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初步的投票結果來看，支持清零的人占45%左右，支持放開的人占55%左右。但考慮到本公眾號大部分關注者是年輕人，其中18—35歲的人占55%的比重，60歲以上的老年人占比不到2%，這一比例遠低于中國19%的老齡化率。根據社區調研情況，75%以上的老年人支持清零。因此如果算上老年人的話，現階段支持清零的人和支持放開的人基本持平。在本輪冬季疫情前，支持清零的人甚至要略多一些。在上海疫情前，估計80%以上的人都支持清零。也就是說，防疫政策的調整，是建立在民意變化之上的。

如果站在個人立場上，我肯定是更愿意放開，因為我一個20多歲的人得個新冠也不太會有大問題。但如果站在整個社會的角度思考，我雖然支持放開，但對冬季放開有一些擔憂，相比于夏季，新冠在冬季的傳播速度更快，容易因為大量感染而形成醫療擠兌。即便真要在冬季放開，也應該是一種漸進式放開，以壓平感染曲線，降低超額死亡人數。

有觀點認為奧密克戎只是“大號流感”，理由是奧密克戎的致死率和流感差不多，都是0.1%左右，這種觀點存在誤導性。流感的傳播系數R0也就1.5左右，奧密克戎BA.5的R0達到18.6，這種差距是相當驚人的。對一個國家來說，流感再怎么傳播，一年最多也就感染總人口的10%，從未聽說哪個國家醫療防線被流感病毒擊穿的。但奧密克戎BA.5在寒冬的加持下，最快兩個月就能感染全國80%的人口，徹底擊穿醫療防線。

也有觀點認為，奧密克戎危害性比新冠原始毒株低，這也不一定。雖然奧密克戎BA.5致死率僅為原始毒株的1/10，但奧密克戎BA.5的R0卻是原始毒株的6倍。下降的致死率是乘數，上升的R0卻是指數傳播模型中的底數。

指數傳播是什么概念呢？假如Rt（做了防護后的實際傳播指數）是5，初始感染人數是3萬，每7天擴散一輪。那么一個星期之后，新增感染人數是3萬×5=15萬；第二個星期的新增感染人數是15萬×5=75萬；第三個星期的感染人數是75萬×5=375萬，第四個星期則是1875萬，第五個星期則是9375萬，對應每日新增1300多萬新冠確診病例。對我國來說，在冬季完全放開的情況下，最快僅需2個月就能讓大部分國民都感染一遍新冠。

壓平感染曲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醫療擠兌：病毒傳播速度快慢，決定了新增確診峰值，以及醫療擠兌程度。因為一定時間內，社會醫療資源是有限的，一旦重癥人數超過醫療收治極限，醫療體系就會崩潰，就會有很多患者因為得不到救治而死亡，而且還會擠占其它病癥患者醫療資源。2020年3月歐美就遭遇醫療擠兌，成千上萬人因此死去。

所以才要壓平感染曲線，在時間上讓確診和重癥人數分布均衡一些，把感染周期的時間拉長、峰值壓低，避免重癥人數超出醫療負荷。只要不擠兌，新冠的致死率就能維持在流感水平，全國超額死亡率保持在0.1%左右，這個代價是勉強能接受的。

臺灣省疫情走勢：

這里先參考臺灣省的案例。臺灣省在今年4月底放開防疫，但沒想到疫情擴散太快，醫療出現擠兌。臺灣當局不得不收緊防疫政策，限制堂食等社交活動，直到8月份才重新放松防疫。到今年11月，臺灣大部分人口已經感染過新冠，初步實現群體免疫。也就是說，臺灣用了七個月的時間實現“共存”，除了5月高峰期外，感染曲線基本被壓平，醫療防線并未被擊穿。但即便如此，今年臺灣預計超額死亡2.2萬人，占總人口0.09%左右。由于今年老年人大量死亡，在今年臺灣省“九合一”選舉中，很多憤怒的中老年人投票支持國民黨，民進黨遭遇慘敗，蔡英文被迫辭去黨主席職務。

