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的名望沒有教員、朱老總、賀老總這么大，資格也不如張國燾和總理。他之所以不出名，如果在上海武漢，很多人都認識他，他在上海總工會工作長達三年，在武漢工作一年余，1928年，他調到江西去工作，慢慢就不太出名，首先他不像朱老總和賀龍，專管軍事，也不像教員和總理，做過國民黨委員，也不如張國燾和瞿秋白，做過大學教授和學校風云人物。

但是在早期組織內，他確實是一位首腦人物，在黨的地位高于總理，在軍權上僅僅次于教員，在他手中，掌握了蘇維埃政府的實權、好幾個省委會、紅軍軍委會。

項英的相貌頗平庸，他不如賀龍長得白白胖胖，比不上朱老總威武，教員高大，更不如總理玉樹臨風。下顎短，前額闊，眼睛暗，嘴唇薄，夾雜著黃陂漢陽口音的普通話，十句話至少有一句“糟糕以買司”（早搞什么去了)。三十五六歲的年紀，有時候留八字胡子。

項英出身和眾多平民百姓相似，家在湖北黃陂的一個小鎮集上，其父項文軒是武昌縣錢糧柜的帳房先生，薪水菲薄。項英10歲，父親去世，全家失去唯一的收入來源，為了補貼家用，母親做些洗衣服、紡線刺繡的活，項英和妹妹撿破爛賣錢。

1913年，16歲的項英到武昌的一家紡織廠做工人，月薪8、9塊大洋。這點錢養家糊口遠遠不夠，八九元并不是這么好掙，每天工作在10小時以上，休息日不給工資，所以全年無休，拼命干。

經過多年工廠工作，項英沾染了工人習氣，為人粗豪，心思細膩，他對工人的需求了然如胸，很能和工人們打成一片。武漢三鎮，遍布水陸碼頭，販夫走卒魚龍混雜，發展工人運動，武漢三鎮是最佳之地！

1921年7月，黨組織把武漢三鎮作為工人運動的突破口。12月，漢口租界人力車夫反對車行老板加租，發起罷工，武漢黨組織派林育南和施洋去領導罷工，工人運動事務繁忙，林、施忙不過來，想要找一個得力助手幫忙。這時，武漢分部工作的李書渠，和項英是小學同學，深知項英的才能，向組織推薦他。經過一番考察，黨組織分配他去籌備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的工作。

項英人脈廣，四處串聯工友，宣揚“咱們工人要團結”、“工人要斗倒資本家”之類的思想，深得眾心，成為了工人領袖。

1922年1月22日，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成立，項英召集了900余人參加成立大會，大會選舉楊德甫為主任干事，黃桂榮為副主任干事，項英是秘書干事。

1923年1月，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會在鄭州召開，經過討論決定，2月1日正式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這時候，惹毛了一個軍閥大佬，雄踞洛陽擁兵數十萬的吳佩孚。工會在他眼皮下召開，就是觸及了他的逆鱗，因此吳佩孚給警察局長黃殿辰下令，禁止召開大會。

有的人退縮了，還是不要開了；有的人打算改期，先和吳佩孚談談；這時候，一個渾厚的聲音否決了大家的意見：“工人組織工會，肯定要付出相當代價。如果成立工會都要吳佩孚的批準，那以后也要聽他們的話，這怎么行？必須召開工會的成立大會，誰敢說一個不字，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項英地位很高，說話有分量，于是，召開大會的計劃不變。到了那天，吳佩孚派出的軍警全體戒備，阻止工人們，可項英帶著工人代表和糾察隊，沖開軍警封鎖到達會場。

大會召開之后，京漢鐵路總罷工開始了，長達1000公里的鐵路線，2萬多名工人同時罷工，湖北督軍蕭耀南命令軍警進駐江岸車站鎮壓，在這次行動中，5名工人被捕。負責鎮壓的張厚生，提出工會派出代表過來談判。

過去談判，九死一生，輕則被扣押，重則被槍斃，沒人敢上，只有項英自告奮勇要去。他剛到軍警駐地準備談判，被扣押了，張厚生告訴項英，要想活命的話，就下令工人復工。項英輕蔑地說，殺了他也不會下令復工。兩人互不相讓好幾個時辰，而外面的工人擔憂項英出事，連夜包圍軍警，2月6日凌晨，張厚生被迫釋放項英。

7日下午，張厚生派出軍警武裝鎮壓，殺害數百名工人，京漢鐵路全線的工人都遭到武裝鎮壓。項英跑到江邊躲了一夜，才避開遇難。

這就是震驚世界的二七慘案。

京漢鐵路罷工失敗了，而項英扶搖直上，1927年“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28年的“六大”，被選舉為政治局常委。

