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厭學、抑郁、甚至“躺平”的現象，是近幾年家庭教育領域頗受關注的一個話題。

在信息時代，受此類問題困擾的家長則往往會第一時間在互聯網上尋找解決方案。

如果打開各種手機APP，搜索相關問題，看似對此頗有研究和心得的“專家”不勝枚舉。無論是此前的因“霸凌式教育”火遍全網的趙菊英，還是再早以前的楊永信，每一個時代都有所謂的“教育專家”利用家長的焦慮，進行“洗腦式”宣傳。

泥沙俱下的知識付費時代，每一個答案都明碼標價。

為了讓孩子迅速回歸正軌，那些處于焦慮而慌不擇路的家長在盲目嘗試各種名目繁多的課程，有的甚至參加了一些神秘莫測的“靈修”類講座。

最終埋單的不僅是家長的錢包，更是孩子們永遠也無法彌補的童年。

本期顯微故事要探討的就是孩子“躺平”后家長的各種解決之道和應對之策，希望通過分享不同家庭的經驗和教訓，為廣大家長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和幫助。

以下是關于他們的真實故事：

文 | 楚樵

編輯 | 蔡玉

對于不惑之年的全職媽媽郝珍來說，人生似乎就是不斷和兒子小康“斗爭”的過程。

小康今年10歲，上小學四年級。從去年開始，小康變得越來越有“個性”，偶爾還會逃學，整天沉迷于刷短視頻、玩游戲，自己偷偷注冊了很多社交媒體賬號，幾乎每天都玩手機到后半夜，學習成績因此一落千丈。

郝珍是個暴脾氣，為此沒少跟兒子發火，而兒子又不服管教，娘倆兒整天吵得不可開交，家里每天都雞飛狗跳的。

小康的爸爸在外地工作，夫妻倆長年分居。因為孩子教育問題，郝珍沒少和丈夫吵架，甚至多次鬧離婚，但婚沒離成，孩子和她成為“仇人”了。

為此，郝珍整夜失眠、焦慮，大把大把地掉頭發。

后來有朋友給她推薦了一個網紅“專家”的線下分享課，主題是“愛的教育”，說是特別有效。起初郝珍并不想去，架不住朋友一再勸說，她就跟著去了。

那是一家五星酒店的宴會廳，現場聽課的足足有四五百人。

一個據說是很有名望的“專家”在臺前慷慨陳詞，帶領大家揮著胳膊喊口號，大力宣揚自己“愛的教育”的主張，甚至現場PUA家長。

圖 | 某青少年心理講座論壇

有些家長，包括郝珍的朋友當場痛哭，隨即交了一萬多塊錢，報了該“專家”的線上課。

朋友讓郝珍也報名參加學習，但郝珍拒絕了。她感覺自己像是置身于一個大型傳銷+PUA現場，亦或某種“邪教”組織或者“靈修”班。

即使她不是一個合格的母親，也不想把孩子的未來交到這樣的人手里。

諸如此類的“韭菜收割機”在互聯網上比比皆是。小紅書上就有家長反映說，報了武漢某“專家”的課，兩個月收費15000元，卻什么也沒學到，時間一到就被催著續費，如果不交錢立馬被踢出群。

圖 | 某青少年特訓學校的招生筆記

“人為地制造一些矛盾，并強硬地輸出一些概念，迫使家長接受，幾乎是這類從業者的共識。”有知情者說。

“由于工作關系，我認識很多其它領域的從業者，在行業萎縮利潤縮水后，都轉戰到家庭教育這個領域了。你根本不知道指導你家庭教育的老師原來到底是開飯店的還是賣磁磚的。”

陳諾是一個11歲女孩的媽媽，同時也是擁有家庭教育指導師和婚姻教育咨詢師資質的研究者。

比起一些擁有幾十、幾百萬粉絲的博主，她有更好的教育背景、更專業的能力以及更負責任的態度，但是她的賬號卻一直火不起來。

在她看來，自媒體時代讓一些行業有點劣幣驅逐良幣的趨勢。一心一意做事，真心想為粉絲解決問題的人，反倒不如那些懂得營銷和市場的人做得風聲水起。

“家庭教育指導師、心理咨詢師的門檻其實并不高，會認字就能考。而且現在還有很多機構在提供考證和培訓服務，批量‘生產’這樣的‘人才’。”陳諾說。

不過對于家長病急亂投醫的行為，陳諾也表示理解，“有時候家長就是焦慮吧，甚至把花錢當成是一個緩解焦慮的途徑。

我花了錢，就會有一種對改善親子關系做出了努力的錯覺。”

沒有被“愛的教育”割韭菜的郝珍，決定自學家庭教育和心理學的課程。

“與其花一兩萬報那些門路不清的課程，倒不如自己也去考個證，起碼那些課程脫胎于正經的心理學，不會被人割韭菜。”

在學習的過程中，郝珍發現，像小康那樣有厭學情緒或者學習障礙的孩子相當多。讓她慶幸的是，小康只是偶爾逃學，還沒有發展到更嚴重的焦慮或者抑郁階段。

《2023中國心理健康藍皮書》顯示，青少年抑郁問題相當普遍。其中，高中生抑郁檢出率超40%，初中生超30%，小學生達10%以上。

袁璐是北京某醫院的呼吸科醫生，在她的門診中，未成年人患者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她發現，盡管孩子們來看的是生理疾病，但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焦慮、不安等癥狀，卻是植根于心理層面。