香港疫情走勢：

相比臺灣省，香港放開防疫的代價相當大。今年春節后，香港嘗試與病毒“共存”，結果防疫剛一放松，就出現了病毒大爆發。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里，香港大部分居民都感染了新冠，以至于核酸檢測速度跟不上疫情擴散速度，感染曲線未能壓平，重癥人數峰值遠超醫療承受能力，社會醫療防線被徹底擊穿，大量老年人因為得不到救治而死亡。對比香港和臺灣的情況，香港在2個月的時間內感染了大部分人口，感染高峰期醫療嚴重擠兌；臺灣則用了7個月的時間實現群體免疫，基本壓平了感染曲線。最終的結果是：香港總人口740萬人，因為疫情超額死亡1.2萬人，超額死亡率0.16%；臺灣的超額死亡率則是0.09%。未能壓平感染曲線的代價，就是多死80%的人。

為什么香港未能壓平感染曲線呢？這主要是因為香港第一次放開階段疫情傳播速度太快。一方面香港人口密度太高，人口流動太大；另一方面春季氣溫沒有夏季高，病毒傳播速度仍處于較快區間。我們知道氣溫越熱、紫外線越強，新冠病毒的活力就越弱。相比10°C的均溫，在20°C的均溫下，新冠病毒傳播速度下降40%左右；當均溫上升至30°C的時候，新冠病毒傳播速度相比10°C時下降60%左右。香港在春季的時候選擇放開，臺灣則在夏季的時候選擇放開，不同的氣溫下，新冠傳播速度截然不同。

2020年春運使疫情從武漢快速擴散至全國：

因此最好的放開時間點還是夏季，利用高溫的條件來壓平感染曲線，避免醫療擠兌。但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由于感染基數已經非常高，拖到明年夏季再放開已經不太現實，除非在全國范圍內搞大面積封城。這意味著我們不得不在冬季放開，去面對傳播速度翻倍的病毒。更重要的是，明年1月份有春運，春運期間人口流動是正常時期的三倍，而且很容易形成病毒跨區域傳播。

不同放開模式下新冠死亡病例走勢：

參考港臺的情況，可以分兩種場景。假如大陸在12月底完全放開防疫，面對R0高達18.6的奧密克戎BA.5，預計兩個月之內大陸將有70%的人感染過新冠病毒，并出現嚴重醫療擠兌，死亡人數高峰期將出現在春節前后，每天新增的死亡病例可能高達5萬例左右。預計最終因新冠而致死的人數將超過150萬，考慮到醫療擠兌后的超額死亡人數將突破200萬。

假如大陸在春節后逐步放松防疫，對新增陽性病例進行嚴格社交管控，并在疫情快速擴散階段適當采取封控措施，最終實現“漸進式”放開。在這種情況下，預計大陸將用半年多的時間實現群體免疫，每日新增的死亡病例不超過1萬人。最終因新冠而致死的人數在80萬以上，超額死亡上百萬人。

各經濟體ICU資源對比：

所以放開的關鍵還是“壓平感染曲線”，相比臺灣省，大陸的人均醫療資源不算豐富。臺灣每十萬人擁有的ICU床位是28.5張，大陸則是5.3張。另一個問題在于，大陸“分級診療”不夠完善。這意味著在同樣的感染曲線下，大陸更容易出現醫療擠兌的問題。

奧密克戎BA.5各癥狀占比：

占比%

特征

無癥狀

51.3

無相關臨床癥狀

輕癥

40.5

發熱等癥狀，但無肺炎

普通癥

7.9

肺炎表現，需住院治療

重癥

0.3

需接受ICU治療

從癥狀來看，奧密克戎有90%以上的感染者是無癥狀或輕癥，這些可以居家自愈。但有8%左右的普通癥具有肺炎表現，需要住院治療，否則容易拖成重癥。有0.3%的重癥患者面臨呼吸衰竭的困難，需要接受ICU治療，否則有死亡風險。

在冬季放開的情況下，如果未能壓平感染曲線，感染高峰期每日新增確診人數可達到1000多萬人，在這種情況下，每日新增重癥人數或超過3萬人。按照每個重癥患者平均入住ICU病房6天來算，高峰階段需要6×3=18萬間ICU病房。這是需求端。

從供給端來看，中國總共有7萬間ICU病房，正常情況下大約75%的占用率，也就是大部分要用于治療其它病癥患者。防疫放開后再怎么騰挪，最多也只能擠出一半的ICU病房用于治療新冠重癥患者。意味著同一時間內全國只能提供7×50%=3.5萬間ICU病房用于應付新冠。

需求端是18萬，供給端是3.5萬，這意味著在感染高峰期，可能只有20%的新冠重癥病人能得到有效救治，屆時致死率會明顯超過0.1%的標準值，最糟糕的情況下，致死率甚至會達到0.2%。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不多建ICU病房呢？答案很簡單，缺人！

