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剛上臺的時候，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由于抗疫失敗和社會撕裂，美國的在全球的影響力陷入冷戰后低谷，很多美國民眾對未來缺乏信心。

國會山騷亂：

先是國會山騷亂，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美國國會大廈被抗議民眾占領，成為一道“美麗的風景線”，“美式民主”遭遇信任危機。

美軍撤離阿富汗被視為和越戰失敗一樣恥辱 ：

之后美國又灰溜溜地從阿富汗撤軍，由于組織不力，撤軍過程一片混亂。而且美軍剛撤走不久，阿富汗政府就被塔利班推翻，美國公信力一落千丈。

不僅如此，由于特朗普奉行“美國優先”，美國的盟友對其離心離德，西方陣營出現裂痕。歐盟與俄羅斯大力推動能源合作，“北溪2號”得以竣工。默克爾與普京談笑風生，暢想大歐洲的未來；馬克龍則高調宣布北約“腦死亡”，呼吁歐洲“戰略自主”。不僅如此，特朗普時期歐洲與中國推進《中歐自貿協定》談判，中歐經貿突飛猛進。就連日本都嘗試在中美兩頭下注，加入了由中國牽頭的RCEP。

可以說，在特朗普時期乃至特朗普卸任后第一年，美國對全球的領導力明顯下降，世界出現“東升西降”的趨勢。美國通脹居高不下，經濟面臨硬著陸風險。中國經濟則蒸蒸日上，出口份額占全球比重創歷史新高。站在2021年的時點，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中國GDP將在5—10年內趕超美國。

北溪管道被炸毀 ：

然而拜登執政三年后，情況出現反轉。連接歐洲和俄羅斯的北溪管道被炸毀，歐俄陷入全面脫鉤，3000億美元的外貿化為烏有。主張與俄羅斯交好的默克爾被打成投降派，德國成為歐洲最反俄的國家。曾高調宣布北約“腦死亡”的馬克龍搖身一變成為強硬派，法國公開呼吁向烏克蘭派兵。試圖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的安倍晉三被暗殺，日韓被完全綁上了美國的反華戰車。至于普京，在特朗普時期普京可謂風光無限，成為大部分國家的座上賓；但在拜登時代，普京遭到國際通緝，很多國家禁止其踏入一步。

中國GDP占美國比重（剔除匯率影響）：

拜登之前的三個總統，在外交政策上乏善可陳。小布什為了追求選票，使美國深陷中東戰場，為中國提供了寶貴的戰略機遇期。奧巴馬受制于政治正確，在外交上畏首畏尾，錯過了地緣圍堵中國的窗口期。特朗普氣勢洶洶地對中國加關稅，結果大部分成本都落在美國消費者頭上。2001年—2021年，中國GDP占美國比重從13%一路攀升至75%。

作為對比，拜登執政三年后，中國GDP占美國比重自80年代以來首次出現下降，從75%下降至65%。從數據來看，拜登辦到了前幾任總統想做而沒能做到的事情。

如何理解拜登的對華戰略呢？首先得了解美國構建的世界秩序、以及中國在其中的定位

縱觀人類文明史，大部分時候都圍繞資源展開，得從資源角度理解大國博弈。在19世紀，要想實現工業化就必須擁有煤炭，而且人口重心和資源重心必須重疊。

英國煤炭分布圖：

英國為什么能率先引領第一次工業革命，前提是英國南部儲藏大量煤炭。在此之前，歐洲主要消耗的資源是木材，無論是取暖還是造軍艦，都需要木料。但隨著森林砍伐加劇，英國的木材供應陷入短缺，在這種背景下，燒煤的蒸汽機才會得到推廣。儲藏大量煤炭的曼徹斯特、利物浦、伯明翰等小鎮一躍發展為歐洲工業中心。

在近代歐洲，普魯士一直是列強之中最貧困的國家。特別是拿破侖戰爭后，普魯士綜合國力受到極大削弱，經濟發展水平遠不如法國、奧地利、荷蘭等國。然而半個世紀過去后，普魯士卻迅速崛起，一舉擊敗法國和奧地利，成功統一德國。

為什么普魯士能逆勢崛起呢？根本原因在于魯爾區發現了煤炭。

德國煤炭分布圖：

論制度體系，普魯士和奧地利、俄羅斯一樣，都是君主專制。相比之下法國采用共和制，似乎法國要更先進些。論科研人才，法國相比普魯士也有極大優勢。然而在19世紀，位于普魯士西部的魯爾區勘探出煤礦，而且都是高品質的硬煤。魯爾區原本是塊貧瘠的農田，列強對這里都不感興趣，因此才被分給了國力最弱小的普魯士。在工業革命之前歐洲大陸最富庶的區域是北意大利，特別是威尼斯和米蘭地區。法國和奧地利為了爭奪北意大利斗爭了幾百年，誰也瞧不上魯爾區這塊爛地。

然而隨著工業革命到來，勘測出煤炭的魯爾區迅速富裕起來。魯爾區的煤炭占德國90%，而且開采成本極低，一鏟子下去就能挖到煤。憑借魯爾區的煤礦，普魯士快速崛起，工業產值連續趕超奧地利和法國，為統一德國奠定基礎。

在很大程度上，19世紀的普魯士乃至德國，不僅封建專制，而且保留大量容克地主階層。然而魯爾區的煤炭改變了普魯士的國運，憑借豐富的能源，魯爾區的工業產值占德意志地區40%。相比之下，法國、奧地利、西班牙、意大利等傳統富裕地區煤炭儲量很低，因此工業化速度極其緩慢，逐漸走向衰落。

魯爾區的工業為德國挑起一戰和二戰帶來底氣：

不僅如此，普法戰爭后，德國從法國割走了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洛林地區擁有豐富的鐵礦。魯爾地區的煤礦+洛林地區的鐵礦使德國工業如虎添翼，在短短四十年內就趕超英國，成為歐洲第一經濟大國。

事實上，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除了德國以外，西方世界只有另一個國家同時擁有豐富的煤鐵資源，那就是美國。

