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的一天晚上,詹長麟下班回家,正準備洗漱休息。一個戴禮帽、身著長衫的年輕人突然找上門,說有要事相商。
詹長麟經不住勸說,出門坐上黃包車,跟著年輕人到了鼓樓旅社二樓四號房間。
房里空無一人,詹長麟挺納悶的,剛想開口問年輕人,卻聽見樓梯間響起了腳步聲。
門開了,一個戴著黑色眼鏡、穿著藍色長衫的中年男人走了進來。
詹長麟并不認識,看見對方神情泰然,一副不可冒犯的樣子,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不安。
中年男人問道:“你是詹長麟吧?近來在日本領事館干得怎么樣?每月酬勞還滿意嗎?”
詹長麟心里覺得奇怪,不過出于禮貌,還是一一做了回答。
中年男人似乎胸有成竹,繼續開口說道:“詹長麟,你今年21歲,1932年參加了“一二八”淞滬抗戰,后來停戰期間,由于你母親病危,于是88師黃永淮團長讓你回家照顧,這件事你還記得嗎?”
詹長麟大吃一驚,此人對自己如此了解,知道自己的底細,到底是什么來頭呢?
中年男人知道他的疑慮,自稱叫趙世瑞,浙江諸暨人,目前任職南京首都警察廳特警科外事組組長。
詹長麟一頭霧水,有點莫名其妙:“趙組長,你我以前并不相識,不知找我有何貴干?”
趙世瑞撩起長衫,突然從里面掏出一把手槍,擺在桌上,盯著詹長麟的眼睛問道:“你知道,為什么有人會介紹你去日本領事館當雜役嗎?”
詹長麟看著他的舉動,心里更加忐忑不安,不敢與他對視,看著地面搖搖頭:“不知道。”
趙世瑞并未直接說原因,而是開始侃侃而談,跟他講當前國家形勢和愛國道理。詹長麟不停點頭附和,其實根本沒有聽進去,思緒早就飛走了。
半月前,父親詹士良從茶館回來,滿面笑容的告訴家人一個好消息。
茶友王明和的兒子王高科有特殊關系,可以介紹一個人去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做雜役,每月酬勞有十四塊銀元之多。
不過,日本人招聘的條件很苛刻,一是不懂日語,不認識日文。二是人要腿腳麻利,勤快樸實。三是必須南京城里有家眷。四是人要相貌端正,看著比較順眼。
對于詹家兄弟來說,這四個條件都不存在問題。反倒是誰去領事館做雜役,一不小心成了爭論不休的問題。
詹長麟當過兵,特別反感給日本人做事,強烈推薦哥哥詹長炳去試試。
詹長炳同樣反感日本人,表示自己性子急躁,口無遮攔,若是一不小心說錯話,弄不好會搭上全家性命,所以也堅決不去。
兄弟倆誰也不愿去,可是一大家子人僅僅靠織緞子為生,入不敷出,目前家里窮得都快揭不開鍋了,總得想辦法維持以后的生活。
最后,還得父親詹士良站出來作決定,選擇讓詹長麟去試試,因為這個老二的腦子比較機警靈活,干活做事不容易出岔子。
父命難違,詹長麟無奈,只好硬著頭皮去面試了,結果整個過程出奇的順利,他馬上就被錄用了,甚至有人幫他隱去了當兵的經歷。
詹長麟以為是王高科在背后幫忙,心里一直特別感激他。直到眼前的趙世瑞突然來找自己,才知道一切都是故意安排。
此時,趙世瑞覺得思想工作做得差不多了,開始說重點:“我把機密都告訴你了,現在你面前只有兩條路,要么加入我們藍衣社組織,幫我們搜集日本領事館的情報,要么現在拿起桌上這把手槍,自己把性命結束了!”