1931年1月，項英進入蘇區，出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兼軍委主席，這時候爆發了福田事變，大量優秀的紅軍將領被殺，項英到了后，二話不說，先進行深度調研，掌握了很多第一手資料，才知道這不是造反，而是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內部傾軋，小資產階級占上風了，這是內部矛盾，所以項英主張不能殺人，要用教育來整頓。

可是上海不同意，王明派出代表團到蘇區全權處理，順便擼掉了項英的代理書記職位。項英深知王明不好惹，他很快倒在王明的麾下，成為國際派的骨干力量，他曾經參加過莫斯科的六大，斯大林特別欣賞他，贈給他一支手槍，項英愛不釋手，直到被殺時，手槍依舊不離身。他是工人出身的干部，認可工人革命，城市暴動，認可斯大林的路線。

“寧都會議”上，項英追隨國際派批評教員，表態支持共產國際的路線和臨時中央的決定，因此教員離開了，而項英在蘇區如魚得水。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誰來留守蘇區？博古認為項英最合適，他們都是國際派的。出發前，蘇區設立中央分局、中央軍區，任命項英為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的司令員兼政委，3萬多兵力全權托付給項英。

國軍已經把蘇區團團包圍，留守紅軍成為一支孤軍，受傷的陳毅與項英一起留守，陳毅建議他打游擊戰，而項英主張硬碰硬，堅守陣地，結果顯而易見，11月底，蘇區的縣城全部丟了，剩下的紅軍分別突圍到閩西、閩贛等地，開始三年游擊戰爭時期。這么艱苦的條件，項英堅持下來，沒有叛變，不斷地轉移作戰。

1937年10月，項英回到延安，得到教員和同志們的歡迎。

同年，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成新四軍，葉挺出任軍長，項英出任副軍長，兼任中央東南分局書記、新四軍軍分會書記，管轄四個支隊，1萬余人。新四軍是項英一手帶出來的，威信很高，而葉挺初來乍到，大權全掌握在項英手中。

新四軍成立的同時，中央長江局成立，王明做書記，總理做副書記，項英、博古、董必武等人負責領導南方各省的工作。

南方各省的工作，當然也包括東南分局和新四軍，項英重新聽命王明。

教員電令新四軍挺進敵后創建根據地，他派陳毅帶第一支隊到蘇南建立茅山根據地，張鼎丞帶第二支隊到高淳、溧水活動，張云逸和譚震林帶第三支隊到皖南長江沿線，第四支隊到皖東，發展新四軍根據地。

教員要求新四軍獨立自主，不受國軍掣肘，但項英不聽，他聽王明那套“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說法。項英不是蠢人，因為他知道軍事問題是技術問題，而獨立和服從是路線問題。

1940年，教員根據劉少奇的建議，決定發展華中地區，讓項英和葉挺渡江，到華中開拓新局面，而項英卻拒絕了，他欲將新四軍的江北部隊全部南調。

5月4日，教員發電報嚴厲批評項英。陳毅勸他趕緊渡江北上，繼續留在皖南太危險了！項英依舊不聽，陳毅和粟裕指揮部隊渡江走了，留在皖南的項英部隊，在12萬敵軍的包圍下，成了一支孤軍。

10月12日，教員、朱老總致電項英：“整個南方有變成黑暗世界之可能，軍部應速速渡江，以皖東為根據地，絕對不要再遲延。”項英同意北渡，但困難很大，說歸說，一點挪窩的跡象都沒有。

拖到12月13日，項英給教員發電報：“目前很難迅速北渡，我們行動應如何？”教員勃然大怒，早就讓你項英渡江北上，不聽，結果晚了，不管怎么說，新四軍一定要安全撤出，次日教員回電，命令新四軍月底前完成北渡。項英卻絲毫不動。

12月26日，教員專門給項英發狠話：“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向中央請求方針，但中央遠在一年前便將方針給了你們，你們卻始終借故不執行。我們不明了你們要我們指示何項方針，究竟你們自己有沒有方針，似此毫無定見，毫無方向，將來你們要吃大虧的。”

項英害怕了，他決定渡江北上。1941年1月4日，項英和葉挺帶著新四軍軍部、9000余皖南部隊拔營北上，3天后便遭到國軍伏擊，“皖南事變”爆發。

新四軍皖南部隊和國軍激戰8天，折損大多將士，葉挺下山談判被扣押，項英收縮兵力四處打游擊，3月14日在睡夢中被叛徒槍殺。

根據路線問題來看，項英所作所為就一目了然，首先他掌握了皖南軍隊，就是王明和國際派的武力后盾，以王明馬首是瞻，其次，蘇北指揮部是陳毅和粟裕，江北指揮部是張云逸和徐海東、羅炳輝，豫鄂挺進縱隊是李先念，八路軍第四縱隊是彭雪楓，第五縱隊是黃克誠，項英擔心他北渡后，失去了軍權，從此邊緣化，他不愿意。

所以，因為項英的心思，葬送了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