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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攜程集團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其個人公眾號“繞梁說”發表文章《中國經濟急需發錢消費》，建議按照孩子的數量針對家庭發錢，給予一孩家庭每月補貼1000元，給予二孩家庭每月補貼2000元，給予三孩及以上家庭每月補貼3000元，直至孩子年滿20歲。

家有20歲以下孩子，每月就給予補貼，孩子長到20歲很快又該結婚哺育下一代，可以繼續領補貼。這基本上相當于全民按月發錢了。

梁建章不是第一個提出類似建議的學者。近幾年，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管清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翟東升、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毛振華等一大批專家學者，都提出過全民發錢或某一大類群體直接發錢的建議。

由于具有觀念沖擊性，這些建議一經提出便成為輿論討論的熱點，支持的、反對的聲音都有。站在普通公眾的角度上，顯然更支持全民發錢。主張發錢的經濟學家們，也有充足的理論和經濟預測模型，認為發錢能直接拉動消費，解決當前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同時改善社會上弱勢群體的生活困境，有益于社會公平。

的確，直接發錢能在短時期內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在知酷文旅看來，全民發錢會給社會及經濟發展帶來很大“副作用”，一些問題仍需三思。

全民發錢會引發通脹嗎？

先跟大家探討下“全民發錢”常見的幾個認知誤區。

首先，全民發錢會引發通脹嗎？全民發錢等于基本不發錢嗎？

答案是，發錢不一定引發通脹，通脹與否取決于政府對經濟活動的調控能力。有足夠的工業產能，能遏制能源、原材料、大宗商品的投機炒作，能緩解勞動力成本過快上漲，能抵御外部輸入性通脹，能制止國際熱錢大進大出，就不會懼怕通脹。這些能力中國政府都具備，調控通脹能力很強，所以在中國搞全民發錢，不需要過分擔心通脹。

第二，全民發錢會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嗎？會讓政府的財政能力惡化嗎？

答案是，不會。目前，全國各大經濟體的貨幣都是信用貨幣，只要政府主權信用在，貨幣是要多少有多少，所以今天的發達經濟體普遍是高負債國家，日本政府債務占GDP比例為261%，美國政府債務占GDP比例為120%，法國政府債務占GDP比例110%，高居歐洲第三名（前兩名為希臘和意大利），歐盟平均水平約100%。

2023年，中國中央政府負債加地方政府負債占GDP比例為53%，其中，中央政府負債占GDP比例僅為21%，處于國際較低水平。也許有讀者要說了，你沒加上央國企負債、政策性銀行負債和地方城投企業負債，這些算是政府“隱性負債”，加上這些中國公共負債占GDP比例就要超過120%了。

其實，這么說也不是很合理，隱性負債在各個國家都或多或少存在，例如美國的聯邦派出機構美國進出口銀行、聯邦住宅管理局、政府國民抵押協會、郵政局、美國鐵路協會等，發行的債券也由聯邦政府擔保，還有一些名義上是私人企業，實際上享受各種政策優惠并且大而不能倒，如2008年美國聯邦政府為了救助陷入危機的房地美和房利美，耗資約6800億美元，為了拯救瀕臨破產的美國通用集團，注資500億美元。這些企業的負債法理上不算政府負債，可最終卻是政府財政兜底了。

所以，不同國家的隱性負債，很難界定，也很難相互對比。中國的城投債雖然較多，但中國城市土地歸國有，這意味著地方政府手里有很大一塊兒資產，這個優勢，是實行土地私有化國家的政府不具備的。所以，不能簡單的拿中國的隱性負債去進行國際對比。

而且說到底，政府負債多少才合理，并沒有標準答案。本質上這是和國家主權實力以及調控通脹的能力掛鉤，國力弱小的國家，負債稍高一點，貨幣就崩潰、通脹就失控。而發達經濟體實力雄厚，負債很高也能有效的管控通脹，直到近幾年，美西方國家執意要和中國脫鉤，和全球最大的商品生產國打貿易戰，并在疫情期間狂印鈔，通脹才走向失控。

所以，中國作為實力雄厚的經濟體，債務增加空間還有很多，發債搞全民發錢計劃，并不會產生額外的財政負擔。這也是為什么那么多經濟學家呼吁搞全民發錢，因為這么做代價并不高，效果立竿見影，既解決經濟問題，又改善社會問題，還落得民眾夸贊和支持，何樂而不為呢？

