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李瑞章36歲時留影

一

我11歲時，隨剛解禁的父親回老家山西陽高去了一趟。那時候，交通還很不方便，我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中間倒了兩次車才進入陽高的地界。

父親小時候在這里生活了15年，這里是他魂牽夢繞的故鄉，這里埋葬著他日思夜念的父母，這里有他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還有總角相交的伙伴、同學。

我記得，我們剛到，父親就提出讓我的兩個姑姑帶我們給爺爺、奶奶上墳。兩個姑姑都遠嫁他鄉，多年都沒有給爺爺、奶奶上墳了。她們只能憑著模糊的印象帶我們在陽高城郊的玉米、高粱地里，深一腳淺一腳地去尋找哪怕一點的蛛絲馬跡。我們找了整整一個上午，可最終一無所獲。

返回城里的路上，父親一言不發，臉色凝重，似有千言萬語憋在心頭，卻好像又無從說起。

那天夜里，我聽見父親不斷地唉聲嘆氣，直到凌晨，我一覺醒來，他還在輾轉反側，不能入眠。幾十年來，這幕場景一直在我腦海里晃悠，我現在才明白，那是他對不平命運的嗟嘆，是對父母不能盡孝的愧疚呵。

二

父親后來告訴我說，他小時候，聰明伶俐，很受師長的喜歡。爺爺是個小知識分子，受雇于他人做店員，閑暇之余，也給街坊鄰居代寫書信訴狀之類，以此維持全家人的生計,家里因此過得比較辛苦。他從小就盼望著能闖蕩出去，將來干一番事業，好光宗耀祖。

15歲那年，即1935年，他瞞著家里人悄悄地報名當了兵。走的那一天，他才不得已告訴了父母，爺爺鐵青著臉一言不發，奶奶卻哭得死去活來……

那時的國民黨軍隊里，斷文識字的沒幾個人，已是高小文化程度的父親，又寫得一手漂亮的毛筆字，立刻“鶴立雞群”，受到上級“長官”的重視。不久，他就被保送上了軍官學校。兩年以后，當父親以優異的成績從軍官學校畢業時，適逢日本軍國主義者悍然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年僅17歲的他即被任命為國民黨第19軍少年隊隊長。這個少年隊的成員大多是“九一八”事變后，從東北逃亡過來的十五、六歲的孤兒。9月18日那晚，他集合起這支特殊的隊伍，打著節拍，指揮全隊300多個滿含國仇家恨的孩子悲愴地唱起抗日流亡歌曲《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悲苦怨憤、回腸欲斷的歌聲，久久地回旋、飄蕩在空中，讓天地為之變色。團長趕來了，師長趕來了，連正在開會的軍長也趕來了。越來越多的將士加入進來，悲壯的歌聲如泣如訴，父親和在場的每個人都止不住淚流滿面：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

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時候，

才能歡聚在一堂？

父親說,這一夜，是讓他走向成熟的一夜，也是讓他下定不打走日本鬼子絕不脫下戎裝決心的一夜。

在后來和日本鬼子的周旋戰斗中，父親總是身先士卒，屢立奇功，深受士兵愛戴。他先后升任第13集團軍特務營一連二排排長，暫40師一團一連連長，二營副營長等職。在他所經歷的8年艱苦的抗日戰爭歲月里，他跑遍了山西的各個地方，尤其是呂梁山和太行山上，到處都留下了他帶血的足跡。他率領部下和日本鬼子打了無數次的大小戰役，殺死了無數的日本鬼子。戰斗最慘烈時，漫山遍野都是染紅的尸體。接不到上級要求撤退的的命令，戰備給養又不能及時送到，連續幾天幾夜的身心消耗，使他和他的戰士只能挑起東倒西歪的尸體鉆到底下，臨時迷糊一陣，以便隨時能夠投入戰斗。

母親曾告訴我，父親在近8年的抗戰生涯中，先后有17次從戰火中死里逃生，那是命懸一線啊。有一次，他在吉縣帶著兩個傷員追趕大部隊，不巧碰上了日本人在空中狂轟濫炸。他在外邊掩護兩個傷員進入山洞躲避，不料被敵機發現，一梭子子彈從低空盤旋的敵機上斜射入山洞，那兩個傷員當場斃命，他僥幸逃過一劫；還有一次，父親帶著幾個新兵回部隊，路過一座小樹林時，又突然遇到了日本戰機的轟炸，他趕忙讓他們逃往小樹林躲避，他斷后。結果日機毫無目的地撂下了幾顆炸彈，其中一顆恰恰就扔在那幾個新兵的腳下，一聲巨響過后，那些新兵已經是血肉橫飛，慘不忍睹，而他只不過是被氣浪掀倒在地，居然毫發無損。父親說他命大，日本人的炸彈都繞開他投擲，自嘲的幽默中透露著一種戰爭年代才特有的樂觀主義精神。