“藍衣社”是戴笠軍統局的前身,也就是說詹長麟要么成為臥底,潛伏在日本總領事館打探情報,要么馬上自我了斷,因為知道了太多秘密。
詹長麟年紀不大,卻是黃埔一期的學生,曾經還是南京警備司令俞濟時身邊的勤務兵,并且是與日軍拼殺過的軍人,愛國情懷這方面當然不缺,所以,他最終決定當一名臥底繼續抗日。
就這樣,秘密交談結束之后,詹長麟正式加入了藍衣社組織,化名袁露,代號是65,從此開始了臥底生涯。
詹長麟在日本領事館里做雜役,其實工作并不輕松,每天5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全年沒有休息日,經常還會遭到日本人的呵斥。
除了打掃房間,端茶提水之外,整個領事館里的全部生活垃圾的處置工作,也都交由他全權負責。
自從當了臥底,詹長麟又增添了新的任務。每天秘密監視日本人在領事館里的一舉一動,隨時記錄下來,抽空把情報傳遞出去。
而在工作之余,他還必須秘密接受各種特工訓練,比如說,學習如何偷拆抄錄敵人信件,卻不被發現?如何交接情報才是安全的?如何用明礬寫密信傳情報……
詹長麟腦子靈活,學習能力很強,經過一段適應期,他的情報搜集能力也越來越厲害,但畢竟人多眼雜,還是有失誤的時候。
一天下午,詹長麟照例端了“索蜜湯”,送去給日本總領事長須磨彌吉郎品嘗。不久,須磨就喝完了,也不理睬旁邊的詹長麟,轉身就走到院里鍛煉身體去了。
此時,恰巧房間里也沒有其他工作人員,只有詹長麟一個人。
須磨彌吉郎
他靈機一動,一只手假裝收拾桌上餐具,另一只手卻偷偷拉開抽屜,開始翻閱里面的機密文件。
誰料,樓梯口忽然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詹長麟嚇了一大跳,趕緊推回抽屜,扯出腰間抹布,一邊默默擦拭桌面,一邊用余光去偷瞄誰來了。
總領事館警察署副警處長悌澤走了進來,或許是詹長麟慌亂之下推回抽屜的響動,引起了他的懷疑。
悌澤直接走了過來,一臉狐疑盯著詹長麟看了一會兒,突然就揚起手,狠狠地賞了詹長麟一個大耳光。只聽“啪”的一聲,詹長麟被打得一個踉蹌,不由自主后退了兩步,身體才勉強站穩。
詹長麟抬起頭,佯裝委屈的樣子,然后用特別無辜的眼神望著悌澤,并沒有作出任何解釋。
悌澤也不說話,卻一臉怒氣,眼睛死盯著詹長麟看了兩分鐘,才轉身取下掛墻上的羽毛球拍,悻悻離去。
詹長麟頓時長舒一口氣,心里暗自下定決心,以后要更加小心行事,否則性命難保。
不久,詹長麟因為樸實勤快,獲得了日本人的青睞和信任,隨后被調去總領事館公館做事。這樣一來,原來做事的公務樓就缺少一名雜役。
詹長麟連忙找到須磨彌吉郎,主動介紹哥哥詹長炳進了領事館做雜役。
所謂兄弟齊心,其利斷金,詹長炳此前在弟弟的介紹下,已經加入了藍衣社,如今共同在領事館當臥底,互相幫助和掩護,搜集情報的能力和效率比以前更高了。
1934年6月7日,藏本突然失蹤的消息,瞬間震驚了整個南京城。
日本總領事館趁機發難,向民國外交部提出嚴重交涉,如果找不到藏本的話,中方必須承擔一切責任,并命令日本兵艦開到了下關海邊,隨時準備開戰。
事實上,這不過是日本人“假禍于人”的老把戲,試圖侵略中國上演的一出鬧劇罷了。幸虧詹長麟第一時間把準確情報傳了出來,才讓日本人的陰謀詭計沒有得逞。
日本總領館的副領事藏本英明,并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鮮人。不過由于當時朝鮮被日本吞并了,他也就成為了日本的臣民。
藏本勤奮好學,對中國的情況非常熟悉,不過在日本人眼里,如果有必要的話,他是隨時可以“犧牲”的。
6月6號晚上,藏本走出領事長須磨的辦公室,突然找到詹長麟,說自己外出有事,馬上安排總領館的司機送人。
詹長麟也沒多想,找到了司機,然后送藏本上車,出了大門,看著他們朝極光閣的方向駛去。
第二天,日本人就宣稱副領事藏本離奇失蹤了,還說有可能是被中國的特工給殺害了。
詹長麟非常驚訝,頓覺事情蹊蹺,立即把昨晚的所見所聞,以及藏本外出辦事所去的大致方向,趕緊秘密報告了趙世瑞。
趙世瑞接到情報,帶著警察署的部下們沿路搜索,最后在紫金山的一個山洞里,終于把藏本給找著了,隨即把他帶回了首都警察廳。
不久,民國外交部通知日本方面去領人,汪精衛連忙解釋:“這人神志不清,迷路了,結果被我們找到了,可能是腦子有病!”