五大湖工業帶：

美國在建國之初是一個農業國，與歐洲列強相比，美國的制造業毫無競爭力，因此只能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然而19世紀中葉，美國在五大湖地區勘探出豐富的煤炭和鐵礦，自此之后美國進入快速工業化階段，包括底特律、芝加哥、匹茲堡等城市迅速繁榮起來。為了方便五大湖地區的商品出口，美國特意修建了用于連接五大湖與大西洋的伊利運河，其出海口就是當今的世界第一城——紐約。

在南北戰爭中，剛剛打贏美墨戰爭的南軍擁有豐富的戰斗經驗，而且得到歐洲列強鼎力支持。然而北軍憑借著五大湖地區豐富的煤鐵資源，最終贏得了戰爭。資源儲量，決定了戰爭的勝負。

作為對比，英國本土雖然擁有煤炭，但卻缺乏鐵礦。法國則既沒有煤炭也沒有鐵礦，只能從海外殖民地高價購買資源。在近代，海運成本極其昂貴，從海外進口資源的成本遠高于本土開采資源的成本，這明顯制約了英法工業化進度。19世紀下半葉，美國和德國在經濟上逐漸趕超老牌強國英法。

頓巴斯煤礦成為俄國工業化第一桶金：

在俄國，位于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地區勘探出大量煤炭和少量鐵礦，這可把沙皇高興壞了。但與美德不同，俄國的資源重心與人口重心并不重疊，頓巴斯礦區與莫斯科—圣彼得堡工業帶距離過于遙遠，因此俄國工業化非常緩慢。為了彌補人手不足，沙皇征調大量俄族工人前往烏克蘭挖礦，進而改變了當地民族結構。

最慘的是奧匈帝國和意大利，這里曾是歐洲商貿中心，但由于缺乏資源，又沒有龐大的海外殖民地，因此錯過了工業革命的機遇，逐漸淪為二流國家。

1913年各國鋼產量排名：

鋼產量（萬噸）

美國

3180

德國

1761

英國

779

俄國

492

法國

469

奧匈

261

日本

38

中國

5

19 世紀末，衡量各國國力最重要的指標是鋼產量，無論飛機、大炮、軍艦都需要用到鋼，德國之所以敢挑起一戰，底氣在于其鋼產量=英法俄總和。另一方面，當時世界上工業產值最高的四個國家，美德英俄，正好與其資源儲量匹配，資源上限決定了國力上限。

到了20世紀，要想實現工業化，除了煤炭和鐵礦之外，還需要石油。德國和日本之所以發動二戰，本質是為了獲取資源。德國看中的是高加索的石油和瑞典的鐵礦，日本看中的是南洋的石油和東北的煤鐵。石油的短缺，讓德國做出了入侵蘇聯的選擇，也使日本偷襲珍珠港，走上“賭國運”的道路。

為什么上個世紀30年代蘇聯能迅速實現工業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蘇聯本土勘探出石油。憑借著高加索的巴庫油田，以及大蕭條后來自美國的技術輸入，再加上斯大林的工農業剪刀差政策，蘇聯僅用了兩個五年計劃，就一躍從農業國發展為工業國，取代德國成為歐洲最大經濟體。

1939年，蘇聯石油產量飆升至3000萬噸，躍居世界第二，超過歐洲總和。那世界第一是誰呢？是美國，當時美國的石油產量為1.7億噸，占全球比重一半。正因如此，美國工業產值占全球比重高達38%。這里不得不感慨風水輪流轉，在古代，中國憑借雨熱同期的氣候環境，孕育了先進的農耕文明；北美受寒潮影響，本土文明屢屢滅絕，幾乎找不到歷史的痕跡。然而到了近現代，中國由于資源短缺，工業化長期受阻；擁有特殊地質結構的北美則是世界上資源最豐富的地區，煤炭、鋼鐵、石油樣樣不缺，成功抓住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機遇。

至于歐洲，雖然擁有豐富的煤鐵資源，但由于缺乏石油，歐洲工業產值被美蘇趕超，經濟實力的下滑帶來了外交地位的下降，這為后來歐洲從屬美蘇埋下伏筆。值得一提的是，二戰后西歐各國為了加強合作，成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目的是通過資源捆綁來實現利益捆綁，這也成為歐盟的前身。

在殖民時代，由于海運成本限制和排他性的區域貿易保護主義，各國更多依靠本土資源發展工業。可以說資源就是國運，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一方面取決于受教育人口數量，另一方面取決于其礦產資源儲量。

不僅是近現代，古代各國的競爭亦圍繞資源展開。

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戰略資源，是馬匹和鐵器。古代官方長期壟斷的三個行業，分別是販鹽、冶鐵、養馬。

官方之所以嚴禁販賣私鹽，主要是因為鹽相當于今天的土地財政，是一種征收間接稅的工具。鹽這種東西屬于剛需，大部分居民都需要吃鹽。但與糧食不同，對于真正的窮人來說，不吃鹽只是沒力氣，但餓不死。所以鹽是最好的宏觀調控工具，從宋朝開始，鹽引甚至成為一種貨幣工具，可以向市場注入流動性。

在古代，馬匹和鐵礦是最重要的戰略資源：

如果說壟斷鹽主要是為了內部征稅，馬和鐵則是應對外部競爭的核心資源。養馬是為了培育騎兵，冶鐵是為了鍛造兵器和盔甲。中國古代的主旋律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競爭，農耕文明的優勢在于冶鐵技術，游牧文明的優勢在于養馬技術。當農耕文明獲得產馬地的時候，就能占據主動；當游牧文明獲得冶鐵技術的時候，就能占盡上風。

比如漢朝由于獲得了河西走廊與河套平原的產馬地，能夠組建大規模騎兵。作為對比，匈奴人冶鐵技術非常落后，只能使用動物的骨頭制作箭矢，這很難穿透漢軍的盔甲。因此漢朝才有種說法，叫“一漢抵五胡”，意思就是由于武器裝備的差距，一個漢朝士兵可以擊敗五個匈奴士兵。

然而安史之亂成為中國歷史分水嶺，這場動亂導致冶鐵技術外泄，農耕文明從開拓進取轉向封閉保守。不僅如此，在安史之亂前，中原王朝外部威脅主要來自西北，很多朝代傾向于定都長安。安史之亂后，外部威脅主要來自東北，政治重心逐漸遷移至北京。

