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邀請。我是第一次參加咱們的交流活動，很希望向各位企業家請教。因為看到論壇的題目是從投資開始，我就報了一個務虛的題目——“投資和資本”，談一下這方面的一個框架性認識。

近來中央三令五申要讓民營企業提振信心，改善預期，反復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出臺31條文件，又設立專門機構，有總理主持座談會講完成整改，還有發改委下面新設民營經濟發展局，據悉已給出了首批700多個綠燈項目的清單。這么大一個中國，700多項目是個開始，具有引導性、鼓勵性的具體落實態度。領導人2018年11月1號親自主持座談會，說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今年兩會上又重申了，但現實中“自己人”的待遇怎么落實，得承認還有一系列的困擾，也有帶來民營企業惶惶不安感覺的錯誤思潮沖擊。所以，中央針對這個問題要求亮明態度，毫不含糊，批駁錯誤議論。今年兩會，新任總理李強專門講，去年一段時間社會上就有這樣的錯誤議論，使民營企業人士心生憂慮。31條文件的大標題，除了講發展還講“壯大”，這是前所未有的。中央的態度很明確，但實務層面的歧視還是需要克服。

我曾聽很高層的金融界人士直言不諱地講，他們為什么有對民企融資支持很有顧慮，就是銀行與國企、民企對應的風險度，實際上是不大一樣的，當然愿意先找風險度低的國有企業方面去盡量融資，不得已才對民營企業做融資。民企融資如果出現一些令人不安的跡象，不是像對國有企業那樣趕快想辦法出主意張羅治病，給它打針吃藥，甚至可以掛點滴，如對民營企業發現情況不對頭它"生了病"，規避唯恐不及，為避免“說不清楚”而“吃不了兜著走”，干脆直接把它送進太平間。這反映的是實務歧視情況。同時，務虛層面的思想觀念上的歧視，我覺得也還是有根深蒂固的傳統的。

我今天要從投資講起，實際上，只要投資而尋求產生它的回報，那么所用資金就有了資本的性質。對資本怎么認識？第一個層次，從基礎理論層面講，可以先說說詞義。我覺得需要在中國現實生活中，有針對性地消除潛意識里大家對“資本”和“資本主義”劃等號的這樣一種思維慣性。說到“資本”，很多具體場景之下，馬上想到的就是個貶義的“資本主義”，但實際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大量場合關于資本，是講的生產要素。總書記有專門的論述，就是明確地把資本表述為“重要的生產要素”，要充分發揮它的作用，而且做正確的引導——實際上是講了它有可能無序擴張，也有可能有序擴張，所對應的就是中央說的“紅綠燈”了——對無序的亮紅燈，有序的開綠燈。但現實生活中間很多場合里一講資本，人們就會聯想到貶義的資本主義那個概念上去了，生產要素的概念就跳到了制度、生產關系、意識形態的概念上了，成了姓社姓資的“講政治”"講立場"問題了。

這種情況，我覺得在漢語語境里還有一個可類比的例子——比喻都是跛腳的，但是作一個比喻，大家可能會更有聯想式的體會。比如說，“自由”和“自由主義”，在漢語語境里就有類似的情況。我們過去說，共產黨人在領導人民取得政權的革命戰爭時期，是高舉自由這面旗幟的，延安、太行山，都是“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建國以后，我們小時候受的教育里，對自由也不否定，知道有裴多菲的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到改革開放時期，24個字概括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當然堂堂正正也有“自由”——但在現實場景里，一講“自由主義”，就全是貶義的了。小時候我們就學習毛主席的《反對自由主義》；經濟學界說到新自由主義，那都是指錯誤思潮（其實也還有值得討論之處，從學術上講，不能簡單地說新自由主義一無可取，但是實際生活里一講，這就是貶義的，而且說多了可能會帶來風險）。更不用講，如果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那就成了批判、打倒的對象。所以，我跟媒體朋友交流的時候說，這么多年，哪個媒體敢組織一個討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自由”的專題研討會？沒有，太敏感了誰都不敢。這個語境上的問題，跟資本和資本主義，有些類似之處——這是一個直接的觀察吧。

