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青少年心理健康引發的問題越來越多地浮出水面。

去年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1~2022)》顯示，10-16歲的未成年中小學生中，約有14.8%存在抑郁風險，相當于7人中就有一人。在西部、農村地區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風險更高。

心理老師的存在變得急迫且必要。2021年教育部下發通知，要求“每所中小學至少配備一名專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正是這一年，26歲的文莉入職縣中，成為這所中學有史以來第一位心理老師。

這里的學生很需要文莉。在嚴格遵循軍事化管理的縣中，他們背負著更大的升學壓力，得到的卻是更稀缺的資源、更少家庭的支持和關注。甚至抑郁癥去污名化尚還是件難事，因為生病無法繼續學習的孩子會被指責，“你是不是就想偷懶？”。

只是文莉剛想開展一番事業，就被狠狠潑了盆冷水。她入校的第一天，被“發配”去當語文老師和班主任，身兼數職。高強度的工作加上不合理的評價體系，她比學生產生了更多困惑。

社會學家涂爾干在《自殺論》中所寫，或許正是文莉的心聲，“教育只是社會的映像和反映。……老師們同樣生活在整體的社會道德環境中，本身也會受到影響，他們又如何教給學生與眾不同的思想呢？”

以下根據文莉的講述整理：

沒有成績，你什么都不是

我大學讀的是應用心理學專業，2017年本科畢業，我沒有像班上大多數同學一樣轉行，而是去了云南某偏遠地州鄉鎮學校，考上了特崗心理教師職位。

我喜歡與人交流，也喜歡當老師的感覺。在鄉鎮工作滿三年時，我看到縣城的初中在招聘心理教師，想著有編制、專業對口，縣城中學應該會有更大的施展空間，于是果斷報名。

那時我以為，心理老師就是單純地負責心理方面的工作。沒想到我一進校，就被要求擔任班主任和兩個班的語文教師。

事實上，我從沒接觸過語文教學，學校也不在乎我有沒有相關資質。因為語數外三大主科的教學任務更重：課程多、批改量大、還需早起看早讀，資歷老的老師只要有機會轉崗去教小科目，就不愿意教主科。主科老師的缺口很大。

我每周的課時量達到30節以上，是正常課時量的二到三倍。光教學已經很忙了，入職第二年，我還成了校團委書記，需要額外承擔校團委的行政工作。

每個月，團縣委都會下達任務——3月學雷鋒，4月緬懷先烈，5月青年節……從前期策劃、中期執行到后期宣傳，都由我一個人負責。最頭疼的是，學生實際上沒有課余時間開展活動，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我的一天通常這樣度過：早上六點多起床，六點五十就必須出現在教室，上完晚自習下班已經十點。上課、守自習、改作業、做材料……事情一件接著一件，經常整個半天都來不及去喝口水、上個廁所。

大小病不斷，卻沒時間看病，都是自己買藥，對著說明書服用。有時候，連去藥店的時間都沒有，盡管藥店就在學校門口不到200米的地方。一般是美團買藥送到校門口，隔了很久我才有空去拿。

在這樣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下，我根本沒有時間精力開展心理健康的工作。

我曾經找領導協商，我理解學校不容易，可以先帶別的科目，希望等有老師了，能允許我全身心投入熱愛的心理工作。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年，情況還是沒有改變。有一次，有個領導同意給我調去教政治，開會時都說好了，第二天公布新一學期的教學安排，發現還是讓我繼續教語文。

而我提出的許多設想，也沒有落地的可能。過去我在辦公室、操場或者食堂遇到領導，就和他們說自己的規劃：能上心理課是最好的，不能也要定期做篩查、開活動。

這是寫在心理教育教科書上的話，也是我大學一直在學的東西。一個完整的校園心理健康支持系統，首先要有穩定、持續的心理課程，最少也要兩周一次。其次要有定期的大型活動，比如講座、團輔、游園。還要有篩查測評，最少一年篩查一次，對有問題的學生不斷地跟蹤和反饋。最后，還要開展個體咨詢作為輔助。

而以上這些“應有”的環節，這里一個都沒有。

領導總是打個哈哈敷衍過去，后來學校的中層直接告訴我，不會給我開心理課的，“十年后估計也開不起來”。

只有當上級需要完成的某項檢查里有涉及到心理健康的部分——比如校園安全工作、德育工作等等，才會要求我提供一些我從來沒有機會真正講授的課件和教案。

和縣里其他學校的心理老師交流過后，我發現我并非個例。縣里只有一所高中有專職心理老師，其他中小學的心理老師要么由教其他學科的非專業教師掛名，要么像我一樣雖然是學心理出身，實際上身兼數職，沒有接觸心理工作的機會。