這些孩子以初中生和高中生居多，就診時他們的精神狀態普遍不好，回答醫生問題也是由父母代勞，孩子從頭到尾一句話都不說。

出于一個醫生的職業本能，以及一個母親的同理心，袁璐通常會告訴家長，帶孩子去看看心理醫生，但有些家長并不太當回事。

即使家長聽勸帶孩子去看病，心理門診的號也不是那么好掛的。

據了解，在北京的一些三甲醫院，兒童心理門診基本全年處于人滿為患的狀態。以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為例，兒童心理門診的日均接診量大概在300左右，每逢春秋開學季還會迎來一波小高峰。即使平時，患兒掛號也要等上一周左右。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國民心理健康評估發展中心負責人陳祉妍表示，近年來，我國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日益凸顯，不僅數量有所上升，還呈現出年輕化、低齡化的態勢。

在對有精神障礙問題的家長進行調查時，陳教授和她的團隊發現，雖然導致孩子抑郁的因素有很多，但學習壓力和家庭環境是導致孩子患上精神疾病的兩個重要原因。

對此，有媒體曾發起一項網上投票討論，結果顯示，學習壓力以壓倒性的優勢位居青少年抑郁誘因的首位。

而這一結論，也在更多因抑郁而退學的孩子身上得到了證明。

羅琳的女兒巧巧已經兩年沒有上學了，羅琳也有兩年沒有上過班了。

兩年前，上高二的巧巧被診斷出抑郁癥，從此與學校“絕緣”。

在親戚朋友以及老師和同學們的眼里，巧巧一直是個乖巧懂事的女孩兒，得知她得了抑郁癥，大家都很震驚。

上初中時，巧巧學習成績不錯，但距離頂尖高中還有些差距。為了讓女兒進入重點高中，父母不惜一切代價，托人找關系，并支付了一筆可觀的“巨款”，才將她送入重點高中。

然而，重點高中高手云集，無論巧巧怎么努力，每次考試都是“吊車尾”。

慢慢地，她變得沉默寡言，對任何事情都提不起興趣，情緒越來越差。父母嘗試與她溝通，卻得不到回應。

確診為抑郁癥后，巧巧的學業也因此停滯，再也無法投入學習。

圖 | 一位媽媽曬出厭學的孩子

為了給巧巧治病，羅琳辭去了待遇優厚的外企會計工作，全職在家陪巧巧。

她帶著巧巧學畫畫、游歷四方，試圖為她尋找新的生活樂趣。兩三年的時光一晃而過，巧巧的病情雖有好轉，但她的高中學籍已不復存在，高考的大門也隨之關閉。

起初，父母還懷揣著讓女兒重返校園的期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要求逐漸降低，只希望巧巧能夠恢復正常人的心理狀態。

羅琳的外甥喬喬比巧巧小幾歲，但經歷卻十分相似。

喬喬曾經是北京市海淀區一所區重點小學的學生，中考時超常發揮進入北京市數一數二的重點中學。然而，全家的期望和驕傲卻在喬喬進入名校之后變成了噩夢。

這所重點中學實施嚴苛的分班制度，依據每次考試成績將學生分為普通班和重點班。喬喬剛入學時因成績優異被安排在重點班，后因成績下滑被降入普通班。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喬喬的成績有所提升，再次回到了重點班。但好景不長，接下來的考試他又失利，于是又被調回普通班。

如此頻繁的班級變動，讓喬喬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慢慢地，他的脾氣變得暴躁，情緒難以控制，甚至出現自殺傾向。

對此，喬喬的父母說：“以前我們生活條件不好，物質匱乏，大家也沒什么精神問題，現在可能是條件太好了，孩子們不知道生活本來就是苦的，沒有挫折經歷，遇到點問題就受不了。”

喬喬父母的觀點正確與否我們不做評判，但他們的說法也從側面反映出，挫折教育的缺失，導致孩子們在面對生活挑戰時，缺乏足夠的心理韌性和應對能力。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對1000多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高達67.7%的受訪者認為，當前青少年應對困難和挫折的能力較以往減弱。

“無論嚴格教育，還是快樂教育，都會有缺憾。作為家長，誰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從閃閃發光的太陽變成黯淡無光的星子。

現在，我們已經不再對兒子抱有太高期望了，只要孩子能恢復健康，開心活著就好。”喬喬的父母說。

之前有相關統計《2022 國民抑郁癥藍皮書》中有個觸目驚心的數據：在抑郁癥患者群體中，有 50% 是在校學生，18 歲以下的抑郁癥患者，占到總人數的 30%。

但即便是如此，現實中存在的青少年抑郁癥患者數量還是被大大低估了。

在遇到孩子厭學、抑郁甚至網絡成癮的情況時，依然有很多家長和文中所提到的家長一樣，她們由于各種愿意不愿承認孩子在精神狀態上病態，而是訴諸于其他途徑尋找所謂的專家、教育課程，采用一刀切的手段“付費強制解決孩子的心理問題”。

在采訪中，不少臨床精神科的專家告訴我們，除了對孩子治療外，中高考心理咨詢門診的另外一個治療方法就是開展家庭治療。

有些家庭不光是父母，還有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等整個家庭都有可能比較焦慮，并把這個焦慮傳遞給孩子，給孩子的抗壓能力帶來了更大的挑戰。因此，心理門診不得不通過調整家庭互動模式以更加有利于應考的孩子。

與其花錢買課減少焦慮，擔心孩子精神狀態有問題的家長真該停下腳步，重新評估一下家庭狀態以及自我精神狀態。否則耽誤的不僅是整個家庭未來的和睦氣氛，更是孩子的前程和一生。

（應采訪者要求，文中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