為什么東北會取代蒙古、西域成為中原王朝最大威脅呢？根本原因在于東北有鐵礦。從先秦時期到隋唐時期，農耕文明憑借鐵器的優勢抵消了游牧民族馬匹的優勢，雙方互有勝負。安史之亂后，冶鐵技術外泄，但無論是蒙古還是西域，均沒有便于開采的露天鐵礦。古代沒有礦井開采能力，蒙疆地區即便掌握了冶鐵技術，也因為缺乏鐵礦而造不出鐵制兵器。

但東北不同，東北很多地區都有露天鐵礦，特別是鞍山地區，很容易就能開采現成的鐵礦石。不僅如此，東北還適合養馬，東北的馬匹數量雖然不及蒙古，但質量卻有過之而無不及（蒙古馬耐力好，東北馬沖擊力強）。憑借豐富的鐵礦和優質的馬匹，東北少數民族政權迅速崛起，成為中原王朝最大威脅。

金國“鐵浮圖”：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金國“鐵浮圖”，這種騎兵人和馬都有鐵甲保護，沖鋒的時候可以輕易撕開步兵防線，給南宋造成了很大麻煩。與使用骨箭、穿戴獸皮的匈奴騎兵相比，“鐵浮圖”戰斗力可謂碾壓。

事實上，唐朝末年，契丹人利用中原混戰的機會趁機坐大，并在五代十國期間割走了燕云十六州。不僅如此，來自西北的黨項人崛起后，占領了河套平原。北宋失去了兩個最重要的產馬地，再也無法組建騎兵，國勢一蹶不振，最終被女真人所滅。

從唐朝末年一直到明朝，中原王朝最大的威脅一直來源于擁有鐵礦的東北。期間蒙古只獲得過短暫的崛起，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成吉思汗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對金國發起偷襲，成功奪得了金國的馬場，繳獲了上百萬匹戰馬，導致金國失去了騎兵的優勢。第二個原因在于南宋為了借蒙古之手削弱金國，放寬了對蒙古的鐵器出口限制，使蒙古獲得了鍛造兵器所需的資源。

不過蒙古的缺點在于本土沒有鐵礦，只能靠貿易或掠奪的方式獲取鐵料。因此蒙古的興盛猶如曇花一現，明朝建立后，為了防止蒙古人卷土重來，特意在北方邊境修建了萬里長城。

長城最大的作用并非是抵御外地入侵，而是對敵國實施全方位資源封鎖。漢朝為了切斷匈奴獲取鐵器的渠道，嚴禁鐵器出口，否則處以死刑。為此漢朝在國境線上修筑了長城，防止商人攜帶鐵器出境。嚴厲的貿易封鎖使匈奴的軍事科技長期陷入停滯，最終走向衰落。

明朝建立后，在對待蒙古的問題上與漢朝如出一轍。明朝雖然允許與蒙古人做生意，但堅決禁止鐵資源出口。明朝甚至將鐵鍋也納入出口管制清單，防止蒙古人將其溶化后鑄造武器。另一方面，由于中原缺馬，明朝通過出口茶葉、絲綢等方式從蒙古人手里換取馬匹，組建了強大的騎兵。憑借資源封鎖政策，蒙古日益衰落，對明朝不再構成威脅。

然而到了萬歷時期，隨著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明朝地緣形勢急劇惡化。與蒙古不同，東北擁有豐富的鐵礦，這使明朝的鐵器封鎖政策陷入失效。在薩爾滸之戰中，女真人打造的鐵制箭頭輕易射穿明軍盔甲。東北的鐵礦+馬匹，使女真人在野戰中碾壓明軍。

然而女真只有幾十萬人，明朝卻有上億人，女真軍事上的優勢很難抵消經濟上的劣勢。為了打垮明朝，努爾哈赤精心設計了“滿蒙聯姻”政策。在此之前，明朝主要從蒙古進口馬匹，以此來組建騎兵。為了鎖死明朝獲取馬匹的渠道，努爾哈赤通過聯姻的方式拉攏蒙古各部。有了血緣關系后，蒙古人寧可與明朝貿易脫鉤，也堅決配合后金的封鎖政策。

“滿蒙聯姻”政策導致明朝徹底失去了來自蒙古的戰馬。雖然中原王朝一直重視馬政，但由于馬場都是官營，養馬指標很難量化，農戶缺乏養馬積極性。不僅如此，明朝后期華北過度開墾，養馬成本極其高昂，且培育出來的馬質量無法滿足戰場需求。

后金依靠“滿蒙聯姻”政策，鎖死了明朝獲取馬匹的渠道 ：

失去了蒙古馬供給后，明朝野戰能力迅速衰退，只能依靠城墻和火器被動防守，這需要消耗大量物資。為了籌措軍費，緩解財政危機，明朝只能加征賦稅（遼餉、剿餉、練餉），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加重了百姓負擔，導致全國范圍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1644年，在后金和農民軍的聯手夾攻下，明朝滅亡。“滿蒙聯姻”帶來的資源封鎖，是明朝走向衰亡的重要推手。

如果說中國古代最重要的資源是馬和鐵，那中國近現代最重要的資源就是煤炭和鋼鐵。為什么近代中國很難實現工業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本土嚴重缺乏資源。山西和內蒙雖然有煤礦，但離人口中心較遠，缺乏河流運輸。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采煤和運輸成本很高。更關鍵的是，中國嚴重缺乏鐵礦。

中國的鐵礦大部分是貧礦（左）、澳洲鐵礦很多是富礦（右）：

中國雖然有不少鐵礦，但大部分是貧礦，品位太低，而且需要地下開采，成本極高。唯一擁有豐富煤鐵資源的是東北，東北的鐵礦雖然品位也不高，但可以露天開采，而且東北作為平原地區，適合修建鐵路，運輸成本較低。不僅如此，東北還有黑土地，是真正意義上的糧倉。60年代東北又勘探出石油，緩解了我國“油荒”的問題。可以說，東北是中國資源最富饒的區域，古代的時候盛產馬匹，近現代擁有煤鐵、石油、糧食等戰略物資。