父親也有不少煩心的時候。他傷心的是跟日本斗也罷了，他還得和“自己人”斗。父親秉性耿直，疾惡如讎。國民黨部隊里貪生怕死之輩甚多，甚至于他的頂頭上司也經常命令他們不戰而退。父親仗義執言，卻招來上司的嫉妒和報復，就被降職調往暫37師3團9連任上尉連建委，搞政工工作。

父親考慮換個環境也許會好一點，但沒想到該團的團建委竟是個十足的大煙鬼。他大肆貪污受賄，就為了弄些鴉片洋煙來吸。父親實在看不下去，就直斥他這種不顧民族大義的可恥行為。團建委勃然大怒，明里暗里，使陰招、下絆子。雖為下級，但秉性耿直的父親卻毫不示弱，他徑直把團建委的斑斑劣跡直接越級告到了軍長那里。軍長為息事寧人，就說，用人之際，暫不予追究。于是為避免再生是非，就把父親調到了46師3團10連任建委。這時已經是1944年了。父親那時剛和母親結婚，隨部隊駐扎在浮山縣城。

連續的耳聞目睹，使父親看透了國民黨軍隊里這種腐敗無能的歪風邪氣。他下定決心離開這個讓他傷心的地方。可是，他轉眼間卻想到了當初不打敗日本侵略者絕不脫下戎裝的誓言。他只得隱忍下來，把滿腔的怒火發泄到日本人頭上，和日本人在戰場上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殊死搏斗。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父親長舒了一口氣。12月，父親申請退伍被批準，他終于脫下了那身曾給他帶來信心榮譽、曾讓日本鬼子膽戰心驚、也曾讓他感到郁悶齷齪的綠色戎裝。

他從日本人的鐵蹄下，從國民黨的黑暗包圍圈里，成功地突圍出來了。

那年，父親25歲。

三

掙脫出國民黨兵營樊籬的父親，在最初的喜悅過后，望著蒼蒼長穹，茫茫大地，有點茫然不知所措。回老家陽高？路途遙遠且不說，戰火紛飛的亂世年代，交通也早已癱瘓，何況那時我的大姐也剛出生才一、兩個月。無奈只能在母親所在的汾城縣轄域先臨時找個住的地方再說。這樣，父親攜妻將女就投奔到母親姨姨所在地義西毛村，臨時租住到了該村村民張德杰的家里。

一年多之后，當地解放，開始進行土改運動。父親被定為貧農，并分得土地和房屋，還被選為村農會書記。那段時間，父親的心情格外舒暢，他覺得天也變得更藍了，地也變得更遼闊、更富有生機了。他對未來充滿了憧憬。 父親自小就生活在陽高城內，后來又在軍營生活了10年，對農活可說是一竅不通。他認真地學，努力地干，但最后的收成總不如人家。隨著大哥、二哥的誕生，家里的開支開始入不敷出，他陡然感到了背上的壓力，以至于二姐生下來后，不得不送人抱養。他明白了，務農他是絕對的外行，他必須另找一條可以養活全家的謀生之路。

他把眼光盯到了義西毛村西僅有8里之距的蘇村鎮。那是一個可以做買賣的的繁華集鎮。于是在一番籌劃溝通之后，父親攜全家于1954年4月遷往新絳縣的蘇村定居。

父親從一個不稱職的農民開始轉道做生意。由于沒有足夠的資本，父親只能是小本經營。他每天都會推著一輛裝有黑豆醬瓦罐的破自行車，沿街叫賣：“賣——醬——了——”，濃重的晉北口音，拖著長調，韻味十足。方圓幾十里地的居民都吃著他賣的醬，然后又在他面前背后惟妙惟肖地學著他叫賣的模樣，嘻嘻哈哈，讓他的心頭充滿了溫馨和快樂。

然而，好景不長，他的頭上開始有了一張無形的大網，緩緩地落了下來。1958年，他被作為“歷史不清分子”集中到新絳縣政法部集訓，肅反43天，并被勒令“徹底坦白交待”他的歷史事實。父親如實坦白，后來縣里查證結果也與父親交待相符：父親無血債，無民憤，而且退伍較早。但是那所謂的“歷史不清”還是給他留下了麻煩。不久，他就被蘇村大隊劃歸為“四類分子”。