后來我才知道，因為這兩年國家重視，對心理老師的師生配比有要求，加上學校年年都有跳樓未遂的學生，所以我入職那年，上級給了學校一個心理教師的編制。

可是進學校之后，我就完全歸學校管理了。縣教體局的人知道新招的心理老師在教語文，他們沒有插手。

對于心理老師的考核，從沒有一個合理的標準。縣里那位唯一的專職心理老師，因為不帶班，沒有成績，所以考核被領導隨意打分，打了全校最低分，很傷自尊。因為各種阻力，她也沒有在校園里開成心理課。

其實國家是有規定的，心理老師享受跟班主任同等待遇，但幾乎沒有地方能落實。我與副校長爭辯，他顯得很無所謂：“那是國家的規定，我們縣是縣說了算，甚至是學校說了算，我們學校就是拿成績說話的。沒有成績，什么都不算，你什么都不是。”

有段時間，我每天一睜開眼睛就會感到痛苦，只能靠意志逼自己起床上班。騎車去學校的路上，我經常會生出一種陌生感，不知道自己是誰。一路上，我無意識地不斷問自己，我要去哪里，我要干什么，這些問題我答不出來，但是腳會不自覺地騎車往學校的方向走。

有幾次，我會莫名幻想突然出現一輛大車把自己撞飛的畫面。走進學校的那一刻，我又全身心投入工作，完全忘了所有的痛苦。

現在回想起來，或許那時我已經是抑郁的狀態了，可當時的我并沒有太多時間和心情關心自己的情況。

教育機器

這是縣里規模最大的初中，每個年級有十幾個班。人很多，但學校不大，兩排教學樓、四排宿舍樓，和一個由簡易遮雨棚充當的食堂，構成了兩千多個孩子全部的世界。

這也是全縣升學率最高的初中，把縣里其他初中遠遠甩在后面。即使是全年級成績最差的班，也有2/3左右的學生能考上高中。

和許許多多縣中一樣，作為“全縣的希望”，它肩負著巨大的考核壓力，只能靠高強度的學習和軍事化的管理苦干出成績——這是心理教育無法開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時也是滋生心理問題的溫床。

每個建筑從二樓起都被金屬質地的防盜網封得嚴嚴實實——我到學校的第二年，一名男生險些在校園內跳樓自殺，那之后沒多久，學校就裝上了這些防盜網，從物理上切斷了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的可能性，但其他方面一切照舊。

從此之后，這里就更像一個監獄，從內到外都密不透風，讓人感到壓抑。

每個人的時間都是定死的，像機器一樣不停運轉。從6:50上早讀，從直到22:30寢室熄燈，學生們沒有半刻喘息，去哪里都要用跑的。

中午12:05下課，12:15去食堂已經幾乎沒有飯了，12:20要進宿舍，12:30值日老師開始查寢。

飯點的時候，食堂座位不夠坐，端著碗的孩子坐滿了教學樓一樓的階梯。更多的學生為了節約時間坐也不坐，打飯的地方到洗碗的地方不到一百米，他們打完飯，干脆邊走邊吃，走到洗碗池，飯也剛好吃完。

課間只有八分鐘休息時間，有的課間才三分鐘。已經如此短暫，學生們還只能在班級前后門之間的區域活動。這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每個課間都有值日老師檢查。如果有學生竄到別的班門口，就會挨批評。

我們班初二那年搬到了二樓，背后就是一個花園，我經常把他們“攆”出去，讓他們去花園里面玩玩。我說你們可以去踢球，去看花，去捉鳥捉蟲。但是他們已經麻木習慣了，很少有人下去。偶爾有學生玩鬧一會兒，踩著鈴聲進來，就會有老師和我“告狀”，他們覺得孩子跑得大汗淋漓的，上課就沒精神了。

可是十多歲的孩子，正是愛玩愛動的年紀，保證充足的運動量才會更有活力。長時間關在狹小的屋子里面，非常影響身心健康。

我時常覺得這里像一個龐大的教育機器。每一個老師都是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負責把學生加工成符合標準的合格產品。學生們被剝奪了自主的時間和空間，也不允許有不同的想法。

縣中評價人的方式是如此單一，只有成績。除了成績，沒有任何可以給到孩子支持的東西，孩子有特長、優勢，也不被認可，不被尊重。學校沒有任何課外活動，唯一一次破天荒地開了“興趣課”，還是為了應付檢查，抽出一個年級上，后來檢查不嚴了，“興趣課”再也沒開過。

