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16年9月初，鄙號推送了 ，萬萬鹛想到，這則短短的推送卻引來了姜博士這樣的有識之士，更為專業且深入地對戴珍的事跡進行了研究。就在上周，姜博士應邀在四川大學博物館面向公眾做了關于戴珍的分享。川大博物館的前身，即是由戴珍的丈夫戴謙和（Daniel Sheets Dye）等人于1914年創辦的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部。而有據可查，早在1929年的3月，戴珍就在華西壩做了面向公眾的鳥類主題演講。在眼下的這個3月，我們有幸能以姜博士的長文，來紀念戴珍這位百余年前觀鳥的前輩。

作者說明：本文整理自川大博物館于2024年3月9日舉辦講座《華西壩的戴珍：被遺忘的觀鳥史，被遺忘的女性》部分內容。除《華西協合大學校刊》，文中所引用的檔案、書信、書籍均為英文，由作者翻譯。戴珍1969年發表文章的鳥種譯文部分可參見《成都鳥類名錄1.0》附錄二。

“她（戴珍）研究四川的鳥類很有心得，曾先后發表過幾篇關于鳥類的文章，無論天晴天雨，一早一晚，她總是帶著一個望遠鏡在田坎上，在河邊上，在樹林里觀察鳥類。”

——祝紹琪《戴謙和博士夫婦傳略》，1948

1.遇見戴珍

2021年的冬天，成都無花可看的濕冷天氣，和朋友們臨時起意去南瓜灘（錦江金融島附近）觀鳥，一群人總共也只有兩個望遠鏡。茫然中認識了幾種過冬水鳥，隨即決定買個望遠鏡，第二天就下了單，從此入了觀鳥坑。準確地講，這是二進坑了，只不過N年前的首進坑以失敗告終。

差生文具多，齊刷刷買了一堆鳥書，最重要的是總算弄到一本《成都觀鳥指南》。這個小冊子帶給我的最大收獲不是識別了更多成都鳥類，而是前言里一個讓我眼前一亮的名字——戴珍。跨越一個世紀，在同一個城市，同一所大學（當然彼時的華西協合大學還是所教會學校），我們卻都在此工作、生活和觀鳥。更巧的是，我所從事的博物學史研究一直關注女性和性別主題，多年來都在探索歷史上女性與自然的互動，她們如何探究、書寫與描繪自然，性別觀念和分工對其博物學實踐及自然觀念有何影響等。

盡管我關注的時段主要在20世紀之前，所涉及的地域也不是中國，但因觀鳥而與戴珍建立起的奇妙聯結，讓我不由得產生了一種使命感，促使自己迫不及待想走進她的世界。于是，就聯系上“鴉雀有生”的號主，因為他是最先將戴珍觀鳥故事帶給公眾的人，不管是2016年的公號推文、還是觀鳥手冊里的戴珍故事，以及《成都鳥類名錄1.0》附錄里戴珍女士鳥種記錄的翻譯均出自他之手。在他的鼓勵下，我充分發揮之前所受的專業訓練，開始到處搜尋戴珍相關的歷史材料，這一過程中也得到了不少師友和機構的幫助和支持。這就是我研究戴珍和撰寫本文的背景。

2.漫長的旅程

圖1 青年時期的戴珍

在戴珍去世后，她所在的教會寫了一些紀念文章，大致勾勒了她的人生經歷。戴珍出生于1886年4月21日，在馬薩諸塞州威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1904-1908年）取得學士學位，大學期間喜歡觀鳥和網球，她到了華西之后也一直堅持這兩項愛好。待大學畢業，她先后在俄亥俄州奧爾尼貴格學校（Olney Friends School）和費城西城學校（Westtown School）任教，在西城學校教過拉丁文、代數和科學等課程。戴珍深受學生的愛戴，在她離開美國前往中國前，奧爾尼的女生們給她寫了長達365頁的書信，好讓她在中國第一年可以每天讀一頁，以解鄉愁。1914年，戴珍在西城學校遇到羅伯特·西姆金（Robert Simkin）夫婦，他們是英國和愛爾蘭貴格會教友，在四川傳教，借回國度假的機會宣講了他們在中國的經歷，并號召更多人加入他們，中國需要更多傳教士和教師。

