譯的詞語、并更加恰當?shù)匕阉鼈兎g成自己的母語。”

勞諾還談到，去到作品中所寫到的地方，嗅覺、聽覺和味覺都能很好地幫助譯者更好地翻譯原作，“一名翻譯家能夠感知和體驗世界的存在。機器呢？機器不能。機器不知道世界都有怎么樣的氣味、聲音或外觀，所以它也無法選擇正確的詞來描述它們。”

△7月25日，漢學家們踏訪當天即將揭牌的湖南作家協(xié)會清溪書屋小院。

“創(chuàng)造性誤讀”為作品在異域文化中打開了新的生命維度

伊朗漢學家艾森認為文學是文明交流和共建最好的媒介。發(fā)言中，這位既翻譯過《黃帝內(nèi)經(jīng)》《論語》，也翻譯過莫言的《初戀》與路內(nèi)的《慈悲》的漢學家表示，中國近100年來的歷史是非常獨特的，如何把中國和中國人這些獨特的經(jīng)歷介紹到國外，從傳播的角度講，文學是很好的途徑。他希望往后更多伊朗的青年翻譯家能夠關注中國文學。

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作家鄭朋（鄭小驢）坦言他的寫作深受外國文學的影響，“如果沒有翻譯，我們就無法了解更廣闊陌生的世界，寫作也會變得單調(diào)，乏味，陷入同質(zhì)化的陷阱，失去文學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發(fā)言中，鄭朋認為我們也需要被更廣闊的外界所看見，所了解，所尊重。“中國經(jīng)過改革開放，已經(jīng)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我們的經(jīng)濟、文化還是心態(tài)，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中國新生代作家，他們和前輩作家周立波相比，他們的寫作已經(jīng)有了新的變化。對他們而言，也在經(jīng)歷一場‘山鄉(xiāng)巨變’。”他希望漢學家們能意識到中國新生代作家的變化，“從藝術(shù)審美上重新認識我們的寫作。”

湖南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湖南文學》主編沈念的發(fā)言靠后，他認為“在地性”不只是作家的標簽，也是文學的生命密碼，是最本真的呼吸，“如果失去了腳下這片土地的滋養(yǎng)，失去了源自具體生命經(jīng)驗的獨特表達，作家的寫作不會根深葉茂，也就不可能為世界文學貢獻獨特的光譜。”

和諾亞一樣，沈念也認為翻譯是“丟失的藝術(shù)”，除了丟失，還會“誤讀”，不過，他并不認為“誤讀”是壞事，“雖然各位漢學家的翻譯可能帶著自身文化的‘濾鏡’，也許會與我們創(chuàng)作的初衷產(chǎn)生差異。但這種‘差異’未必是鴻溝，它可能是‘創(chuàng)造性誤讀’的起點，為作品在異域文化中打開了新的生命維度。所有的閱讀，都是某種程度的‘誤讀’，但這也恰是文學跨越時空的魅力。”

△漢學家們參觀中國當代作家簽名版圖書珍藏館后留言。

“清溪”是文學與生活的共同體，是向世界敞開的文學現(xiàn)場

中國作協(xié)外聯(lián)部主任張洪斌主持了這場名為“在地性與世界性——從清溪文學村莊談起”的座談會，他認為這是一場跨越語言、文化、時空的文學對話，在湖南作家和多國漢學家、翻譯家展開對話前，他回顧了當天上午和作家、漢學家、翻譯家對清溪村的踏訪，“我們發(fā)現(xiàn)‘清溪’，不僅是一個地名，一種風景，更成為一種關于文學與生活的共同體。”

座談會的最后，張洪斌談了他對“在地性”和“世界性”的理解。他認為“在地性”，是具體的生活經(jīng)驗，是寫作者的坐標；而“世界性”，則是被看見、被理解、被對話的可能。“世界性”不是脫離“在地”的飛翔，而是對“在地”的一次次重新發(fā)現(xiàn)和深情回望。

最后，張洪斌感謝了座談會上作家和漢學家們的發(fā)言，并稱清溪村因各位與會者的到來，成為一個向世界敞開的文學現(xiàn)場，“中國作家與漢學家之間，不是簡單地‘輸出與接受’，而是文學意義的共同締造者——他們各自守著一片語言的土地，然后在對話中看見彼此。”

瀟湘晨報記者劉建勇 圖|瀟湘晨報記者 王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