有一種說法是，“心理學面對的已經是最末端的問題了。”無法改變現實，才只好訴諸心理，這樣高壓的環境得不到改善，我一個成年人都覺得壓抑，要這些孩子怎么不抑郁呢？

“抑郁就是矯情”

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縣城的孩子很難意識到自己的心理問題。哪怕生病了，他也不知道他病了，更不知道要和誰說，沒有任何能夠求助的資源。

我過去接觸過城市里的學生，他們會看書，會查閱資料后主動詢問我：我有這些癥狀，是不是生病了？我是不是抑郁了？我怎么辦？

但是縣里面的孩子是沒有這種自我覺察性的。哪怕我做了一些科普，他們仍舊覺得“心理疾病離我好遠”。當疾病真正發生，他們格外手足無措。

孩子對心理疾病的覺察和周圍人的觀念有很大關系。這個環境不允許學生有心理問題。

在縣城，對抑郁癥等心理疾病最常見的錯誤認知，不是將其妖魔化，而是將其普遍化、平常化。校領導不止一次公開說心理學是假的，“信不信把學生送去州醫院、市醫院，全部都會診斷成抑郁癥”。他們向學生傳輸的也是這種觀念，“你不要覺得自己有病，你沒有病”或者“我們任何人都是有病的”。

有一次開全校學生大會，一位中層領導問臺下的同學們：“你們誰敢說自己最健康、最沒病？敢的人舉手！”底下有同學舉起手，他接著說：“等下我帶著你去醫院，一診斷，就是個重度抑郁。”舉手的同學又默默把手放下。

當學生出現心理問題，學校的第一反應是認為他是“裝的”，是為不想讀書找的借口。即使有學生已經去縣醫院得到抑郁癥的診斷結果，他們也覺得醫院的診斷是“騙人的”。甚至一些班主任也這樣認為，每天說說笑笑的人怎么可能抑郁呢？哪怕相關的科普已經非常多，在網絡上幾乎是個常識了。

而學生因為擔心被老師貼上“矯情”、“懶”、“不想學習”的標簽，不敢發現自己的問題，更不敢向外界求助。結果就是越來越嚴重。

我剛去的第一個月，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副校長突然給我打電話，讓我趕緊去一條公路，幫他勸一個學生回校上學。這個學生在媽媽送他上學的路上，突然說，要是再逼他去讀書，他現在就從這個大橋跳下去，或者撞車撞死掉。

我當時人不在縣里，沒法馬上趕到，就在電話里多問了幾句學生的情況，才知道他已經被診斷為重度抑郁癥。我很震驚，告訴副校長，孩子這種情況已經明確地在實施自殺行為，要引起關注，趕緊就醫，今天不要再去刺激他，更不要想著讓他回學校了。

可是無論我說什么，副校長依然堅持讓我把學生“勸回學校”。我不同意，最后，他失去耐心，憤怒地掛了我的電話。

后來這個學生怎么樣了我不知道——這是我工作的常態。雖然是名義上的心理老師，但我幾乎沒有機會完整地跟蹤一個案例。學校只在危急情況時把我拉過去，讓我和學生聊幾句，沒頭沒尾的。

有心理問題的學生不僅得不到學校的信任和支持，也很難得到來自家庭的幫助和關懷。

縣城地處金沙江流域的一處干熱河谷，是全省聞名的農業大縣，支柱產業是蔬菜水果種植和銷售。在我們學校，只有極少數學生的父母是公務員或做小生意，這些學生集中在最好的幾個班。其他學生的父母基本都是農民，對心理疾病聞所未聞。

我接觸過一個女生，通過量表和結構化提問判斷她確實有一些心理問題。和學生說了之后，她告訴我，“沒關系的，我還能再撐一下”。我想聯系家長，幫她尋求更多幫助，她只說，“老師你不要說了，說了家長也不會信，只會覺得我矯情，他們不會支持我的。”

還有一個尖子班的學生，最初班主任覺得不對勁，是因為他頻繁地跟課任老師發生沖突。老師只是正常地說話，他會突然瞬間情緒爆發，站起來破口大罵，仿佛產生了一些妄想。

進一步觀察后發現，他常用小刀劃自己的胳膊，胳膊上深一道淺一道排滿了暗紅色的刀痕。在寢室，他會毫無征兆地將頭狠狠地撞向床架。班主任怕出事，就來咨詢我。我們都很擔心他的情況，把他的家長叫到學校面談，想讓家長帶他去醫院做進一步的診斷治療。

沒想到，媽媽來了之后對孩子的自殘行為并不在意，她反復說，她和孩子爸爸平時都很忙，孩子是因為離家遠，覺得父母不夠關心他，所以要裝病，以此來獲得父母的關注。在我的強硬要求下，這位媽媽才答應帶孩子住院治療。