接著講第二個層次，如果更中肯、公允的來討論問題，咱們是不是應特別注重看看實踐——理論是要隨實踐的發展求“與時俱進”，才能夠不斷探索更豐富的真理內容。實踐中，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中國其實就開始突破原來意識形態的那個敏感界限，原來的“國營企業”要改稱“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有”的是什么呢？直觀看，有資產，后來認識到初始資產在規范的注冊形式下，叫“資本金”——“資本”的概念必須得用了，不用不行了。資本金就直接地把一開始放權里所推的“撥改貸”這個事情否定了：不可能自己沒有本錢光靠貸款就搞出一個企業來。所以后來規定：凡是國家銀行提供貸款的這些撥改貸發展起來的企業，都一律被認定為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就是對于原國營企業概念的一個突破，意味著所有權和經營權要適當分離了。再往后的發展，在財政分配上面有了一個“國有資產經營預算”，亦稱“國有資本預算”，更是堂堂正正地用了“資本”這個概念。再往后，創新的領域里，80年代就已經有外資做、90年代國內本土民營企業開始加入做的PPP，中國官方的用語，是“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社會資本概念又堂堂正正表述在這里面，絕對是沒有貶義的一個詞語。國際上所說的“公私合作伙伴關系”于中國特色之下，就是企業方面不僅是指私有的資本，也指國有資本，兩者都可以和地方政府合作做PPP項目，但是國有企業附加了一個條件，叫“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那就是企業與這個政府方面不能有行政隸屬關系，也不能有產權紐帶關系，地方政府自己扶植、授意、操縱、出資之下成立的融資平臺公司，不能跟“婆婆”一起來做PPP，但是它哪怕沒有完成市場化轉制，卻可以以一個企業法人身份，到別的地方政府轄區里面跟那邊的地方政府做PPP了，這都是中國特色里的探索和發展。

改革中建立的專門負責國有資產管理的機構，原來相關文件表述的職責，是“管人管事管資產”，后來明確要求改革中的工作重點要轉為“管資本”，這在用語上又是毫無貶義的。在實際生活里，越來越多的規范用語，也涉及到資本，比如企業的發展，有“資本密集型”、“勞動密集型”之分，這里面毫無區分貶義、褒義和姓社、姓資的必要，它們就是表述的某種技術性分類。并不是說資本密集型就是資本為中心了，勞動密集型就是人民為中心了，貼這個標簽完全不是理性思維——但是很容易引起國人的一些共鳴。二十大以后，有些人解讀“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時候，在中央講的五條之外，又跳出一條，說西方的現代化是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政治正確，表述上也非常簡潔，大家一聽就可以知道是說什么——但我認為這是陷入認識的誤區了，也專門寫了文章（這些文章好在沒有被封掉，大家在網上可以查到），我是用學者的論據來說明不能這樣貼標簽。

實際生活中間，與我們的投資，以及與投資應當有效益、有回報地支持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支持實體經濟的升級發展緊密關聯的實踐來看，離不開“資本市場”的培育——“資本”概念在此又必然以非貶義形態登場了。我國資本市場上的股票交易所，是在1989年以后開辦，當時鄧小平以極大的決心，也是在體制內面對反對派逼到墻角的情況下，說總得允許試一試，試了以后也可能有兩種前景，一種是總結經驗繼續往前走，另外一種是試了以后發現不行，再退回來關掉，而且關也可能采取兩種方式，一個是一下關掉，一個是分幾步來考慮怎么關掉。其實鄧小平骨子里的想法，絕對不是建立以后再把它們關掉，當時就是對反對派總得有一個能夠在政治決策方面講起來比較圓融的說辭，即總得讓我試一試。一旦試起來了，哪怕以后有股災，有大家現在對于資本市場種種的不滿（這么多年還在三千點徘徊）等等，但設想一下，還怎么可能對資本市場里的兩個證券交易所（加上現在的北交所是三個了）就把它們廢棄掉呢？這已經完全不可逆。這個資本市場，概念上其實已經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牢固地確立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統一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它的稱呼毫無貶義。所以，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層次，即從實踐看，我們應該更多對大家說明這些，以消除潛意識里一說到資本就貶義化地陷入誤區的社會性的思維慣性。

第三層次基本的看法，是我覺得關鍵問題是什么？回到總書記給出定位的民營企業是自己人，資本是生產要素這兩條，關鍵就是怎樣在現代治理的取向之下，引導資本有序擴張發展，而防范和遏制它的無序擴張發展。并不是只有民營企業才可能發生無序，國有企業也同樣可能出現無序，都得防范，都有正確引導和鼓勵方面需要研究之處。中央說的是“紅綠燈”，那就很清楚了：紅燈是應堅決地防范、遏制、禁止，綠燈是應積極地引導、鼓勵、放行。那么這個中央說的資本紅綠燈，它的亮燈依據從何而來？我覺得就得對應到中央已反復強調的全面依法治國，即只能是以法律為準繩。我國法律必須從一開始比較不成熟的狀態，積極發展成為全面覆蓋、比較成熟、比較穩定的狀態。這是中國必然要堅持的現代化取向的"全面依法治國"軌道。當然，在這里講了紅燈綠燈之外，還有一個可探討之處：我也曾專門說過，法規無論怎么制定，它都有一個穩定性特征，而且這個穩定性就意味著，隨著發展它可能有新的滯后性出現，所以，還得一輪一輪動態優化我們的法律。根本大法憲法，都可能得一輪一輪再做修改，憲法的修改跟其他專門法的修改過程中,可知往往是實踐走在前面了，所以，這就叫試錯過程和動態優化過程，要持續給出創新的彈性空間。紅燈、綠燈之間，咱們也是打比喻地講，是不是還得允許有一個黃燈？在有些新事物、新東西還看不準，還不知道對它應該怎么樣制定規則和加以風險防范的時候，允許它走一段兒，有一個給予彈性的觀察過程，到了一旦八九不離十認準了怎么設計規則、防范風險的時候，可趕快確立法規，把紅綠燈這兩個方面的比較清晰的選擇依據建立起來——這個依據沒有出來之前，還是得容忍有那么一小段兒黃燈。這個比喻，也應加入我的認識框架供大家討論參考。