須磨彌吉郎趕緊借驢下坡,尷尬的解釋說:“藏本的腦子可能有點問題,我馬上派人送他去醫院。”
后來才知道,其實是須磨彌太郎命令藏本跑去紫金山自殺,借此誣稱中國特工綁架并殺害日本外交人員,以此達到早日對中國開戰的目的。
不料,藏本到了紫金山,突然想念家鄉的妻兒老小,不想就此結束自己的生命,于是找個山洞藏了起來。
這起外交事件,詹長麟才是擊破日本人陰謀的第一大功臣。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部隊占領南京前,總領事館提前撤回了日本國內,停止辦公。
詹長麟兄弟倆也失業了,正打算舉家離開南京避難。不料,他們卻接到上級命令,必須繼續留在南京潛伏!
正在猶豫之際,日本領事館突然派人來找,讓他們照看日本總領事館在南京的房子,同時給了他們每人一個白色袖章,寫著“日本領事館使用人”的字樣。
他們這才放下心來,決定繼續留在南京堅守。
12月13日,南京宣告淪陷。詹氏兄弟帶著白袖章,騎著自行車,全城到處跑,幾乎見證了日軍對中國老百姓犯下的所有獸行。他們把親眼看到的真實情況,全部記錄了下來,然后向上面匯報。同時暗暗發誓,總有一天要為死難的同胞報仇雪恨。
2個月后,日本領事館重新開張,憑著之前建立起來的信任,詹氏兄弟繼續在日本總領事館做雜役。
一個叫吉野的家伙重新回來,以前與詹長麟相識。兩人見面后,吉野忍不住瘋狂嘲笑:“哈哈,你這回是真正的亡國奴了!”
詹長麟只能壓抑住滿腔的怒火,低著頭不敢說話,默默地走開。
1939年6月初,詹長麟打掃船三書記官的房間,看見四下無人,趁機翻看了桌上的文件,并把其中幾份絕密信件抄錄了下來。
下班回家后,他經過核對翻譯,發現是日本外務省清水,以及三重等隨員們,即將前來南京視察工作的信函。
鑒于此,新任總領事長堀公一將在6月10日晚上舉行隆重歡迎宴會。除此之外,還有邀請梁鴻志等漢奸頭目,數下來竟然有20多位日偽政要將會出席。
詹長麟欣喜萬分,這應該是報國殺敵大好機會,立即把將這份重要情報匯報給了上級。軍統南京區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策劃一次投毒行動,將前來參加宴會的高級日偽官員們一網打盡。
詹長麟臨時有事,沒有參加會議,由大哥詹長炳回來轉告。
大哥回家后,卻垂頭喪氣,一直沉默不語,在詹長麟的追問下,最后才緩緩道出實情。
原來,內部會議通過決定,讓詹長麟執行毒酒計劃,為了做到萬無一失,必須與敵人同歸于盡。
詹長麟聽了不服氣,隨即給上級提意見,說我不是不愿意死,這主要看毒藥的效果,如果毒不死,我賠上性命也白搭。再說我如果能安全撤離,為什么要白白送命?活著就是保存力量,我還能繼續上陣殺敵,報效國家!
后來,上級也覺得有道理,回復說詹長麟你可以不死,但是毒酒計劃必須執行!
