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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全國護士缺口接近400萬#的詞條登頂熱搜，許多人因此才意識到，這個與每個人生活息息相關的崗位，人員流失如此嚴重。

依據2023年底的數據，目前全國注冊護士總量約563萬人，這意味著每1000個人里只有4名護士。還處在規培期的李成夏，對當下醫院人手不足的現象深有同感。

還在上大學的時候，學校跟醫院有合作培養的計劃，李成夏實習了近一年，每個月最多休息4天，而且沒有補貼。畢業后成為規培護士，她和正式工一樣，一晚上照顧70個病人，沒有一分鐘休息，卻只能拿到最低的工資。

據她的觀察，同期能順利熬過規培的護士只有不到一半，即使這個規培機會是她們從社招的1000多個競爭者手里搶來的，也不得不放棄。無處不在的安全隱患、職場上前輩的霸凌，還有頻頻傳來的行業里同齡人的死訊，種種一切，都讓護士們的心理狀況岌岌可危。

熬過漫長的實習期和規培期后，“李成夏們”依然想逃離醫院。

 活在死亡陰影下的護士們

“那可能是我離死亡最近的一刻。”回憶起那段經歷，李成夏仍心有余悸。

大三時，李成夏在一家三甲醫院的急診科實習。那天，輪到她值夜班，一個喝得醉醺醺的中年男性闖入醫院，手持菜刀在她面前的桌子亂砍，李成夏嚇得渾身發抖，她轉身躲進配藥室，鎖好門后，迅速抽出電棍、防狼噴霧。

幸運的是，巡邏保安及時趕到，將鬧事者制服，才讓李成夏逃過死劫。

近年來，國內醫鬧事件時有發生，有媒體統計了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年度工作報告，2016年至2023年間，我國累計依法起訴傷醫、擾醫、在醫院聚眾滋事等犯罪14271人。

護士長擔心會遇到“特殊情況”，在值班房放了防狼噴霧、電擊棒、長棍、皮拍子，就是為了讓護士們在危機時刻，保自己一命。

原則上，日均門診量5000人次以上或床位1000臺以上的大型醫院，需在入口處配備安檢設施。但李成夏發現，醫院的安檢只在衛健委檢查醫院時，才會重新打開。

突發的暴力事件，并未讓李成夏離職，畢竟各家醫院情況大致相同，安檢皆形同虛設。

就在上個月，她現在工作的醫院里，險些又發生一起傷醫事件。鬧事的是樓上的精神科患者，半夜突然發病，又沒有家屬照顧，在病房里大吵大鬧。值班的護士想要安撫他服藥，結果那病人聽到以后，奪過來水杯就砸向了護士。

幸好護士躲得及時，才沒有受到實質性的傷害。她那時已經懷孕7個月了，因為受驚血壓升到了158，但也只休息了一天，又回來上班了。

“休假”在護士們眼里是一個很小眾的詞語，她們的時間被嚴格框定在了值班表的小盒子里。即使是病假也不能輕易開口，因為一旦請假，就意味著同事要放棄本就不多的休息時間來醫院頂班，這讓生病都成了一件有負罪感的事。

在李成夏實習的那8個月里，她每個月只有4天輪休，“節假日”的概念，從來都不存在她們的職業里。

行業里有個常見的說法，叫“白夜下休”——第一天白班、第二天夜班、第三天下夜班、第四天休息，如此循環往復，直到退休；但也有不少醫院因為人力有限或者科室太忙，將下夜班那天視為休班，不給一天充分的休息。

在醫院里人人自危的安全隱患下，更讓醫護們難以忍受的，就是這種以透支健康為代價換錢的“夜班”。

據李成夏了解，有些醫院上白班的護士長，會調監控查看夜班護士有沒有睡著。一旦發現有人閉眼超過三十秒，將拍下監控畫面，發到護理群上“公開處刑”。

上夜班的護士們，可能只有猝死那刻，才能閉眼。

李成夏所在的醫院夜班分為大小夜，小夜是下午4點上到晚上12點，大夜是晚上12點到次日8點。每次上完大夜班，哪怕正當臘月隆冬，李成夏也會出一身虛汗，頂著早高峰騎車回家的路上，眼睛都快閉上。