這也是為什么日本和俄羅斯為了東北打得頭破血流的原因。對日本來說，東北雖然氣候寒冷，但埋藏了工業化必不可少的礦產資源，比長三角和珠三角更有戰略價值。日俄戰爭后，北滿被俄國竊取，南滿被日本控制，東北名義上仍歸中國統治，但實際卻遭到日俄瓜分。

自古以來，日本都希望征服東亞大陸。但由于本土既缺乏鐵礦，也缺乏馬匹，在工業革命之前的幾千年里，日本在面對中國的時候長期處于劣勢，從來沒有贏過。在古代，由于鐵資源匱乏，日本很多底層士兵只能穿戴竹甲作戰。工業革命后，日本抓住晚清衰敗的窗口期，憑借甲午戰爭取代了中國在東亞的中心地位。

辛亥革命后，為了防止中國崛起，日本人制定出了一條毒計，通過切斷鐵礦供應鎖死中國工業化進程。1915年，日本利用一戰期間歐美無暇東顧的機會，強迫袁世凱政府接受《二十一條》修正案，也就是《中日民四條約》，其最關鍵的內容包括：

1、中國同意將東北（滿蒙地區）的采礦權轉讓給日本；

2、允許日本在東北修建鐵路，以連接各大礦山；

3、中國關內最大的鋼鐵廠——漢冶萍煤鐵公司改為中日合辦，受日本控制。

在當時的北洋官員看來，同意這些條款最多就是損失點經濟利益，影響可控。不曾想此舉卻給中華民族帶來災難性后果。

東北擁有中國最豐富的煤鐵資源，把東北采礦權轉讓給日本后，中國失去了這一最重要的鐵礦生產基地。不僅如此，日本人連殘羹剩飯都不愿留給中國。漢冶萍煤鐵公司作為關內最大鋼鐵廠，最早由張之洞創辦，下轄漢陽鐵廠和大冶鐵礦。然而簽署《二十一條》后，漢冶萍煤鐵公司被日本控制，改為向日本八幡制鐵所供應鐵礦。自此之后，中國鋼鐵生產能力停滯了三十年，工業化進程被長期封死。

日本利用《二十一條》鎖住了中國鋼產量上限：

到了1914年，中國每年生產6萬噸鋼，其中大部分是漢冶萍煤鐵公司生產。到了1934年，在被日本切斷鐵礦供應后，中國鋼產量反而下降至5萬噸/年。民國不是不清楚重工業的意義，但在鐵礦被封鎖的狀態下，任何努力都是徒勞。晚清的“洋務運動”好歹還能搞點重工業，缺鐵的民國只能發展輕工業，靠出口紡織品賺錢，長期停留在農業國的狀態。唯一過得好的只有閻錫山統治的山西，因為山西有煤，發展成“模范省”。

反觀日本，在竊取了東北采礦權后，日本獲得了工業化所需資源，國力迅速增長。正因如此，日本才會提出“滿蒙生命線”，將東北視為核心利益。“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徹底掌控了東北礦產資源，鋼產量翻了三倍。這使日本得以走出“大蕭條”帶來的經濟衰退，也刺激了日本擴張的野心。

東北的礦產資源，為日本擴軍備戰奠定基礎。抗日戰爭表面上是4億人與7千萬人的較量，實際上是5萬噸鋼產量與400萬噸鋼產量的對抗。中國軍民以血肉之軀，抵擋日本工業化帶來的絕對優勢。造成這種懸殊的，是持續了幾十年的鐵礦資源封鎖。

日本戰敗后，由于全國只有東北擁有豐富煤鐵資源，東北的工業產值躍居亞洲第一，鋼產量占全國95%。因此在解放戰爭期間，有“得東北者得天下”的說法。遼沈戰役后，解放全國只是時間問題，因為關內的資源總量和工業產值加起來都比不過東北。新中國成立后，為什么蘇聯援建的156項目主要投向東北而不是東南，因為東北有豐富的礦產資源，東南沒有。

憑借東北的礦產資源和蘇聯提供的技術，中國鋼產量從1948年的4萬噸上升至1958年的800萬噸，初步實現工業化。對新中國來說，鞍鋼生產了全國一半的鋼材、長春一汽生產了第一輛汽車、沈飛生產了第一架飛機、大連造船廠建造了第一艘輪船。東北是當之無愧的共和國長子，可以說沒有東北的資源就沒有新中國的工業化，中國之命運取決于東北之得失。

然而1960年以后，中國的工業增速逐漸放緩。這是因為東北的資源產量只能支撐有限的工業規模。比如大慶油田，每年只能生產3000萬噸石油，對于一個省來說是夠的，對于一個大國來說就遠遠不夠的。

可以發現，新中國前30年，GDP排名靠前的城市，除了京津滬等直轄市和少數省會外，大部分都是資源型城市（或者離資源產地較近）。比如沈陽、長春、哈爾濱、大連、撫順、鞍山、大慶、唐山等。一座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與其資源產量成正比。

二戰后，英法主導的殖民體系走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由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體系。德國和日本這兩個資源匱乏的國家因禍得福。在此之前，德日為了掠奪石油資源不惜發動戰爭，為人類帶來巨大災難。但二戰后，由于融入了美國設計的全球化體系，德國和日本可以從亞非拉以較低的成本進口礦產資源，擺脫了資源被卡脖子的命運。

集裝箱和自由貿易改變了東亞貧困的命運：

特別是集裝箱發明后，港口裝卸成本大幅下降，海運成本被壓縮為陸運的1/30，這進一步改變了東亞的命運。作為季風區，東亞雖然人口稠密，但礦產資源極度匱乏。在殖民時代，由于各陣營互相割裂，海運成本高昂，東亞資源匱乏的劣勢被無限放大，長期處于貧困狀態。在全球化時代，隨著關稅和海運成本下降，擁有大量深水港的東亞能夠從海外廉價進口資源，突破了資源短缺的瓶頸。

上個世紀50—60年代，也就是布林頓森林體系時代。按照美國的設計，全球貿易自由化，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與黃金掛鉤。中東、非洲、拉美被定位為資源供給國，負責出口原材料。歐美成為全球價值鏈中心，生產高附加值產品，輸出品牌和技術。勞動力充裕的東亞被定位為生產基地，日本負責生產中端產品，東亞四小龍負責生產低端產品。至于中國和蘇聯則被排除在自由貿易體系之外，與全球化絕緣。