戴珍于1915年晚秋（11月4日）從美國啟程，途經日本，在12月28日抵達上海，之后坐船逆流而上經宜昌抵達重慶（1916年2月22日），1916年3月30日最終到達成都，這段旅途歷時將近五個月。戴珍在長江的輪船旅途漫長而乏味，她在顛簸的船上寫了很多書信，字跡明顯比上岸之后潦草。喘急的江水、沿岸巍峨的大山和神秘的洞穴、纖夫艱難的步履等，她都詳細寫進了家書。在重慶登陸的時候，她激動不已，因為總算不用再睡在船上了。抵達成都時，這座城市給她留下了很不錯的印象，也一掃跨越重洋的一路艱辛。

圖2 戴珍在書信中畫的船上布局，最左邊是船長和廚師宿舍，最右邊是船員（有40名左右）宿舍，中間主體是旅客房間，她的床在右上角方框處。

圖3 戴珍畫的纖繩拉船示意圖，竹子編的兩條纖繩綁在船上

3.成都生活和教職

初到成都，戴珍對這座城市的印象很好，“是目前為止見過的中國城市里最漂亮的一座城市（除了上海和杭州的外國公園）。街道比其他城市的更寬更干凈，有些街道綠樹成蔭……到處有漂亮的公園，是鳥類的樂園”（1916.4.2書信）。戴珍一邊學中文一邊探索這個城市，記錄了成都本地的美食、服飾和生活等，她喜歡豌豆尖，也覺得花椒很香，但不能多放，生姜、菊花和其他應季的花都用來作為調料。她也很喜歡逛花鳥市場，從那里買花，尤其關注籠養鳥市場，令她印象很深的是在成都看雪山。那時候成都的房子很矮，空氣想必也更為通透，她甚至坐在早餐桌前就可以看到雪山。她估計最高的山峰高度超過6000米，距離成都100英里（約160公里）。

圖4 戴珍繪制的雪山示意圖

戴珍在短暫的語言學習后前往潼川（今三臺縣）任教，暑假在峨眉山避暑時邂逅戴謙和，兩人于1919年結婚，婚后夫婦倆工作和生活在華西壩。教書育人是她的本職工作，除了日常的教學，她還承擔了大量的管理性事務以及教會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和其他女教師一起籌建了華西協合大學女子學院，致力于推動中國女性的高等教育。該女子學院在1924年成立并開始招生，其管理委員會成員基本都是女性，戴珍也是其中一位。戴珍非常支持和鼓勵女學生，為她們爭取資助，舉辦講座介紹美國的教育趨勢，幫助訂婚女生重返學校。

我只是在查閱觀鳥相關材料時發現，戴珍和其他女傳教士對中國女性的教育事業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但并沒有進一步了解，希望有致力于教育史或女性史的研究者能夠去深入探索這段歷史。

4.觀鳥知音威爾金森

20世紀早期，對中國鳥類的研究主要還是依靠標本，國內外的鳥類學家、博物學家、科研機構、博物館和職業采集者等仍依賴獵殺的方式收集獲取中國的鳥類標本。戴珍一向很關注鳥類學研究進展，自然也很了解主流的方式，何況她的同事和家里接待過的客人中不乏專事采集鳥類標本的人，比如大名鼎鼎的葛維漢、洛克，還有羅斯福探險隊成員等，都在四川云南收集了大量的標本。

戴珍具備有利的收集條件，她完全可以通過這些人和當地獵人，甚至可以借戴謙和為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今川大博物館前身）收集標本的機會，為自己建立一個可觀的鳥類標本室。也還真有人勸過她收集，認為這樣可以讓她的鳥類研究更契合當時的主流也更有價值，但她非常明確地拒絕加入標本收藏的隊伍，攥寫相關鳥類文章的時候也會強調自己并不收集標本。因為她知道自己并不孤單，在當時還有其他人也依靠野外觀察來研究鳥類，而且早已道出了她的心聲，那就是上海的威爾金森（E. S. Wilkinson）。

身在上海的會計師威爾金森是戴珍的觀鳥知音，他在大眾報刊上頻繁發表觀鳥的文章，還集結成書予以出版，先后推出了《上海鳥類》（1929）、《上海鄉間漫步》（1934）、《上海鳥歷》（1935）和《上海學生觀鳥手冊》（1941）等書（全部是英文）。作為業余愛好，他甚至擔任起了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的“上海鳥類研究項目”的執行人和該會上海博物館鳥類部的榮譽館員，是公認的上海鳥類權威。