有次等紅燈，不過10秒，李成夏雙目緊閉。綠燈一亮，還停留在原地，不耐煩的司機在身后連按幾次喇叭，刺耳的聲音嚇得她條件反射跳起來，差點把車摔倒。

李成夏已經不敢去想，今后的日子里還會有多少個類似的早晨。回家躺在床上，她困意十足，卻無法入睡，只聽心臟像打鼓一樣跳動的響聲，震得耳膜隱隱發痛。

饒是如此辛苦，護士們也只能拿到100元的夜班補貼。

《中華醫院管理雜志》的一份報告中記載，超60%的醫護人員，每月要值4個及以上的夜班，而護士夜班次數在8次及以上的人數占比，達到了33.74%。

超負荷的夜班隨之帶來，是超速的心率、飆升的血壓、內分泌失調等健康危機。全國144家三級公立醫院中的調查顯示，護士自評“健康”的比例為28.92%，醫生更低，占比20.30%。

醫療體系中的每一環都是平等的，護士是其中的耗材，醫生亦是如此。

去年，急診科一位50多歲的主任醫生，連上2天白班，第3天還留在醫院值夜班。

那天晚上，突然來了一個需要搶救的病人，主任通宵做完手術，好不容易把病人救活，他準備去食堂吃飯，再回宿舍休息。

打飯路上，他暈倒在地，一旁的同僚迅速反應過來，跪在地上，給他做心肺復蘇。最終，還是沒搶救過來。從主任下手術臺，到他心臟驟停，全程只過了13分鐘。

主任去世后，醫院把之前患者們送給他的橫幅全部撤下，送還給了遺屬。那一幅幅紅底黃字的“妙手仁心”，曾被醫院和主任視為是“榮譽”的象征，如今也只會讓同仁們覺得觸目驚心。

《Public Health》的文章中指出，中國2013年到2015年間醫生過勞死的病例中，猝死前，超過一半醫生曾連續工作8到12小時，其中11名醫生連續工作超過24小時。

也許只有適應這套“拿命換錢”法則的醫護人員，才有資格在諾大的醫療體系中，當一顆穩固耐用的“螺絲釘”。

 直面患者的任何情緒

在不少患者及家屬眼里，護士只是一個任人使喚的“高級丫鬟”，喂、美女、那個誰，都可以成為對護士的代稱。患者和家屬但凡有一點不滿，都把投訴當成對付她們的殺手锏。

李成夏所在的腫瘤科室，有不少患者處于肺癌的初期或晚期階段，要經常檢查觀察肺部腫瘤蔓延情況，這項工作大多都是由規培護士來承擔。一些年紀大、家境不太好的患者，對醫生的治療方案充滿不信任，不是懷疑醫院在拖延治療，就是覺得醫生想要掏空他們的積蓄。

“怎么又要抽血，我的血都要被你們抽干了！”李成夏總要一邊給患者檢查，一邊忍受著這樣的謾罵。無論她怎樣一次次向患者們解釋抽血的原因，但下次抽血時，依然有患者質疑，醫院別有居心，想把他們的血拿去賣錢。

醫院是一個充滿痛苦和悲傷的環境，困在病痛中的患者及其家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往往會直接把怨氣撒在護士身上。

最近，李成夏遇到了自己執業生涯最難纏的患者家屬。對方50多歲，是患者的男朋友，不管李成夏和醫生如何跟他溝通，他總是扯著嗓子大罵：“我要投訴你們，我要去上報，把你們醫院投訴到開不下去，你們這群騙子，我女朋友都快死了，都怪你們！”

患者查出腫瘤后，持續在醫院化療，由于免疫力低下，她反復發燒感染。一天凌晨，患者燒到睡不著，再次發燒的患者和她的男朋友訴苦，治病治得好痛苦，她要熬不下去了。

患者的男朋友很心疼她，沖進護士站，對著值夜班的李成夏一通辱罵：“你們這群庸醫，是不是想把病人醫死？”

患者的訴求沒解決，護士也不能下班回家休息。等到醫生上班后，李成夏把情況報告給了患者的主治醫生，醫院派來兩個醫生輪番勸導患者的男朋友，他先是把男醫生罵了1小時，女醫生去勸導時，又差點對女醫生動手。直到患者的兒子趕來醫院，這出鬧劇才算是收場。

