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浙江省的一個茶園。茶樹剛剛發芽，收獲季節即將開始。

上一篇介紹了北京的環保成績和京津冀的減排情況，看得出，京津冀的低碳轉型進程呈現出顯著的政策導向，與之相對應的，在市場經濟更發達的浙江，其“雙碳”行動的背后，有著更強的市場驅動。那么，浙江的減污降碳情況究竟如何，取得了哪些不同于京津冀的成績，積累了怎樣的經驗，又面臨著何種挑戰？《“碳”天說“地”》第二篇，我們來關注“兩山理論”的發源地——浙江的“雙碳”減排低碳發展實踐。

春節鄰近，這兩天和身邊開廠辦企業的朋友交流，談及最多的就是，這個冬季總算沒有拉閘限電！

過去兩年，由于外貿火爆、冬季又遭遇極寒天氣，導致用電量激增。加之地方政府沒有做好能耗指標管理，前松后緊，最后為了完成“十三五”減排任務，包括浙江在內的長三角各地都發生過拉閘限電、企業停工停產的情況。而去年夏天罕見的持續性極端高溫天氣，也曾使嚴重依賴外電的浙江一度用電吃緊，這些都加劇了浙江企業和政府的能源危機感。

事實上，作為一個能源小省和工業大省，經濟發展和節能減碳的矛盾一直困擾著浙江。所以早在本世紀之初，當地便在省域“八八戰略”中強調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和打造“綠色浙江”的目標。

作為“兩山理論”的發源地，這些年，浙江在很多方面都為全國做出了表率，減污降碳成績更是名列前茅。但同時，它所面臨的很多挑戰，比如空氣質量持續改善基礎不夠穩固、臭氧污染問題逐漸凸顯、能源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等，也是其他省份正亟待解決的。對此，浙江是如何應對的？其中的經驗、教訓，又給全國提供了怎樣的借鑒意義？

01

熟悉浙江地形的朋友應該聽說過一句話，“七山一水二分田”。作為一個丘陵山區地貌占主導的省份，生態環境之于浙江，既重要又脆弱。然而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期，由于民間“村村點火，家家冒煙”的粗放式發展，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浙江所在的長三角也淪為全國三大酸雨重災區之一。所以隨著經濟發展，先富起來的浙江人早早地意識到環保減碳的重要性。

2013年，浙江省根據主體功能區定位，對麗水市作出了不考核GDP和工業總產值的決定。兩年后的2015年，又在此基礎上取消了對占全省面積44.5%的26個山區欠發達縣的GDP總量考核，轉而大幅提高綠色發展、生態保護、民生保障等指標的比重，并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各級政府為解決財政失衡、縮小差距，通過一定的形式和途徑轉移財政資金）的績效考核辦法，以及與年度考核結果相掛鉤的獎懲機制。對于生態、民生等工作不達標的縣，每年幫扶資金減少10%以上，從而鼓勵這些山區縣走出一條“綠色發展、生態富民、后發崛起”的新路子。

此外，2014年，浙江還在全國率先創建國家清潔能源示范省，是首批五個國家清潔能源示范省（區）中唯一的東部省份；后又成為全國首個通過環保部驗收的生態省。2018年，憑借“千萬工程”——“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的簡稱，是“兩山理念”在基層農村的生動實踐——浙江摘得聯合國“地球衛士獎”。

一連串的榮譽、頭銜背后，是實打實的環保成績：

空氣質量方面，“十三五”期間，浙江超額完成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和打贏藍天保衛戰目標任務。2020年，全省11個設區市PM2.5平均濃度為25微克/立方米，較2015年下降了43.2%，領跑長三角；而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則較5年前上升了9.5個百分點，達到93.3%，全面消除了重污染天氣。

涉“碳”指標方面，浙江減碳進展緊跟北京、上海之后，位居全國各省市前列。其中，碳排放總量已連續多年保持穩定，未出現快速上升態勢。根據國際環保機構綠色和平報告《 》，2019年，浙江的碳排放量只有鄰省江蘇的一半。至于人均碳排放量，更是在2011年達到7.51噸的峰值后，呈現緩步下降的狀態。

除了治污減碳，浙江還努力植樹增綠。為此，當地持續推進新增百萬畝國土綠化行動，全面加強森林資源保護。截至2020年，全省森林蓄積量達到3.78億立方米，森林覆蓋率超過60%，擁有18個“國家森林城市”，數量位居全國第一。

更為可喜的是，環保減碳工作的推進并沒有影響浙江的發展，兩者相互促進、彼此成就。“十三五”期間，浙江以2.5%的能源消費增速，取得了6.5%的經濟增速。2020年，浙江以占全國5.0%的能源消費總量，支撐了占全國6.4%的經濟總量、8.6%的稅收收入和9.4%的城鎮新增就業人口，能源利用效率不斷提高，單位能耗則持續下降。

2021年，浙江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單位增加值能耗下降了5.8%。其中，千噸以上和重點監測用能企業單位增加值能耗分別下降了6.7%和6.9%，低碳發展之路初見成效。用浙江省生態環境廳負責人的話來說，“浙江的環境治理已經從污染防治向生態保護和修復升級。”

02?