在集裝箱革命的推動下，海運成本快速下降，東亞沿海區域與資源產地的距離大幅拉近，相當于家門口建了個礦山。擺脫了資源束縛后，日本和四小龍經濟快速騰飛，承接大量從西方轉移來的中低端產業。

然而這套體系到了70年代遇到很多問題。一方面是OPEC聯手對西方發動禁運，能源成本暴漲。另一方面，作為生產方，日本+四小龍只有一億多人口；作為消費方，歐美卻有五億人口。前者生產的商品無法滿足后者需求，西方世界陷入嚴重通脹，一方面是能源價格暴漲，另一方面工資水平也急劇抬升。

為了解決滯漲危機，美國一方面利用伊朗革命拉攏沙特等海灣國家，以提供安全保障為籌碼換取其用美元結算石油，并通過分化OPEC陣營打壓油價。80年代中期，以沙特為代表的增產派壓倒了以伊拉克為代表的減產派，全球能源供應缺口得到緩解。

另一方面，為了解決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問題，美國決定增加新的代工廠。在80年代，印度屬于蘇聯陣營，越南剛與美國結束戰爭，雙方存在很深的仇恨。整個世界范圍內，人口眾多、礦產資源稀缺、擁有漫長海岸線、與西方關系良好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根據美國企業評估，中國工人極其勤奮，任勞任怨，一個中國工人的工作強度可抵五個美國工人。因此美國決定對中國開放市場，將中國納入國際分工環節。

在融入了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體系后，中國資源匱乏的短板得到解決。憑借西方的技術+亞非拉的資源+本土充沛的勞動力，中國經濟迅速騰飛。特別是沿海和沿江地區（東南沿海+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成為對外開放最大贏家。東南沿海有大量深水港，可以容納30萬噸巨輪，在集裝箱發明后，中國的航運優勢得以顯現，能以較低成本進口礦產資源。

對東南沿海來說，在對外開放前，由于礦產資源匱乏，發展現代工業的成本很高。融入自由貿易體系后，憑借低廉的海運成本，東南沿海離市場和資源產地的距離大幅拉近，獲得了極高的增長速度。反倒是東北和華北原本的資源型城市，由于采礦和運輸成本高于海外（上海從澳洲進口煤炭比從山西買煤更劃算），逐漸走向沒落。

中國經濟崛起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80-90年代，那個時期中國雖然勞動力多，但人均受教育水平低，所以主要承接以紡織業為代表的低端產業。江浙和廣東很多鄉鎮企業出口服裝到歐美，靠來料加工等方式賺取微薄利潤，最典型的代表是義烏和溫州。那個時期國內到處都是血汗工廠，由于附加值低，只能靠8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

第二階段是00—10年代，計算機的普及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在00年代之前，中端制造業的門檻非常高，需要接受過理工科本科教育的工程師才能干。這也是日本能承接汽車、機床等中端產業的原因，因為日本有幾千萬工程師。隨著半導體技術進步，90年代計算機大量投入生產環節，中端制造業門檻大幅下降，很多高難度工作由計算機分攤，工人只需接受過中學教育、看得懂操作說明書即可。2001年，借助加入WTO的機會，中國承接大量來自海外的中端制造業，鋼鐵、化工、有色、造船、汽車、機床等產業快速崛起，奠定了世界工廠地位。

作為對比，80年代以來美國逐漸放棄了中低端產業，制造業份額占全球比重明顯下降，失去了世界工廠地位。但美國對全球經濟的掌控力不降反升，因為它是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者，決定了各國在國際分工中所處環節。

按照美國的設計，世界上有三種經濟體。第一種是以歐美為代表的消費國，主要輸出貨幣、品牌和技術，其人均收入在4萬美元以上。第二種是亞非拉的資源國，其經濟水平與礦產資源產量成正比，石油儲量較大、開采成本較低的沙特可以過上發達國家的生活；資源產量中等的拉美人均收入1萬美元左右；資源開采成本昂貴的非洲內陸連飯都吃不飽。第三種經濟體是以東亞為代表的生產國，其富裕程度與在世界分工體系所處環節有關。生產高端產業的日韓人均收入在3萬美元左右；生產中端產業的中國人均收入在1.2萬美元左右；生產低端產業的印度和越南人均收入不到5000美元。

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離不開資源、人力、技術的共同作用。其中最關鍵的是資源，因為人力和技術都可以低成本擴散，但資源產地是相對固定的。只要掌控了資源，就控制了全世界。金本位崩潰后，美元體系之所以能繼續維持，是因為美國以武力為背書，使石油和美元捆綁，從而掌控了國際貿易和全球流動性。

美國之所以放心將制造業轉移到東亞，是因為東亞人口極其稠密，但資源又極度匱乏，很容易被拿捏。只要國際大宗商品以美元結算，美國就控制了東亞的經濟命脈。東亞國家人多礦少，要想從海外進口工業化所必須的資源，就得支付美元；為了獲得美元，只能采取出口導向型經濟。通過招商引資的方式從西方引進資金和技術，然后從亞非拉進口礦產資源，組裝加工后向歐美出口廉價商品，賺取外匯收入。其中很大一部分利潤被外企分走，剩余的利潤則繼續用于進口資源擴大再生產，形成一種經濟循環。東亞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在某種意義上是靠廉價勞動換取海外資源。與其稱作世界工廠，不如稱作世界代工廠。因為掙的主要是加工費，都是辛苦錢。

相比之下，美國不敢把制造業轉移到巴西、阿根廷這樣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資源相對豐富，一旦發展出龐大制造業，對進口的依賴度不會太高，對美元的需求也會比東亞少很多，不容易被美國掌控。美國更傾向于把制造業轉移到中國、日本、韓國、越南、印度這樣的資源匱乏國家。

人均資源極度稀缺，是中國最大的國情。任何決策均需要考慮這一實際情況，否則容易高估我國的優勢。中國礦產總量不低，如果我國只有1億人口，那資源可以自給自足；但我國有14億人口，大部分資源依賴對外進口。中國每年鋼產量大約10億噸左右，是世界第一大鋼鐵生產國；但在這背后每年需要進口11億噸鐵礦石，占全球鐵礦進口總量72%。不僅如此，中國每年還需要進口5億噸原油、1500億立方米天然氣、3億噸煤炭、2500萬噸銅礦、1.6億噸糧食。可以說，龐大的資源進口，成為支撐全球最大工業體系的基礎。離開了海外輸入的資源，工廠只能停工，工人就得失業，工業化水平可能會倒退幾十年。