除了有暴力傾向的患者家屬，李成夏更頭疼的，還有行業里那些不可言說的人情世故。

護士和醫生一樣看重經驗，因此從業久、資歷深的護士，往往掌握了團隊里較大的話語權，她們對新人的培養更嚴格，有時也會把工作中的怒火發泄到規培護士身上。

前面那個鬧事的家屬早就不止一次來護士站找茬了。有次李成夏剛下夜班，家屬闖就進護士站來，不由分說就把交接班的前輩罵了一通。李成夏接到電話連忙趕回來，想不到前輩頂著一張氣到豬肝色的臉，劈頭蓋臉又把李成夏罵了一遍。

“她就是不想一上班就領投訴，讓我來承擔她的不快。”李成夏和大學同學鄭英玉吐槽，才知道實習生和規培護士被拉來做“背鍋俠”的情況比比皆是。

鄭英玉的帶教老師在醫院里工作8年了，有次無意中把其他病人的點滴，落在另一個病人的床上，病人家屬發現后，誤以為護士打錯藥，嚇得大驚失色，連忙找醫院投訴，要負責人給個說法。

接到投訴后，帶教老師一口咬定，是鄭英玉放錯藥，無論她怎么解釋都沒有用。病房里沒有監控，她無法自證清白。

患者惹不起，前輩不好惹，新人護士就成了最好惹的“替罪羊”。最終，當著全病房患者、家屬和醫院領導的面，護士長把鄭英玉痛斥一頓，讓她干不了就滾回學校，別再這里害人害己。

醫院不是一個讓人保持情緒穩定的地方，醫生和護士在承擔超負荷工作量的同時，還要頂住難以想象的精神壓力。如果能遇到脾氣和善的患者，整個護士站都會忍不住為這位患者祈福，只不過在李成夏短暫的從業經歷中，這樣的情況屈指可數。

令她最為惋惜的一個患者，是一個30歲出頭的年輕父親。每次幫他打針，他都會笑呵呵，臉上的肉也隨之抖動，他總會說：“沒關系啊，我的血管不好找，就應該給你們年輕人多練練手。”

他處于肺癌晚期，住了一周院便消瘦許多，但脾氣總是很隨和，喜歡跟護士們聊起自己的女兒。去年離婚后，前妻帶著女兒住在東北，只有他哥來醫院貼身照顧。化療做了三次后，有次抽血化驗，他跟李成夏炫耀，快父親節了，女兒要過來看他了。

“上次見我家大閨女，她還在讀小學二年級，現在都三年級了，不知道長高了多少。”

可惜離父親節還有五天，他在夜里心臟驟停，搶救無效去世。他心里最惦記的女兒，終究還是沒來看他。

熬過漫長的規培期

進入醫院工作后，李成夏時常想起以前在學校宣誓的場景。成群穿著白色制服、戴著護士帽的女生手捧蠟燭，目光炯炯地宣誓：“余謹以至誠宣誓，終身純潔，忠貞職守，盡力提高護理之標準，勿為有損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藥，慎守病人家務及秘密，竭誠協助醫生之診治，務謀病者之福利。”

從小到大灌輸的理念中都告訴她，護士是一門偉大的職業，受人尊敬。可真正進入醫療體系后，李成夏發現，這個職業和她想象的完全相反。

成為正式護士前，護理生需在醫院實習，才能注冊護士資格證。而條件好的三甲醫院，學歷普遍要求在全日制本科以上，畢業后還需要再規培兩年，通過考核后，才能簽正式合同。

護士實習，比較像打雜的助理，主要負責一些跑腿的工作，例如換藥、換病房的床單被套、鋪被子，醫院還會安排他們在各個科室學習。輪到ICU時，李成夏學習使用了許多高精密的儀器，掌握了許多搶救技巧，但熟練這一切后，她發現自己干的最多的，還是給病人翻身和換紙尿褲。

熬過八個月實習期后，李成夏本想留在實習醫院規培，但師姐們勸她能走就走，“拿最少的錢，干最多的活。”在這家醫院里，規培護士們的工資只有800元底薪，外加400元餐補，扣完五險一金，只能拿不到400元的工資。