《上海觀鳥》是戴珍最喜歡和重視的一本書，在拿到這本書時她開心得像個得到新玩具的孩子。戴珍曾在1930年的書信里寫道，“《上海鳥類》是寫給那些想在鳥類棲息地觀察它們的人，而不是那些靠博物館標本研究鳥類的人。從這點上講，它比我其他所有鳥書都更適合我。當然，里面只有一部分鳥類和四川的鳥類相同。”威爾金森在這本書中尖銳地批判了以科學之名過度收集鳥類標本的行為，指出大量描述錯誤、拙劣的填充標本不過是讓鳥類成為收藏者不良怪癖的殉道者。他提倡在自然生境中觀察鳥類，將科學信息的收集和個人愛好結合在一起。可以說，威爾金森的觀點為戴珍拒絕收集標本提供了完美的辯護，他應當也是中國觀鳥史上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人物。

圖5《上海鳥類》插圖，從上到下依次為大山雀、沼澤山雀、銀喉長尾山雀、棕頭鴉雀和鷦鷯

我還沒有發現戴珍和威爾金森見過面的證據，雖然她提到過1928年在上海遇到了幾位對華東鳥類很熟悉的朋友，但并沒有說名字。不過，很顯然她應該早就讀過對方在報刊上的觀鳥文章，而且急切地想獲得一本《上海鳥類》。威爾金森則在1932年的觀鳥文章里專門評論了戴珍《華西協合大學校園20種常見鳥類》一文。他比較了成都和上海的常見鳥類，稱這20種里至少有12種在上海也很常見。

他從戴珍記錄的鳥類出現頻次表格得出結論說，“作者在剛開始觀鳥時對這方面的科學知識所知甚少，她專心致志，不僅學著識別所有看到的鳥類，而且每天都會仔細記錄，最終呈現在這張表格里”。在威爾金森看來，這張表格具有特別的科學價值，從中可以看出當地鳥類數量變化和遷徙情況，也可以看出作者具備很強的觀察能力，她的科學知識進步迅速，所以每天看到的鳥數量也在增加。威爾金森甚至在文章最后總結時鼓勵全國的愛鳥之人以成都為榜樣，而戴珍無疑是引領成都觀鳥潮流的杰出代表。

5.特別的觀鳥體驗

在戴珍的年代，成都的城墻大部分還在，她經常會和朋友到城墻上去散步。城墻就是最佳觀鳥點，城墻兩側的竹林、樹林、屋頂、田地都比城墻低，一切盡收眼底，她也常常看到白鹡鸰在城墻上跳來跳去，養鳥的人提著鳥籠在城墻遛鳥。現在的城墻已經所剩無幾，高樓林立的成都再也無法有這樣開闊、便利的觀鳥點了。

戴珍另一個特殊的觀鳥點是華西的鐘樓。戴先生負責鐘樓的維護和時間調節，有時候還會帶著學生爬上去參觀，戴珍不時也會上樓看看。她注意到有一只游隼每年都會光顧鐘樓，麻雀和其他鳥也會在上面筑巢。

圖6 1950年代的成都地圖（引自Wiki），華西壩位于城墻外的錦江以南

圖7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成都城墻，城墻高于城內的民居

圖8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兩位西方女性在殘存的城墻上散步，城墻外是農田和樹木。可以想象戴珍手里拿著望遠鏡在城墻散步觀鳥的場景

圖9 20世紀40年代華西鐘樓

6.鳥類講座

戴珍在華西壩期間做過幾次講座，從《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志》和書信中能查到的至少有這么幾次：1929年3月23日、1930年11月初、 1937年11月中旬和1948年1月27日。其中，1929年這次尤其值得一說。

3月20日的講座海報上寫道：“本次講座將會展示填充和未填充的鳥類標本，現場可能還會有一些活標本幫助大家認識最常見的鳥類”，講座時間是3月23日周六下午兩點半。戴珍對這次講座極為重視，準備了幾個星期，真是操碎了心。在講座第二天（3月24日），她在家書中詳細談到了這次講座的準備過程，“我所有空閑時間都用來準備鳥類講座了，把想到的事項都寫下來，昨天下午總算結束……準備講座這幾周實在很辛苦，我正慢慢從中恢復過來”。

這次講座最讓她耗神的是租借“活標本”——籠養鳥。在缺少圖像、視頻、錄音等展示方式的年代，戴珍堅定地覺得直觀的標本（尤其是活鳥）對觀眾認識鳥類非常必要，“會有兒童來聽講座，我覺得（租用籠養鳥）確有必要。對成年觀眾也一樣，如果我能展示真實的鳥類，他們的興趣肯定會加倍”。好巧不巧，講座那天花鳥市場還沒有正式開張，籠養鳥的種類不多，她懇求老板借幾只鳥，幾個小時就還，老板非但不借，還嘲笑說只賣不借，花錢租也不行。