全民發錢有哪些弊端？

那么，為什么知酷文旅還是認為“直接發錢”有失妥當？這背后有幾點理由。

第一，對民眾的傳統觀念沖擊太大。

其實，政府一直在給大家“發錢”，只是方式不一樣，是通過各種政策調控。例如養老金連續20年上調，實實在在的給城市退休職工發錢，農村老人的養老金也在漲，不過和城鎮職工養老金相比，還存在較大的差距，這是由城鄉二元制造成的，這個只能說發展中的問題要通過發展來解決；城鄉醫保也是政府發錢的一個重要方式，2023年財政對城鄉醫保人均補貼不低于640元，相當于只要民眾參保，政府就發了640元，惠及了廣大農村居民和城市靈活就業群體；個稅退稅政策，也體現了國家對育兒家庭、贍養老人家庭、病患家庭的財政傾斜，鼓勵育兒并不是只有直接發錢這一種手段。

特困供養人員的生活保障標準，每年跟著城鎮消費水平的標準按比例上漲，這是國家發錢給真正的弱勢群眾；還有各種消費類的補貼政策，政府對家電下鄉、汽車下鄉補貼10%-13%，支持農村居民提升生活水平；以及近幾年各地開始嘗試的消費券、旅游券、購房券等，探索拉動消費的種種方式。

還有新農村建設、鄉村生態環境治理、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等，都是以政府龐大的財力投入在支撐，雖然這些舉措不一定讓老百姓拿到現金，但實實在在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總結來說，政府一直以各種名義發錢，唯獨不愿“全民發錢”或無條件給某一大類人群直接發錢。中國傳統觀念里不相信“不勞而獲”，民眾普遍信仰付出才有得到，勞動才有回報，這是中國的一大優勢。中國的工業化優勢、獨步全球的制造業以及干凈高效有序的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有一大批吃苦耐勞、服從管理、成本較低的務工人員。長期來看，中國必定要改善這批務工人員的待遇和生活水平，但這要逐步推進，中國還要保持產業競爭優勢，就不能讓民眾丟掉吃苦耐勞的優良品質，不能以“全民發錢”去沖擊民眾的傳統觀念。

第二，“全民發錢”是最后的調控手段，一旦大規模使用，后續就沒有正常的經濟調控空間了。

“全民發錢”就是簡單粗暴的向市場注入消費力，經濟活動鏈條的動力就是消費，所以“全民發錢”的刺激效果很好，一旦使用，立即解決經濟增長乏力的問題。但是，國家不能為了解決眼前的問題，把所有的政策空間都用盡。

目前中國經濟只是增速放緩，只是消費信心疲軟，遠沒有到“山窮水盡”的局面，何必要使用最后的殺手锏呢？如果這次為了眼前的問題，大規模全民發錢，那后續遇到真正嚴重的經濟衰退，就只能加大馬力實施更多更廣的全民發錢措施。如此一來，政府的調控能力還能壓得住通脹嗎？

所以，要珍惜當前正常的調控空間，不能為了眼前的利益，不顧后來人的利益。現在把“全民發錢”這個大殺器用了，政府官員解決了眼前的問題，出主意的專家學者博得美名，民眾得到了利益，看似皆大歡喜，但實際上付出代價的是后來人，就好像留給后人駕駛的是一輛沒有剎車的客車，不能減速，只能加速。

有些北歐小國確實采取了全民發錢政策，美國在疫情期間也曾短暫的發放過全民津貼，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國情不一樣，國家面臨的環境不一樣，發展階段不一樣，歷史文化傳承不一樣，這些政策可能并不是中國的最優解。

而且說到底，中國不搞“全民發錢”并不是不給民眾實惠，上文提到中國一直在讓利民眾，補貼弱勢群體，促進經濟并改善社會公平，只是沒有采取無條件發錢的方式。不是不發錢，而是不以激進的方式發錢，對于中國來說，通過一些溫和的，相對間接的，沒有副作用或者副作用較小的刺激經濟方式，要比大水漫灌的刺激方式更可持續。

作者| 吳莫言

編輯| 萃萃

設計 | Joe

圖片來源｜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