而這也是醫護專業畢業生們普遍面臨的處境。

畢業后，李成夏陸續參加了幾家省內知名三甲醫院的社招。1000多人搶10個名額的激烈程度，讓剛畢業的李成夏大開眼界。最終她選擇一家知名度較低的三甲醫院，和500多個考生，競爭20個名額。李成夏心里松了口氣，感覺壓力小了許多，最終以前三名的成績考入。

進到醫院后，她發現自己這個規培護士的身份，更像是醫院的“臨時工”。

規培醫生有個人工號，可以登錄醫院系統，執行任務、下達醫囑，接著由護士執行醫囑。但規培護士沒有工號。所以經常性的，李成夏在給患者測血糖、登記信息前，都得讓患者先等一下，她去借個工號。如果正式工忙得腳不沾地，或者擔心借走工號擔責任，那患者就得和她一起等。

醫院工作日時，病患應接不暇，可看病流程卻繁瑣復雜，患者就診耗時隨之增長，無論是規培護士還是正式工，都要無償加2到3小時的班，才能回家。隨著超量的工作、夜班的堆積，護士們的身體狀況岌岌可危。

冬天是肺病的高峰期，醫院病患眾多。有時，李成夏上夜班，要一人管70多個病人，晚上連坐下休息半分鐘的時間都沒有，整晚都在查房、量體溫、監測血糖中度過。

未規培前，李成夏3年左右，才大病一次。而規培期的1年，李成夏大病過5次，但她不敢請假，急忙吞下退燒藥后，她又開始了忙碌的一天。

帶病上班，幾乎是每個護士的必經之路。害怕麻煩同事、患者絡繹不絕，但護士人手永遠不足，一旦有人請假，只會給同僚平添麻煩。

熬不住壓力，放棄規培的也大有人在。和李成夏同期規培的護士，有人跳槽去三級醫院，也有人中途改行轉業，去肯德基當服務員。李成夏并非不想離職，但中途退出拿不到規培證，倘若以后還想重操舊業，在另家醫院就職時，還得重新規培。

這份工作做的越久，李成夏越覺得，所謂的“白衣天使”，其實只是一個方便道德綁架護士無私奉獻的符號，并非榮譽。

前段時間，李成夏的大學同學鄭英玉也辭職了，轉行去了一家醫美公司。這是一份帶有銷售性質的工作，她不僅要當護士，還要充當客服，每月月末，醫院會根據護士們的業績進行考核，發放工資。

雖然這份工作也很忙碌，還要面臨績效考核的壓力，但起碼不用再回到醫院里通宵上班、還要被同事誣陷的日子了，鄭英玉一天也不想再過了。

被帶教老師冤枉后，她果斷辭職回到家鄉，通過社招去一家三甲醫院規培，但她堅持不下來，半年后再次辭職。和李成夏聊天的時候，她提到，當時壓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同期規培的護士徐佑靈自殺了。

那時，醫院收了30名護士規培，她和徐佑靈分到不同的科室。兩人只是點頭之交，但在她印象中，徐佑靈做事細心，實操上手快，規培期內從未出過差錯。醫院是容錯率極低的地方，這讓徐佑靈備受各個科室的護士長青睞。

那天，鄭英玉如往常一樣，早上七點半到護士站開晨會，護士長在面前高談闊論，總結每日工作的經驗教訓，鄭英玉心不在焉地聽著。

突然，一道影子刷地從窗外略過，沒等她反應過來，樓下傳來一聲巨響。鄭英玉跑到窗邊往下看，只見有人腦袋著地，四肢扭曲，倒在血泊中。

后來她才知道，跳下去的人就是徐佑靈。她死前正值夜班，再過半小時，就能回家睡覺。至今，同期的規培護士都不知道那天發生了什么，她又為何逼自己走上絕路。

同齡人消逝的生命，宛如巨石壓在李成夏心口，讓她喘不過氣。很多時候，她覺得自己也快要撐不住了。下夜班回家的路上，在十字路口等紅綠燈時，李成夏心里默念，要是能突然被車撞死就好了，這樣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她覺得自己有必要去心理科看看了，可是醫生出診那天，總也趕不上她輪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