對東亞國家來說，進口的重要性大于出口，或者說出口的目的是為了賺取外匯收入，保障進口。在外匯短缺的年代，只能靠高估本幣幣值的方式維持進口能力。70年代后為什么中國吃飽飯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獲得了西方的化肥生產技術和中東的石油供應。蘇聯解體后為什么朝鮮經濟崩潰，被迫走向“苦難行軍”。因為朝鮮失去了蘇聯提供的石油，沒有石油就造不出化肥，糧食產量就會下降。東亞人的勤奮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因為礦產資源匱乏，沒辦法像拉美人那樣躺平。對東亞國家來說，一旦出現持續性的貿易逆差，資源進口能力就會下降，經濟就會受到沖擊。

不僅如此，對我國來說，外匯順差不僅可以用于保障進口，也能穩固匯率。當出口企業結匯時，中央銀行會吞吐貨幣，形成外匯占款。我國基礎貨幣中大部分是外匯占款，商業銀行則以基礎貨幣為錨進行貨幣派生，這相當于間接跟美元信用部分捆綁。這也是為什么人民幣匯率波動區間比大多數外幣低的原因之一。

如果說80年代至00年代中國經濟主要靠出口驅動，通過來料加工等高周轉方式推動工業化建設。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來自歐美的需求大幅下降，為了防止產能過剩、支撐經濟循環，我國將房地產和基建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抓手。每當出口疲軟的時候，地產和基建都會成為托底經濟的工具。但在GDP總量和資源進口繼續增長的同時，國內債務也在對應增加，具體的反映就是宏觀杠桿率的上升。

清楚世界經濟循環模式后，就能更好理解拜登的對華戰略。

不可否認的一點在于，盡管曾經存在大量血汗工廠，但過去幾十年中國一直是全球化最大贏家。作為一個本土礦產資源極度稀缺的國家，在歐洲主導的殖民主義時代，由于英法通過關稅壁壘等方式構建了排他性的區域貿易體系（最典型的代表是帝國特惠制），中國很難以低成本方式進口資源，工業化遙不可及。但在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體系下，關稅成本被大幅下調，國際秩序也趨于穩定，海盜基本被肅清。中國能以較低成本進口礦產資源，為工業化奠定基礎。

對于中國經濟的崛起，美國抱有一種復雜的心態。一方面中國融入全球化體系后，通過極低的勞動力成本壓低了商品價格。中國農民工的付出，使美國得以享受高增長、低通脹的舒適環境。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經濟體量日益膨脹，隱隱有趕超美國之勢。2014年之后，隨著中國GDP占美國比重超過60%，美國產生了很強的危機感。為了維護世界霸主地位，美國對華政策從接觸轉為遏制，中美進入全面競爭階段。

作為人多礦少的國家，為了維持經濟運轉，中國每年必須耗費上萬億美元進口資源。來自中東的石油、澳洲的鐵礦、中亞的天然氣、智利的銅礦、阿根廷的鋰礦、非洲的鋁礦、東南亞的橡膠、美國的大豆等資源構成了中國經濟的底色。為了保障進口能力，我國必須維持超高規模出口來賺取美元。因此美國遏制中國的辦法，就是限制中國外貿，避免我國從海外獲取足夠多的資源。

對美國來說，最簡單粗暴的辦法是貿易禁運，利用海軍優勢，在馬六甲海峽以西攔截駛往中國的貨船，掐斷中國外貿生命線。亦或是凍結中國持有的美元外匯，限制我國海外購買力。中國大部分資源都依賴對外進口，貿易禁運/外匯凍結能讓我國工業迅速陷入停滯，但這些措施屬于戰爭行為，美國只在二戰時期對日本和德國實施過。在和平時期這么搞缺乏正當理由，一旦操作不好很容易導致兩國走向核戰爭，可謂得不償失。

既然不能直接限制進口，間接辦法就是削弱中國出口競爭力（出口競爭力≠出口規模≠貿易順差），通過這種辦法來壓縮中國進口支付和資源汲取能力。

在奧巴馬時期，美國的手段是TPP。它希望另起爐灶，在亞太地區建立一個將中國排除在外的貿易體系。為了推動TPP，美國還特意炒作南海仲裁案，試圖加深東盟對中國的恐懼。然而TPP最終卻走向失敗，不僅是因為特朗普上臺，更重要的原因是TPP各成員國發展水平不一，很難制定統一的貿易標準。比如越南希望保留國企、日本希望維持對農民的補貼，TPP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

特朗普時期，美國的手段是貿易戰。它希望通過加關稅的方式，拉高中國對美出口成本，配合美國稅改，倒逼中國制造業回流至美國。然而貿易戰的效果非常有限，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遠低于美國，即便加征25%的關稅，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依然高于美國。特朗普時期中國對美出口不降反增，與美國的國力差距日益縮小。

拜登上臺后，經過一系列評估，美國放棄了對華全面脫鉤的想法，因為這會導致美國通脹全面失控。拜登內閣設計了全新的對華戰略，那就是科技封鎖+供應鏈重組，其實施的關鍵是俄烏牌和臺灣牌。

對我國來說，出口競爭力→外匯收入→資源進口能力→經濟發展上限。在人口紅利時代，中國可以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保持出口競爭力。但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快，國內勞動力成本節節攀升，低端產業轉移到印度和東南亞的趨勢難以避免。為了保持出口競爭力，我國必須盡快完成產業轉型升級，在全球貿易體系占據更有利的位置，通過出口高附加值產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也是日韓曾經走過的道路。

然而要想實現產業轉型升級，離不開西方輸入的技術和管理，管理的重要性不亞于技術。中國互聯網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復制西方商業模式+本土龐大用戶基數的結果，很多互聯網創業人士擁有在美國從業的經歷。