和一些學生聊下來我發現，他們的癥結其實是在家庭。我在學校給他們做好了心理疏導，但是很難說服家長改變相處方式，學生一回到家，面對糟糕的家庭關系，很快又會重新陷入抑郁。

我班上的一個學生，父母會在他面前罵人、打架，說話也很難聽，對他動輒打罵，但孩子從來不敢對家長說，這些行為對他造成了多么大的傷害。我把家長喊來溝通，他們滿口答應，但后來問孩子，還是沒有什么改變。

更何況，很多時候，孩子心理上出了問題，并不比孩子成績下降更能引起家長的重視。

一則免責聲明

疫情之后，整個社會對心理問題都越來越關注了。縣里先后發生了兩起中小學生自殺事件，之后，全縣范圍內的學校都加強了對學生的心理問題的重視。

這看起來是件好事，但我總覺得，我們離正確的路還有很遠。

有學生自殺后，縣教體局要求各個學校上報名單，排查“問題學生”。所謂“排查”，其實就是讓班主任把單親重組家庭學生、貧困生、殘疾學生還有“刺頭”都統計出來，選出他們眼中疑似抑郁癥的學生，匯成一個六七十人的名單，讓我給這些的學生開場講座。

我聽到這個消息啼笑皆非。且不說這種“排查”方式根本不科學，抑郁癥很復雜，不是開個講座，說兩句話就可以好的。要一個個單獨地做輔導，才能評估到底是什么原因，對癥下藥。該就醫要就醫。

學校想的很簡單，講一場講座就可以讓他們舒緩情緒、不自殺了。他們不專業的做法完全不起作用，甚至會帶來更多不可想象的問題。

他們選出的人未必是抑郁癥，卻讓我針對抑郁癥講，相當于給別人貼標簽。里面有真實抑郁的人，一看這種專題講座，就會立馬對標自己，也會有病恥感。一群同樣抑郁的人在一起，如果中重度的互相認識，某種因素催化下甚至可能會相約“集體自殺”。

我不愿意成為二次傷害學生的那個人，因此我拒絕了。他們又去找了大學的一個心理學教授，人家當然也沒答應。后來這件事不了了之。

我猜測，也許學校也知道這樣沒什么效果，他們只是把這些行動看作一則免責聲明，一種出事之后可以為學校開脫的理由——“我們給他們做過心理輔導了”。

22年下半年，疫情卷土重來，學校三天兩頭封校。原本學生周末兩天還能回家休息，現在只能呆在學校上課和自習。什么時候能放假，都是未知的。晚上查寢走過女生宿舍，經常聽到陣陣哭聲。

那段時間，很多學生因為心理問題住院，光我們年級就有七八個。副校長對抑郁癥的態度出現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從毫不在意變成了嚴防死守。

他不再嚷嚷著“抑郁癥不是病”，聽說哪個學生得了抑郁癥，也不管是不是真的，就如臨大敵，讓他們都去住院或者由家長領回家，“反正不能在學校”。

有個孩子住院后覺得自己恢復得差不多了，沒上報就回學校上課。副校長發現后非常生氣，當著全辦公室老師的面質問班主任：“你們班主任是怎么防的？怎么會讓這種學生進來？趕緊讓家長領回家去！”

從專業的角度看，評估學生能否復學需要很多流程。醫生出具建議書后，心理老師要對學生進行訪談，觀察他的語言和認知，做一些小的測評。還要收集他周邊人的反饋，看他的狀態是否穩定。

只不過，學校也并不遵循這一套，全憑副校長自己判斷，標準是成績。如果住院的學生成績很好，他會希望學生盡快返校；如果學生成績較差，他就會讓學生趕緊回家。

去年上半年，我和另外兩位不同學校的心理老師，被縣里組成群訪工作組，為各學校排查出的問題學生做心理咨詢。

其實在我們看來，充其量只能算是訪談。心理咨詢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我們只能和每位學生進行一個小時左右的交流，建立信任都很難，更不用說幫助他們解決什么實際問題。

我們都覺得，拉我們去只是走個過場，假裝全縣很重視這個事情。

即便知道成效微乎其微，但我能感覺到其他兩位老師和我一樣，還是想努力做點什么，可能學心理的人多少都有點理想主義情懷。每個孩子有什么問題，需要校方、家長注意什么，我們還是會整理成文字交給他們的班主任。

群訪結束時，我們寫了一份非常詳細的報告提交給教育局，列出了一系列問題，以及對部門和學校的建議。報告交上去，沒有任何回應。但我們也只能做到這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