一間ICU病房需要上百萬元的投資：

ICU被稱為“重癥加強護理病房”，需要配備監護儀、呼吸機、麻醉機、心電圖機、除顫儀、起搏器、輸液泵等設備，單間建設成本100萬元左右。不僅如此，ICU的維護費用相當驚人，考慮人工、設備維護、藥品費用后，一年大概需要400萬元才能維持運轉。假如我國想建10萬間ICU病房，初始投資大約要10萬×100萬=1000億元，每年維護費用大約4000億元。初始投資還好，主要是維護費用太高，很難收回成本，畢竟疫情過后對ICU的需求量肯定會降下來。

當然勒緊褲腰帶來建ICU，倒也不是不行。但更大的約束是專業醫護人員。二戰后期，日本之所以在海戰和空戰方面被美國壓制，不是因為缺戰斗機，而是因為缺飛行員。一架戰斗機最快3個月就能生產出來，但培訓一個精英飛行員至少需要3年。日本一年可以生產上萬架戰機，卻無法培養那么多精英飛行員。日美最大的差距不是飛機數量的差距，而是飛行員數量的差距。

ICU也是如此，以中國的生產能力，只要開動馬力，半年的時間就能建設10萬間ICU病房。但同樣的時間內，無論如何也拼湊不出幾十萬對口醫護人員的。

ICU醫護人員需要隨時判斷搶救時機，專業壁壘很高：

通常來說，一間ICU病房需要配備一個醫生和三個護士。不僅如此，ICU的醫生需要3年的培養時間，ICU的護士也需要極高的專業能力。這跟建核酸點截然不同，核酸檢測并不是什么技術活，捅個喉嚨的事，小學生都能干。ICU醫護面對的是重癥患者，需要隨時判斷搶救時機，稍有差池就會耽誤生命。在短時間之內，這種專業能力不是靠錢就能砸出來的。

在三四線城市和一些縣區，由于待遇偏低，很多醫療人才紛紛流失到大城市，因此當地很多醫院，空有ICU病房，卻沒有對應醫護，床位白白空置。一旦出現醫療擠兌，后果不堪設想。

對于醫療體系來說，人才比設備更關鍵。2020年武漢疫情和2022年上海疫情，之所以能把致死率壓低，是因為當時抽調了全國醫護去當地救治。假如明年全國出現大范圍感染，醫護人員必然短缺。在感染高峰期，醫護人員不可能無限制加班，體力很難跟上，這種情況下鋪設再多的設備也沒用。

ICU治療過程往往伴隨劇烈疼痛：

另一方面，入住ICU病房一天可能需要花費5000元以上，經濟條件不好的家庭很難承擔這么高的費用，除非國家給予報銷。不僅如此，在ICU病房接受治療可能要做氣管插管，渾身會被插滿管子，將產生劇烈疼痛。即便能治愈出院，身體素質也會大大下降。所以對新冠還是不能大意，雖然致死率降低了，但如果是重癥也挺麻煩的。

香港和臺灣GDP增速走勢對比：

從經濟來看，采取“漸進式放開”的臺灣省，今年經濟表現明顯好于出現嚴重依賴擠兌的香港。雖然放開初期臺灣居民因為害怕染疫減少消費，但臺灣供應鏈端受沖擊較小，即便防控政策一度收緊，預計全年臺灣省出口能維持正增長。相比之下，香港今年經濟表現非常糟糕，作為消費主導型經濟體，由于今年上半年出現大量超額死亡，很多香港市民一度不敢外出消費。再加上大陸赴港游客大幅減少，今年香港經濟很低迷，GDP負增長。

所以放開初期如果出現大量感染和醫療擠兌的話，經濟可能會面臨陣痛。很多中高收入群體因為害怕染病而減少外出消費，一些制造業工人確診陽性后就得隔離，也會耽誤生產。經濟增速可能會到明年二季度才會觸底反彈。

綜合來看，這里建議防疫不急轉彎。放開初期的感染爬升階段猶如開車下坡，應適度踩剎車，漸進式調整防控措施，壓平感染曲線，降低醫療擠兌程度。應高度重視春運期間人口大規模流動可能帶來的感染擴散問題，避免像香港那樣在兩個月內就感染大部分人口，將感染周期拉長到半年以上。由于打完疫苗6-9個月后中和抗體水平會大幅下降，應考慮放開第四針接種。總之，最終的目的是盡可能降低超額死亡人數，保障人民生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