她使出渾身解數也無濟于事，后來不得不請路上偶遇的中國園丁幫忙，看在戴先生好幾年都在他那里買樹苗的份上，園丁和她一起去討價還價。最后，老板答應了，但坐地起價，要價一美元，心急如焚的戴珍此時也顧不得價錢了，總算在講座開始前兩小時談妥。戴珍最后為這次講座租用了八只籠養鳥，在講座現場不僅向觀眾展示自己描述的大部分鳥類，也展示了一部分鳥類的鳴叫，她很慶幸自己的堅持，對講座的效果很滿意。

對第二年（1930年）11月初的那次講座，戴珍在信中寫道，“約60名學生來聽了我的鳥類講座，他們似乎很感興趣，但丹（戴謙和）說我講得太長了。我希望從他們那里了解更多鳥類名字和民間知識，這也是我要收集的信息。”

7.消失的鳥畫

戴珍在鑒定鳥類的過程中深知圖像的重要性，但她所有的文章都沒有配插圖，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插圖的印刷成本太高，尤其是彩圖。她采用的一個彌補方法是，如果某種鳥在她參考書里有插圖的話，就提供插圖所在的位置。這種方法也很有限，因為當時就沒有中國西南的鳥類學專著，她手里僅有的兩部插圖鳥書——《中國鳥類》和威爾金森《上海鳥類》也只能提供部分鳥的圖像，因此她也無法為所有描述的鳥類都提供這樣的圖像線索。

圖10 《上海鳥類》的壽帶插圖，戴珍在談到這種鳥時提供了這幅插圖的來源，方便讀者查找

然而，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戴珍當時自己繪制了一些鳥類圖像。她曾在文章和書信中提到，自己跑到花鳥市場去租借籠養鳥回家作為繪畫參考，這樣她就有足夠的時間仔細觀察它們并畫下來，她以這種方式至少畫了金翅雀、松鴉、紅嘴相思鳥等。她還曾在聚會時將自己畫的圖像分發給賓客，向他們科普自己身邊常見的鳥類，她甚至覺得連最常見的鳥類都不認識，多少有些“跌份”。雖然她也說不好他們是否會記得這些鳥的名字，也許下次就忘了，但試試總歸沒錯。另外，她的鳥畫應該也比較漂亮，因為有位女友曾把這些畫借去當刺繡圖樣參考。

很可惜，我查詢過美國幾個主要的鳥類學博物館和圖書館等機構，也問了川大博物館，都沒有這些畫的下落。在講座時有聽眾給我提供了幾個新的搜尋思路，希望可以找到一點線索吧，在此也懇請本文讀者朋友要是知道什么線索麻煩告知。

8.戴珍的四川觀鳥圈

雖然戴珍那個時代觀鳥的人寥寥無幾，但她也并不孤獨。華西壩的人都知道戴珍喜歡觀鳥，不時有大人小孩加入她的觀鳥小分隊，她不收集標本的主張似乎也影響了身邊的人。她在1931年一封信里寫道：“校園的一些外國孩子對鳥類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有個孩子前幾天拍到了一張鳥巢照片，里面還有幾枚鳥蛋，他并沒有驚擾鳥。這真是太棒了，我不太擅長找鳥窩，也不會爬樹，很開心有人可以幫我觀察到鳥類生活的這一面”。

戴謙和很支持她觀鳥，在戴珍的熏陶下他對周圍的鳥類也多了幾分關注。他們在峨眉山、蒙頂山這些地方度避暑時常常會一起在山上徒步觀鳥，戴謙和會幫忙記錄位置和海拔等信息。有時候，同在山上避暑的朋友也會加入他們的徒步、觀鳥活動。《蒙頂及峨眉暑期之鳥類》一文中她談到了另外兩位女性觀鳥者，她們在山上觀鳥的時間更長，這篇文章“忠實地記錄了柯培德夫人、丁玉成夫人和我自己的觀察”，是幾位女性觀鳥者的集體觀察成果。

戴珍在1937年的信里還提到了雅安的貝克（Beck）女士，她們一起度過了快樂的觀鳥時光。貝克女士把戴珍當成四川的鳥類權威，戴珍的鳥類文章是她主要的參考資料。貝克似乎有較長的觀鳥時間，她們還相互比較了彼此的觀鳥筆記。在戴珍離開雅安前一天，她們甚至“走了一整天，爬到山頂，看到了漂亮的寺廟，那里離城區有差不多十英里路，返回時沿著峽谷里美麗的溪流而下。這一天看到了差不多40種鳥，累并快樂著。”