他后來在申訴材料中說：“在新絳縣北蘇村居住時，于1960年以后(詳細時間失記)蘇村大隊每以我歷史問題劃歸‘四類分子’開會，我彼時對政策不了解，又因歷史問題不敢多問，但求平安無事，一直到1964年我遷居本縣（襄汾）南趙村時，從未接到新絳縣政府劃我為‘四類分子’的合法手續或通知書。我就是這樣糊里糊涂地給扣上這頂‘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直至1966年‘四清’運動結束時，才接到我繼續戴‘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通知。”

在蘇村期間，我大姐多才多藝，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山西省藝術學校，但終因父親的問題未能成行。大姐心生悶氣，郁郁不樂，最后一身纏病，無奈嫁給一個比她大10歲的再婚農民為妻。1984年，大姐39歲時即懨懨病死在床上。

父親的處境開始逐漸變得艱難，但他堅信自己是坦坦蕩蕩、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一次，村里的民兵營長薛某當眾侮辱他，說了他很多難聽的話，父親忍無可忍，奮起反擊，當眾揭露了他一些令人不齒的可恥行為。薛某自此懷恨在心，便勾結一些人，捏造了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將他抓起來，送往縣里。雖然縣里后來查無此事，把父親無罪釋放回來，但父親這時真正地意識到了他那歷史問題的嚴重性。

這次事件，讓父親對蘇村的“險惡”形勢有了新的認識，他想避開這個是非之地。這時，我的母親提出來想把家遷往她的出生地南趙村，因為我的外祖母在解放初和外祖父離婚后就一個人孤苦伶仃地自個兒過活。外祖母還是三寸金蓮小腳，日子過得艱難恓惶。

1964年，父母帶著大姐、大哥、二哥、三哥，再次搬家，遷往現在的襄汾縣趙康鎮南趙村，準備再次開始他那不成功的農民生涯。

父親以為他成功沖出了蘇村陰霾沉沉的天空。

那年，他44歲。

四

遷到南趙村后，大隊里把泊池岸邊東南原來段家的一個菜園子撥給了我們家蓋房子。父親手頭本來也沒有攢下幾個錢，就因陋就簡地靠親朋好友蓋起了3間平房。我小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到下雨天時，家里到處滲透著雨水。外邊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旮里旮旯都放滿了接雨水的瓶瓶罐罐。但就是這個破爛房屋，后來也成了父親的罪狀之一。有人說，為了給我們家蓋房，生產隊里曾派出了相當于60個工分日的勞力。父親百般辯白，但也無濟于事。

遷住南趙后不久，“四清”運動開始，父親成為村里重點審查對象。父親如實匯報我們家在義西毛和陽高老家的成分情況，但大隊里一些所謂的革命分子，不依不饒，號稱要派人去陽高調研。

關于這一段史實，父親在1977年的一份申訴材料中寫道：“1966年‘四清’運動中，工作隊到我原籍調查，說我老家未定成份。當時，我亦向工作隊提過，既經土改，哪有未定成份的呢？結果，‘四清’工作隊只出了一榜，就定我家為富農，其實按當時政策應該是三榜定案的。我隨即又找工作隊申請，無果。我隨即向原籍通訊詢問此事。按我妹兩次來信，還有我子建平（我大哥）于1975年冬返原籍，查詢此事，我老家系城內市民，中農成份。我父李荃系店員出身，戶口成份均歸居民委員會（據‘四清’工作隊調查結果系大隊一位姓張的貧協主任所說）。查此事與大隊根本無關。”

這個黑色的幽默把父親當頭罩了進去，原先還是含含糊糊的“歷史反革命分子”，現在不但明確了這一點，還又變成了莫名其妙的富農分子。曾經在戰場上叱咤風云的他，此時卻只能接受被批斗、被游街、被人當做玩物取樂的命運。

有一次，村里第三生產隊的麥桔堆被幾個年輕社員不慎烤火引燃，他立即被列為頭號嫌疑對象。原因是他曾在麥桔堆著火前路過此地。他被叫到大隊部，輪番審問，幾個頭腦發熱的紅衛兵說他不老實，就把他推來搡去，甚至拳打腳踢。父親的忍耐幾乎到了極限，他真想出手教訓一下這幫猴崽子。可他知道，他已經給這個家里帶來源源不斷的災難，他必須忍受這種屈辱，才能防止更大的災難降臨。