回顧這些年浙江所取得的成績，大體可以看出其在減碳治理思路、環境政策制定上的一些特點，前瞻性、系統性和數字化的工作方向成為近年來浙江生態環境治理和經濟發展協同的主要思路。

先說前瞻性。受能源及生態危機感的驅使，浙江在經濟發展與節能減碳的很多方面都走在全國前面，走在其他省前頭。比如現在各地都在喊的“畝產論英雄”口號，最早就是2006年紹興縣（即現在的紹興市柯橋區）提出來的。之后被浙江省政府吸納為核心發展理念，并在全省范圍內推出“畝產倍增”計劃。

在此基礎上，浙江進一步將相關做法延伸、引入到環保減碳領域。通過在評價體系中增加單位能耗、單位排放等信息，使得“畝產論英雄”逐漸演變為“碳均論英雄”。

2021年，浙江又在全國率先建立能耗在5000噸標煤以上的1635家重點企業碳賬戶，開展九大重點行業建設項目碳排放評價試點。這些提前布局，既幫助浙江摸清了家底，又為其系統性地開展節能減碳工作做好了準備。

下面就來說說系統性。為了更好地收集、掌握各地的碳數據，浙江很早就開始著手建立包含省市縣三級投資項目碳強度、能源消費量、碳排放量等指標的分析平臺，成為全國唯一一個排放清單做到縣級的地方。

而這項工作浙江早在8年前就開始著手，以至于當別的省市還在為去哪搞到詳細、準確的碳數據而苦惱時，浙江已經可以開展系統性的碳排管理。不僅先后推出了兩批低碳試點縣創建單位名單，還按照“誰受益誰補償、誰污染誰付費”的原則，在衢州市、麗水市全域和全省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縣域，全面建立生態環境財政獎懲制度，引導地方優化產業、降低能耗。

其中位于滬蘇浙交界處嘉興市嘉善縣，在去年11月更是被國家發改委選為縣域綠色發展示范點。未來幾年，當地將通過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落實生態保護紅線、依托生態稟賦發展綠色產業等方式，打造生態優勢轉化先行區。

浙江嘉善開展的低碳創新實踐之一——竹小匯科創聚落。圖源：綠色和平

除了市縣層面系統性的碳排管理，產業領域的升級迭代，特別是系統性地培育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也為浙江的節能減碳工作注入強大推力。畢竟對標發達國家，浙江的傳統高能耗產業在經濟中的占比仍較高。而相較這些傳統產業，數字經濟具有耗能低、碳排量小、效益產出高等特點，尤其適合浙江這樣的經濟大省與能源小省的轉型升級。

所以2021年12月，浙江發布的《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實施意見》就明確提出，以數字化改革撬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從頂層擘畫出減污降碳全景圖。

而根據《浙江省數字經濟發展“十四五”規劃》，到2025年，浙江將建成以數字產業和科技創新為重點的“三區三中心”（全國數字產業化發展引領區、全國產業數字化轉型示范區、全國數字經濟體制機制創新先導區和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數字科技創新中心、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新興金融中心、全球數字貿易中心），全省數字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將達到60%左右（2020年為45%），覆蓋能源生產、儲存、運輸、調節、消費等環節，促進產業節能減排，真正使“綠水青山”變為“金山銀山”。

事實上，不僅是數字產業，數字化本身也是浙江推進節能減碳工作的一大法寶。通過搭建信息平臺與大數據分析技術，浙江已經能做到實時掌握每個項目未來產生的經濟效益、碳排放情況，以及項目背后11個地市的投資偏好、碳排放結構、特點，從而支撐碳考核、輔助碳決策、服務碳交易。

而各市也根據平臺反饋，出臺了一系列“碳管理”措施，比如衢州的碳賬戶、湖州的“碳效碼”、杭州的“雙碳大腦”……這些用大數據工具為用能單位碳排放護航的基層實踐，為浙江區域低碳轉型探了路、積累了經驗，進而成為全國各地“抄作業”的模板。

03?