對美國來說，遏制中國崛起的關鍵，是堵死中國產業升級空間，削弱中國出口競爭力，使中國長期停留在生產低附加值商品的階段，淪為世界加工廠。這就需要切斷中國從西方獲取技術的渠道。在特朗普時期，美國嘗試對中國科技企業進行斷供，然而效果并不顯著。因為美國的長臂管轄只能針對中國，卻限制不了盟友，中國企業仍可以從歐洲和日韓獲取先進技術。

與特朗普不同，拜登清醒地意識到：美國真正的強大地方不在于其經濟和軍事體量，而在于可以動用規則武器。當今的國際秩序是美國建立的，聯合國、WTO、世界銀行、IMF等國際組織均受美國操控，這背后是美國連續贏得二戰和冷戰的結果。拜登要做的，就是修改國際規則，使中國從國際貿易優勢方變為劣勢方，對中國經濟發動降維打擊。但動用規則武器，需要盟友配合，奧巴馬和特朗普的圍堵策略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忽略了盟友的作用。

在特朗普時期，由于美國奉行孤立主義，西方陣營出現裂痕。歐洲和日韓不愿配合美國外交政策，導致美國對華科技制裁漏洞百出。為了將歐洲和日韓綁上美國反華戰車，拜登主動挑起俄烏戰爭，并拉高臺海對抗強度。歐洲地緣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日韓則擔心自己成為下一個烏克蘭，被迫加深對美國的依賴。原本松散的西方陣營迅速團結在美國旗下，聯手對華實施“去風險”戰略，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科技封鎖。

所以俄烏問題表面上劍指俄羅斯，實際上最終壓力傳導到中國這邊來。理想的情況是俄烏形成均勢，兩國長期維持現狀，形成事實上的緩沖區。最差的情況是俄烏任意一方獲得壓倒性優勢，歐洲或中國必須親自下場。在這種情況下，世界會進一步分裂成東西方兩大陣營，歐洲會更加積極配合美國對華科技封鎖政策。

在蒸汽時代，最重要的資源是煤炭和鋼鐵，擁有豐富煤鐵資源的美國和德國迅速崛起，經濟總量趕超老牌強國英法。

在電氣時代，最重要的資源是石油，擁有豐富石油資源的蘇聯一躍成為歐洲第一工業國，美國則通過石油美元體系掌控全球經濟命脈。

在信息時代，最重要的資源非芯片莫屬，因為大部分高科技產品均需要用到芯片。在工業社會，大國之間比拼的是鋼產量、發電量；在未來，算力或是衡量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人工智能、自動駕駛、6G等新興科技都需要算力作為支撐，高性能芯片將成為比石油更重要的戰略資源。可以說，誰能掌握芯片，誰就能決定各個國家在全球分工體系所處的位置。

因此拜登精心挑選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關鍵領域對中國進行封鎖。只要這三塊限制住，就能鎖死中國產業升級空間，使中國長期停留在全球價值鏈的底端。為此去年拜登親自推動《美日荷半導體協議》，舉歐美日之力聯手對中國實施科技封鎖，把美中的競爭轉變為高算力與低算力的對決。

20世紀上半葉，日本通過切斷鐵礦供應，鎖死中國工業化。如今，美國試圖通過限制半導體供應，鎖死中國科技升級空間。但這招需要盟友配合，特別是西歐和日韓臺的協助。拜登的做法，和后金通過“滿蒙聯姻”政策切斷明朝馬匹供應的手法如出一轍，都是針對敵國構建資源封鎖統一戰線。在聯姻的作用下，蒙古人寧可失去茶葉和絲綢也要停止向明朝出口馬匹。在地緣的壓力下，歐洲和日韓寧可失去廉價商品也拒絕向中國分享芯片技術。

那我國能否靠自力更生的方式突破半導體封鎖呢？只能說任重而道遠，半導體發展經歷上百年，相關領域誕生了幾十個諾貝爾獎得主。對一個后發國家來說，短短幾年內，想在基礎科研方面追趕與西方的差距并非易事。盡管可以通過增加曝光等方式制造7nm芯片，但成本太高，良品率也很難保障。就如同明朝時期中原也能養馬，但成本貴不說，質量也不盡人意。近代關內也有鐵礦，但品位不夠，含硫量和含磷量太高，很難拿來煉鋼。

與半導體相比，美國之所以沒有全力限制中國電動車，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人手有限，完善對華封鎖體系需要技術流動監測站，對每個可能導致技術流入中國的節點進行盤查。為了節省人力，拜登政府傾向于“小院高墻”模式，在關鍵領域對中國實施封鎖，更有針對性。

另一個原因在于電動車更多是制造業而非高科技。2020年—2021年海外疫情暴發，國產電動車利用歐美供應鏈中斷的窗口期快速崛起，中國也成為全球最大汽車出口國。但與半導體、航空相比，電動車對上游資源品極其依賴。電動車的核心部件是電池，需要用到鋰、鎳、鈷等材料，這些資源嚴重依賴對外進口。國產電動車卷到頭，最終的結果是上游資源品價格暴漲，讓國外礦企賺到利潤大頭。

所謂的高科技產品，不在于技術含量多么復雜，而在于兩點：壟斷+暴利。比如古代的絲綢、瓷器、茶葉就可以算高科技，其生產工序并不復雜，但全球只有中國能生產，運到歐洲可以按成本價十倍出售，明朝時期靠出口這三件產品賺走了全球1/4的白銀。相比之下，如今的國產電動車既不能壟斷，利潤率也不高，更多算制造業。

除了科技封鎖，拜登的另一個對華戰略是供應鏈重組。在俄烏局勢和臺海風險的推動下，一部分在華外資考慮將產能轉移至印度、東南亞和墨西哥。這幾個區域有20億人口，雖然其工人素質不如中國，但勝在人口結構更年輕，可以部分承接中國轉移出去的產業鏈。如果說去風險主要是行政層面，供應鏈重組更多是企業層面，工廠會隨著訂單的轉移而搬遷。

可以發現，美國這次充分吸收了讓中國發展成世界工廠的“教訓”，在重新設計國際分工的時候不敢再把雞蛋裝一個籃子里。印度離世界能源中心很近、東南亞自身有資源、墨西哥與美國接壤，任何一個發展起來都會對美國構成威脅。因此美國寧可犧牲效率，也要讓供應鏈更多元、更分散。