具體到現實生活中，我的觀點跟有的朋友交流的時候，他們就說，你這些說法讓人聽起來，你就是給資本站臺嘛！我的回應是，在我說的思維框架里，資本如果是生產要素，為誰所用那它就為誰服務，那么如果說我站錯的臺，可能是為許家印去站臺了，我站對的臺，可能是為任正非去站臺了——至少現在大家都認為任正非整體來說是做出重要貢獻的企業家和在資本運用中應該給予高度評價的高水平人士。那我為他站臺，我就覺得應該不受譴責，而應該有助于社會上更多的人來理解他的創新，來幫助他繼續搞好創新。說到國有企業，在這方面也一樣，國有企業出現的一些問題我們必須校正，那你就不應是只講站臺了，就得在這方面研究分析，提出校正他們走偏而考慮的一些可行的改革建議。如果做得好的一些國有企業人士，那么他們有活動，我來一起參加，也可以認為我是為他們站臺——我曾經跟傅成玉一起同臺，曾經跟李毅中一起同臺，我覺得如果說我以這個方式為國有資本站臺，也沒有問題吧！所以就是說，簡單化的思維很容易把人弄成覺得完全不沾為好，現實生活中體制內很多人都是這種思維，既然講資本便感覺有風險，那么明哲保身，我就不表態，我避之唯恐不及。這其實不利于中央說的正確引導資本發揮生產要素作用，不利于創新發展是第一動力這樣一個總體上我們必須掌握的新動力來源的力量發揮。

最后再說幾句務實的看法。我認為各位企業界的朋友要特別注意，2023年可能成為契機之年。前面大疫之年2020是幾十年來最低經濟增速2.3%，第二年同比上去了，8.1%，但是兩年復合平均增長速度只有5.2%，是在原來2019年的6.1%的水平上繼續下滑。然后2022年本來貫徹中央精神是要恢復到合理區間，提5.5%，實際落空了，只有3%。今年提5%，看來有希望達到，這也是一波三折：一季度與預期差不多，二季度發現不對頭，雖然同比6.3%，但是是明顯低于大家預想的，因為同比的去年基數只有0.4%；三季度7月份仍然不好，8月份開始有向好苗頭，9月份繼續向好。現在看來政策在加碼，大家高度注意的是，財政真的發力了，公開宣布了年度預算調整方案，增發一萬億元的國債，既擴大內需，又優化結構增加后勁兒，又給地方政府以資金支持。還有實際上“只做不說”的地方政府層面的化債安排（可能各位朋友也都聽說了）。四季度大的概率，是繼續向好，這樣一來今年有可能完成得比5%高一些。但今年哪怕達到按照一般人現在認為達不到的6%這個同比站在中高速區間的狀態，算一下去年、今年兩年的復合平均增長速度，也只有4.5%或者4.5%稍高一點兒。所以從2011年開始的整個下行過程，到了今年，還是一直走低下來的這樣一個曲線，但是明年、后年在大概率上，不會出現新低。所以我說契機之年的意思就在這里：今年同比站在了中高速，明后年繼續站在中高速——這是應該爭取的。現在有人說得比較悲觀了，說明年又要落到5%以下。我認為經過努力，客觀的因素加上我們主觀努力，應該看到很有希望明年繼續站在5%以上。至于說決策上最后怎么考慮，我們還可以拭目以待。如果是這樣一個可能性，市場人士、企業界的朋友們是不是就得有所準備？機遇偏愛有準備的人，該發力的時候，該出手做投資的時候，形勢比人強給出的那種有利條件，什么時候在自己的賽道上發生？這就得具體做出預案，做比較充分的研究了。不同的賽道不同的情況，但是總體來說大家最關心的烘托著整個運行氛圍的房地產領域，現在一線城市風向標已經非常清楚，已經有把握說將是一個于波動中，由“冰火兩重天”的火的這一邊帶著冰的這一邊走完回暖過程的一個大勢了。這個大的背景，配上我前面所說的宏觀上財政政策在發力，貨幣政策一定會延續原來所說的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那么明、后年謹慎樂觀地可以看到，很有希望避免出現新低而站在中高速區間。

這是我說的一個實務層面的判斷，供各位參考。謝謝！

（附注：10月31日，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新聞通稿中，表述的會議指導精神包括：“促進長期資本形成”，“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拓寬銀行資本金補充渠道”，“吸引更多外資金融機構和長期資本來華展業興業”。可知中央指導精神所涉及的，既有國有資本，也有非國有資本，“資本”用語的本身，這里是沒有任何貶義的。）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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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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