盡管浙江在低碳減排、空氣污染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但也面臨著不少挑戰。

首先是電力供應緊張。2021年，浙江全省發電量4222.5億千瓦時，用電量5514億千瓦時，電力缺口高達1291.5億千瓦時，僅次于廣東，排名全國第二。省外來電成為浙江滿足電力需求的重要舉措，像三峽、白鶴灘、溪洛渡等大型水電站，以及四川、福建、新疆等省，都通過特高壓向浙江送電。全省的外來電比例在過去十年間從9%增長到了近40%。

圖片來源：國民經略

去年夏天，由于四川遭遇罕見高溫干旱，電力需求的增長和水電出力下降導致四川電力供需趨緊，因此也減少了向包括浙江在內的外省送電量。為此，浙江不得不高價到外省“搶”電，結果又造成了采購電價與終端電價之間出現近百億的差額“虧空”。為了減輕工商業用戶的壓力，浙江省能源局曾企圖截留售電公司電費，要求其放棄度電收益超過3.5厘（0.0035元）的那部分收入，此舉受到上級主管部門“行政干預、破壞市場規則”的批評而最終被叫停，引發了一場爭議巨大“結算風波”。

另一個挑戰是能源結構矛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要求進一步降低化石燃料使用，但從目前浙江的能源消費結構來看，化石能源特別是煤炭占比仍然偏高，2019年兩者的數值分別為80.2%和45.3%。而2021年省內電源結構中，火力發電量占了75.5%，水電、核電及風、光等清潔能源發電量只占不到四分之一。

圖片來源：財新周刊網站《封面報道 | 電費窟窿是怎樣產生的》

能源結構過分偏重化石能源的情況，一方面影響到浙江的節能減碳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近兩年煤炭、原油等資源價格持續高漲，大大增加了企業的用能成本，也開始影響疫后經濟的復蘇。

據《財新》報道，去年，浙江和江蘇兩省曾競爭過一個規模較大的外資企業投資項目。這家企業一年用電量超過13億千瓦時，由于浙江的電力成本更高，該企業如在浙江投產，生產成本每年要比江蘇高出3700多萬元，投資方最終選擇了江蘇。

類似的事件不僅深深刺痛了浙江的政府官員，而且促成當地政府下更大的決心發展可再生能源。比如在電力供給方面，浙江相繼實施了沿海核電、風光倍增、多種儲能發展、氣電增發、清潔電力入浙等工程，“十四五”期間，全省預計新增裝機3575萬千瓦左右，建成后預計境內電力裝機容量將達到13717萬千瓦左右，為實現“碳替代”提供堅實的基礎。

除了在供給側增加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浙江政府也積極鼓勵使用綠電消費。像今年即將召開的杭州亞運會，省政府計劃將在亞運史上首次實現100%綠色電力供應。而根據《浙江省電力發展“十四五”規劃》，到2025年，浙江全省非化石能源裝機比重45.6%、非化石能源消納電量占全社會用電量比重40%左右，分別將比2020年提高5.9和10個百分點。

從長遠來看，關鍵還得優化調整產業結構，防止高耗能產業拉高電力需求和碳排放量。像浙江工業大學綠色低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鮑健強的團隊就關注到，浙江“十四五”規劃中將“綠色石化”列為支柱產業對低碳發展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鮑健強等學者在《浙江能否成為“碳達峰、碳中和”先行省》的研究中舉例舟山綠色石化，一期2000萬噸的煉油項目于2019年下半年投產，2020年產生碳排放約2580萬噸。二期2000萬噸/年一體化煉化項目目前正在建設中，預計在“十四五”期間完成，屆時舟山綠色石化的碳排放將倍增，達5000萬噸，從而為推高全省“碳達峰”峰值帶來巨大壓力。為此鮑健強等人通過科學分析，倡議三期項目是否要上，值得全方位開展碳排放“達峰”壓力評估。

其次是進一步給現有的GDP考核機制松綁，以平衡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權重。這方面的工作其實浙江一直在推進，比如杭州市政府對各區縣的年度考核指標中，與GDP相關的內容在105的考核總分中僅占1.8分，占比不到2%。而寧波對于“GDP增長率”的考核只有1分，相反對生態建設、環境保護、污染物減排的考核則高達7.5分，孰輕孰重，一目了然。

杭州對各區縣年度考核內容及分值構成圖。圖片來源：浙江新聞網站《26縣集體松綁“GDP考核” 浙江底氣何在？》

除此以外，應為地方科學規劃和大膽探索各具特色的節能減碳路徑方法和行動方案留出政策空間。鼓勵像麗水等市縣超前規劃和建設“碳中和”先行示范區，成為浙江“碳替代”和“碳中和”的樣板和窗口等。

再者，還需破解僅僅依靠省內新增電力實現保供的迷思，以更具全局性系統性的方式來實現更為經濟的保供。比如增加綠色電力的省間互濟。畢竟浙江作為資源小省的現實無法改變，而國家“十四五”期間布局的九大清潔能源基地全部位于西部和北方。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浙江將始終是“西電東送”、“西氣東輸”的主要受端省。

制圖：鈦媒體

當然拓展能源來源多元化的同時，也應警惕去年夏天現貨市場出現的缺電、漲價等問題，而這需要通過深化能源交易體制的市場化改革來破解。

事實上，作為全國第一批電力現貨試點省份，浙江在電力市場化改革方面的腳步邁得并不算大。2022年原本計劃開啟的現貨連續試運行工作被一再擱置，至今沒能實施。如何打破這一僵局，通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來調節能源需求，進而實現節能減碳工作目標，是下一步浙江應該思考和探索的重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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