可父親性子剛烈，他覺得窩囊，這樣像條狗似的活在別人的鼻子底下，還不如一死了之。于是就在那個受辱后漆黑的深夜，他踉蹌地挪步到附近的一口水井邊，試圖跳井一死了之。也就在電光火閃的一剎那，他想到了他還在襁褓中牙牙學語的可愛的小兒子——我那時剛幾個月大。父親凜然一驚，他不能設想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以后會遭到什么樣的厄運，還有含辛茹苦的妻子和幾個沒有成家的孩子……這一切都是母親后來告訴我的，母親說得唏噓不已，我聽得淚流滿面。

我記事起，“文革”的風頭已過，也沒見過父親被體罰，只有一次在批判資本主義的大會上，村里所有的“四類分子”都掛著牌子站在會場前，接受群眾的大批判。我那時尚小，既感到父親可憐，又覺得自己丟人。幼小的心靈由此產生了一種恐懼癥，只要是聽說大隊開大會，就膽戰心驚，害怕父親又被掛著牌子站到那里……

五

父親感覺到最窩囊的是，他被扣上“歷史反革命分子”和“富農分子”帽子實在太冤枉。這么不明不白地被人家批斗太憋氣。于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他就不斷地寫申訴書，給大隊，給公社，給縣政府，他寫了無數份申訴材料，但都是杳無音信。有時候，他又親自跑到公社，跑到縣里，人家對他只是打哈哈，互相推諉，像踢皮球似的把他踢來踢去。但他好像沒有停止申訴的意思，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在簡陋的小飯桌上，他飽含委屈卻又滿懷希望、聚精會神地寫著第101封、102封……那滲透著父親無數血和淚的申訴信呵，幾乎就是受難中父親全部的希望和寄托。

前些日子回老家，等母親把她保存了24年之久的父親手稿交給我的時候，我發現那一沓發黃的寫滿手跡的稿紙，幾乎全是父親的申訴信，而且竟然全都寫于1977年。我知道，這些申訴信父親還沒有來得及發出去，那重十幾年箍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的無形的大網就慢慢地撤開了，而他這些完全是用生命寫就的詞句，也因此成為我深入了解父親最珍貴的原始資料。

1978年，父親的“帽子”終于被摘掉了。

那年，他58歲，已經兩鬢斑白，垂垂老矣。

六

10年之后，也就是２４年前的寒冬，我剛大學畢業上班不久，父親被突發的腦溢血瞬間奪去了生命。

他走得太匆忙，沒有給家人撂下一句話，甚至沒來得及看我一眼。但我知道，他走得安詳，了無牽掛，因為那時他已經實現了一生突圍的目標。

那年，他68歲。

七

今天，當我坐在這里認真閱讀父親這些手跡的時候，我發現，父親一生其實都在追求一種光明磊落的生活。他重視自己的名聲甚至于超過自己的生命，他希望自己能堂堂正正地走在人前，他的要求其實并不高。他把自己的大好青春貢獻給了自己的祖國，在漫漫8年的抗日戰爭中，正因為他和他的戰友以及無數犧牲烈士的拋頭顱、灑熱血，才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了中國，他們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功臣，是民族危難時的脊梁啊。可是，就因為他是站在不同的戰壕里在做同一件事，他就要被踩翻在地，還要再踏上一只腳。

魯迅說，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撕毀給人看。我在父親一生的悲劇中，看到的卻是父親那顆拳拳的愛國之心和那顆心背面的蒼涼、無奈和憤懣。老舍曾給巴金委屈地說：“我愛我們的祖國呀，可是誰愛我呢？”可父親連這句話都不能給人吐露，他只能背負著“四類分子”這個沉重的十字架，讓人戳戳點點地蹣跚而行。

父親一生都被籠罩在一張無形的大網中，他從少時即掙扎著要擺開它的束縛，但結果是剛掙脫開一張踉蹌著跑出來，卻有另一張更大的網當頭罩了下來。他掙扎、反抗、突圍了一輩子，當到他年老體衰、身心疲憊、幾乎絕望時，那張無形的網才驀地揭開了……

父親的悲劇，是那個時代整整一代人的悲劇。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正邪不分、是非不辯的時候，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把功臣當作罪人，而把罪人當做功臣的時候，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就走到了危難深重的邊緣。

所幸，再冗長的悲劇也有謝幕的時候。

2012.11.25.父親24周年祭日來臨之際

選自李琳之《一生的突圍》（北京日報出版社，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