拜登把中美關系定義為戰略競爭，試圖在不引起戰爭的情況下遏制中國發展。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增長離不開三個條件：充沛的本土勞動力、海外輸入的龐大資源、來自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管理。美國試圖利用科技封鎖，限制中國產業升級空間，把中國困死在低算力的狀態。并通過供應鏈重組掏空中國工業基礎，使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美國則借助人工智能革命盤活經濟競爭力，拉開與中國差距。按照拜登內閣的盤算，科技封鎖+供應鏈重組戰略只要能延續十年，等中國陷入深度老齡化，出口競爭力很難維持現階段水平。為了保證外匯收支平衡，只能縮減資源進口規模，經濟總量也會被限定在一個范圍。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將自動贏得中美對決。

資源的短板是我國無法回避的問題，為了保障資源進口，就必須維持相應的出口競爭力。世界上唯二能實現資源自給自足的只有美國和俄羅斯，這是地質結構所決定的。美國可以退守美洲搞孤立主義，因為美洲什么資源都不缺。俄羅斯也是一樣，為什么西方對俄制裁效果有限，因為俄羅斯不缺資源，煤炭、鋼鐵、木材、糧食、石油、天然氣應有盡有，俄羅斯即便關起門過日子也能維持較高生活水平。這也是為什么西方一直警惕俄羅斯的原因，只要資源和土地在，俄羅斯就能做到百足之蟲僵而不死。

中國和俄羅斯之間僅有少量鐵路連接：

面臨西方的圍堵，中國能否依靠俄羅斯，擺脫對亞非拉資源的依賴性呢？非常困難，因為中俄之間就一條西伯利亞鐵路，中間穿過凍土帶，運力極其有限。事實上，集裝箱發明后，全中國的鐵路運力總和與長江相當，僅靠中俄油氣管道和西伯利亞鐵路，很難保障資源安全。相比中俄合作，美國更擔憂歐俄合作。因為歐洲離俄羅斯工業中心很近，有密集的鐵路和水路連接，俄羅斯出口歐洲的能源成本運價較低。與歐洲相比，中國獲取外部資源的主要靠海運。

當下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地產收縮+脫鉤斷鏈共振帶來的結果，根源還是出在外部，拜登的科技封鎖和供應鏈重組戰略有很強殺傷力。

從正面的角度，有三個辦法可以破解拜登反華策略：

1、勸說俄羅斯從烏東撤軍，調停俄烏戰爭，修復與歐洲和日韓的關系，瓦解美國對華科技封鎖陣線，保留從西方獲取技術的渠道。

2、收復臺灣，封鎖日韓，延緩西方半導體發展，為我國追趕西方科技爭取時間。然而這意味著跟美國撕破臉，面臨東西方全面脫鉤的風險。

3、發展遠洋戰斗力，為亞非拉資源國提供安全保障，推動其放棄美元改用人民幣結算外貿。擺脫對美元依賴，解除資源進口限制。另起爐灶建立新的國際秩序，構建以金磚國家和一帶一路為基礎的經濟循環體系。

從難度來看，3＞2＞1，短期內可行性較低。人民幣國際化并非一蹴而就，既需要國內放開資本賬戶管制，也需要接受貿易逆差來為國際市場注入流動性。

雖然拜登的策略從正面很難破解，但從迂回的角度，是有辦法的，那就是利用好美國大選的機會。

如果說拜登的對華戰略是科技封鎖+供應鏈重組，其抓手是俄烏牌和臺灣牌。那特朗普的戰略主要是兩條：孤立主義+聯俄抗中，這兩條的效果非常有限。

特朗普強調美國優先，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大部分國家加征關稅，拒絕履行對北約成員國軍事義務。看似美國占盡優勢，但實際上相當于美國主動退出其精心構建的國際秩序，將其優勢轉變為劣勢。由于勞動力成本差距，對華加征關稅大部分成本都落在美國消費者頭上。和盟友關系的疏遠，則為中歐和中日韓關系發展創造機會。所謂孤立主義就是逆美國化，將美國領導力自動讓給中國。

至于聯俄抗中，那更是異想天開。首先俄羅斯胃口太大，普京想占領整個東歐，恢復蘇聯時期勢力范圍，美國給不了那么大的籌碼。其次如果美國跟俄羅斯緩和關系，歐洲將恢復戰略自主，在中美之間維持平衡外交，拜登時期構筑的對華科技封鎖聯盟將出現缺口，美國無力阻止中國獲取先進的半導體技術。

另一方面，俄羅斯作為老齡化國家，其戰略重心在歐洲，它絕不愿意在遠東跟一個人口十倍于己的大國競爭。俄羅斯非常希望與美國緩和關系，但在中美斗爭里會持坐山觀虎斗的態度，普京絕不會為特朗普火中取栗。說到底，就是中俄矛盾＜俄羅斯和西方的矛盾，美國在歐洲和俄羅斯之間只能二選一。最務實的做法還是選歐洲，畢竟歐洲的技術和經濟體量都遠強于俄羅斯。

在俄烏問題上，特朗普短視而狹隘。援烏經費僅占美國財政收入的1%，這筆錢不僅能削弱俄羅斯，還能促使歐洲配合美國對華科技封鎖，可以說是最劃算的買賣。然而由于特朗普的阻撓，援烏法案一直未能通過，極大損害了美國戰略承諾可信度。

展望2024年美國大選，如果特朗普上臺，他可能會對中國加征60%的關稅，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限制中企赴美上市。在短期內，這對中國出口將產生巨大沖擊，即便考慮轉口貿易，我國可能也會損失1500億美元的外貿順差。但加關稅對美國是把雙刃劍，既會拉高美國通脹中樞，也會降低國際市場美元流動性。只要我國能扛過加關稅初始幾年的陣痛期，后續的發展就會順暢很多。相比之下，長期來看還是拜登的封鎖政策殺傷力更大些，其可以做到在不損害美國競爭力的同時，限制中國經濟發展。

總之，對我國來說，時間非常緊迫。我國必須趕在人口老齡化之前完成產業升級，從生產中低端產品轉向生產高附加值產品。否則遲早有一天資源短缺的問題會卷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