從這些只言片語里，我們不難發現戴珍的觀鳥活動、講座和文章在華西壩乃至四川各地都產生了影響，也不斷有人像她一樣觀鳥，尤其是身處異國他鄉的西方女性。然而，她們的觀鳥實踐很少像戴珍一樣寫出來公開發表，多半散落于她們的筆記、家書等私人材料，比如這位貝克女士的觀鳥筆記。

9.結語

對于內地的觀鳥史，比較普遍的說法是國門重開之后，1980年代初就有外國友人最早到我國東北和觀鳥，至1996年，有識之士在北京開啟了內地民間觀鳥的序幕。然而，這樣的表述會給人感覺仿佛在此之前，觀鳥活動就不曾存在于這片土地。

戴珍的故事浮出水面，提醒人們20世紀早期那段被遺忘的觀鳥史，不管是她，還是上海的威爾金森，亦或是他們周圍那些觀鳥的人，都應被寫進中國的觀鳥史。觀鳥本就是一項大眾愛好，雖然它與鳥類學研究聯系一直很緊密，但終究因為其“業余性”在進步主義的鳥類學史中很難被看見。戴珍和其他人的觀鳥故事常常隱匿于書信、筆記、日記等私人材料里，為觀鳥史的書寫帶來了更多的挑戰。戴珍的故事只是一個開始，希望將來有更多的觀鳥故事能被發現，從而進入我們的視野。

編者按：關于戴珍中文名的一點說明：

聽聞講座現場有人指出戴珍的名字應沿用《華西協合大學校刊》上的記錄，一是“儉恩·鮑德敦”，一是“戴鮑德敦”。作為最早使用戴珍這一譯名的人，在此特地加以說明。戴珍的英文全名為Jane Canby Balderston Dye，Balderston是她娘家姓，婚后跟隨戴謙和改姓Dye。所見的中文材料對她的稱呼多是戴夫人和戴師母（學生稱的），英文里通常是以Jane B. Dye出現，包括她的鳥類文章署名。民國時期有很多外國人的名字或是存在當時所用的中文名，或是譯名跟今天的習慣用法差別很大，且存在并不統一，甚至放在今天來看比較奇怪的例子，例如將“Jane”音譯為“儉恩”，現在必然不會有人會再這么操作了吧？

雖說有的中文名/譯名約定俗成沿用至今，但沒有如此幸運的則是更多。具體到這個案例，“戴珍”顯然要比“戴鮑德敦”更加簡潔易記，也更符合今天對于外國人譯名的操作和要求。若是嚴格按照她的英文署名“Jane B. Dye”進行翻譯，也應該是“珍·鮑爾德斯頓·戴”，而非“戴鮑德敦”。事實上“戴鮑德敦”只體現出了夫姓和父姓，那么，Where is Jane呢？戴珍觀鳥的故事在被發現之后，已經越來越為更廣泛的人群所知，今天真有必要依然牢牢執著于“戴鮑德敦”而不放嗎？當然了，愿意用“戴鮑德敦”敬請繼續用，這是您的自由。我們覺得用戴珍更貼切，那也是我們的自由，對吧？

參考資料：

1.戴珍鳥類學文章

1）“華西協合大學校園20種常見鳥類”，“Twenty common birds of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campus”, Journal of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 (1929) III, pp. 9-26【《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志》】

2）“觀鳥札記”，“Bird notes”,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 , (《華西教會新聞》1930.9-1931.8），每月一篇，總共11篇，最后一篇包括了1931年7月和8月。

3）“蒙頂及峨眉暑期之鳥類”，“Summering with the birds at Meng Ting and Omei”, Journal of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 (1946) 46 B, pp. 29-56 【《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志》53種】

4）“1916-1949四川成都觀鳥札記”，“Bird watching 1916-1949 in Chengtu, Szechwan, West China”, The Chung Chi Journal , (1969) 9 (1), pp.48-65【《崇基學報》103種】

2.文中所引書信內容（包括書信截圖）均來自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Yale Divinity Library）戴氏夫婦檔案（Daniel S. and Jane Balderston Dye Papers），照片和圖像未作特殊說明都來自耶魯大學圖書館開放資源。

3.《上海鳥類》，E.S.Wilkinson, Shanghai Birds , 1929.

4.祝紹琪《戴謙和博士夫婦傳略》，刊載于1948年11月10日《華西協合大學校刊·戴謙和博士暨夫人來本校任教四十年紀念特刊》

作者介紹：鳶尾，博物學史研究者，觀鳥愛好者，因觀鳥而得緣走進戴珍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