6月9日,大哥詹長炳把一個手指粗的玻璃瓶交給了詹長麟,里面裝的是白色粉末,并說是美國進口的氰化鉀,劇毒無比,只要人一旦入口,必死無疑。
第二天早上,軍統局秘密派人趕到詹家,等他們全家吃完早飯后,將家屬們帶去了徐家洼。
詹氏兄弟像往常一樣到日本總領事館去上班,執行完任務才撤退。
為了避免節外生枝,詹長麟把毒藥放進酒瓶,晃勻之后,將酒瓶鎖在了一個不起眼的柜子最里邊。
開宴前幾分鐘,詹長麟才小心翼翼地取出酒瓶,將調配好的毒酒,親自上場斟酒,一一倒入酒杯,才放心的退到一旁,緊張的觀察情況。
現場氣氛熱烈,人人滿面春風,山珍海味,應用盡有,誰也沒有注意到詹長麟的不安。
總領事的堀公一簡短致辭之后,所有人開始推杯換盞,觥籌交錯,詹長麟眼看著日偽高官們,舉起毒酒喝了下去,才轉身找管事的告假,說肚子疼痛難忍,必須去醫院一趟。
之后,他推出自行車,從領事館后門出去,與哥哥詹長炳順利會合。兩人瘋狂踩著車,找到了負責接應的軍統人員,緊接著也被送到徐家洼躲了起來。
后來才知道,自從他們走后,席間突然有人驚喊:“不好,酒中有毒!”話音剛落,那個喊著話的人,就“撲通”一聲,栽倒在地,立刻不省人事。
宴席馬上亂作一團,日偽高官們幾乎都出現了中毒癥狀,有的人嘔吐不止,有的人捂著肚子倒在地上,不停的叫喚……可謂是丑態百出,狼狽不堪。
一大批日偽軍警趕到現場,救護車也緊隨而來,他們迅速將中毒的日偽官員們送往醫院搶救。
當夜,兩名日本書記官不治身亡,梁鴻志、王克敏等多名漢奸頭目,經過百般搶救,才僥幸逃生。
投毒事件發生之后,南京日偽當局非常驚慌,消息甚至傳回了日本,朝野上下,無比震驚,當即下令一定要徹查此事,捉拿兇手歸案。
6月13日,日本人排查參與宴會的工作人員,才發現詹氏兄弟案發后神秘失蹤。日本領事館當即決定派日本憲兵一邊全城戒嚴,一邊趕往詹家搜查。
詹家早已空無一人,日本憲兵憤怒之下,一把火燒掉了詹家老宅,并到處張貼告示,對詹氏兄弟及其全家進行通緝。
日偽軍警找不到詹氏兄弟,干脆把與詹家有關的親戚全都給抓進了監獄審問。詹氏兄弟得知后,很是氣憤,為了防止日本人繼續傷害無辜,委托軍統人員給總領事堀公一寫了一封信。
“我們親眼看到日本兵在南京城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一座古城被你們破壞殆盡,既然如此,我們還有什么希望?!所以我們決定為所有遇難同胞報仇雪恨……好漢做事好漢當,不要懷疑和牽連其他人,我們已經到了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了,你們有本事就來捉我們。”
事實上,詹氏兄弟并未離開徐家洼,故意說即將前往香港,只是為了轉移日本人的視線。
與此同時,為了配合詹氏兄弟迷惑日本人,重慶的《中央日報》也根據軍統的要求,對毒酒案做了連續五次的報道。
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齒,卻自始至終都沒有找到詹氏兄弟的下落。
詹家人在徐家洼躲避了最初一陣子風頭,先后前往浙江、福建以及湖南三省比較偏僻的地方躲藏,一直到抗戰勝利。
1946年,詹家人在外邊奔波了六年之后,終于重新回到了南京。國民政府表彰所有抗日志士,詹氏兄弟因為毒酒案抗戰有功,共獲得5萬元獎金。
詹長麟提出,竟然我們已經趕跑了日本鬼子,我可不可以退出軍統?最后獲得了上級批準同意。
大哥詹長炳則是選擇留在軍統,主要負責肅奸行動,把當年賣國求榮的漢奸揪出來審判。
詹長麟用獎金在南京神策門庫倫路買了一塊地,蓋了三層旅館,架上電線桿,生意紅火,忙得不可開交。
詹長麟心地善良,賺了錢以后,經常會接濟附近的鄰居,而這個特別無私的善舉,讓他后來在倒霉的時候,周圍的人們都紛紛幫助他渡過難關。
1949年解放前夕,趙世瑞突然找上門,讓詹氏兄弟跟他一起走。因為旅館生意實在太好,詹長麟實在不舍得丟下,就沒有去。
一年后,大哥詹長炳因病逝世。
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中央電視臺、南方周末等多家媒體,對詹長麟進行了采訪報道。
詹長麟連聲嘆息:“六十六年前,我是真心誠意地想殺掉那些日本鬼子!可惜只毒死兩個日本書記官!藥量實在是太少了,可能當時酒太多了,藥效不夠大,太遺憾了。”
2008年,詹長麟無疾而終,享年九十五歲。
2009年12月,南京政府表彰“3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詹長麟位列其中,由家人代領了表彰冊,以及鍍金銀質獎章。
這也是官方首次正式確認當年“金陵毒酒案”當事人的英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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