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供醫學專業人士閱讀參考

在中國，似乎沒有哪一類食物，能像“轉基因食品”那樣遭受了如此之久的非議。

但正如中國科學院院士朱作言教授說的，轉基因爭論20年后再看會是一場笑話。

其實早在去年，《農民日報》就刊載了一篇對農業農村部科技發展中心的采訪，對轉基因問題進行了一次全面回復。

所謂轉基因食品致癌、引起不孕不育、影響后代，都是老謠言；歐美人不吃轉基因，更是以訛傳訛的謠言；而將把“非轉基因”當成促銷噱頭要行政處罰，可以舉報……

“當前，以轉基因為代表的生物育種是育種領域的革命性技術，是必須搶占的新領域新賽道，并不是可有可無、可用可不用。”

環顧我們目前所處的世界，雖然AI概念炒得火熱，但真正冷靜下來理性思考，你會發現，真正在默默推動著人類的生活水平飛速向前的大概率都是——基因技術。

不僅是我們每天入嘴的食物，許多和我們健康直接相關的疑難雜癥的疫苗、新藥，再到生活中的諸多事項——考古、刑偵等，可能都要用到這種技術。

就說我們最討厭的蚊子和弓形蟲，廣州正在驅動基因來滅殺蚊子，而弓形蟲，則正被科學家用基因工程技術進行改造，希望利用它們來攜帶藥物沖破血腦屏障，解決神經健康問題。

如果要用一門學科來代表21世紀人類文明的進程，那我們可以遇見，這將是生物基因技術的世紀。

因此，阿信要向你強烈推薦的這本重磅新書——《解碼生命》。

《解碼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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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馬修·科布，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動物學教授、神經科學家，堪稱是當今科普作家中最善于譜寫科學史詩的高手。

他的上一本著作《大腦傳》在中國獲得了極高的評價，不僅是首部簡體中文通俗腦科學全史，還獲得了2023年中國圖書的最高獎項之一——文津圖書獎。

這本書不僅對廣受大眾讀者喜歡，就連頂尖學術人士也給出了高度評價， 美國五院院士、加州大學系統榮休校長、美國科學促進會前主席、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前主席理查德·C. 阿特金森就說《大腦傳》：

這是我一生中，出版界出版的所有關于大腦的圖書里最好的那一本（沒有之一）。

馬修·科布

《解碼生命》回顧了自孟德爾開創性的豌豆研究以來，科學界對遺傳現象和遺傳信息、DNA的組成與結構、基因與DNA的關系等問題的認識歷程。

《解碼生命》也是一幅科學精英的群像圖——全書述及超過50位諾貝爾獎得主，以及無數扮演關鍵角色的“無名英雄”。

被權威生命科學期刊《細胞》（Cell）評價為“應該成為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專業的所有研究生以及科學史專業學生的必讀書”。

基因技術將成為塑造我們未來生活的底層技術力量，理解未來的生活和世界，《解碼生命》應該成為我們的常識之書，強烈推薦給每一位讀者。

從豌豆到雙螺旋

如果此時讓你去思考自己第一次接觸到遺傳學的時刻，你很難不想起在某個高中教室里的一天，生物學教材上畫的那些排列成行、形態各異的豌豆。

馬修·科布的“解碼生命”之旅也是從孟德爾的豌豆實驗開始的。

高中課本會告訴你，1865年，一個名叫格雷戈爾·孟德爾的僧侶通過他的豌豆雜交實驗揭示了遺傳的兩條基本規律，即分離定律和自由組合定律。但是課本不會告訴你，直到孟德爾去世，這項研究也沒有引起重視，甚至毫無水花。

被忽視了近20年后，格雷戈爾·孟德爾對豌豆的重要研究于1900年受到了關注，遺傳學的世紀開始了

1900年，在孟德爾的成果被遺忘了近20年之后，三位歐洲科學家——卡爾·科倫斯、雨果·德弗里斯和埃里克·馮·切爾馬克或是重復了孟德爾的實驗，或是讀了他的論文，之后便致力于宣傳他的發現。

于是遺傳學的世紀開始了。

1909年，威廉·約翰森創造了“基因”這個術語，來指代決定遺傳性狀的因子，但他明確反對基因是某種物質結構或粒子的觀點。

那么“基因”到底是什么呢？

1912年，托馬斯·亨特·摩爾根通過研究果蠅進一步證明了基因位于染色體上，從而奠定了現代遺傳學的基礎。

1944年，奧斯瓦爾德·艾弗里及其同事通過細菌轉化實驗首次證明了DNA是遺傳信息的物質基礎。這一發現為理解基因提供了新的視角，但關于DNA如何儲存和傳遞信息的問題仍然沒有答案。

這也引發了一場科學界的大規模探索——尋找揭示生命奧秘的方法。

在探尋DNA結構過程中，不僅有生物學家的努力，還有許多來自其他領域特別是計算機和信息論學者的重要貢獻。

數學家諾伯特·維納和馮·諾伊曼是一對相愛相恨的冤家，雖然他們并未直接參與基因的發現，但他們的理論和研究為理解遺傳信息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基礎。

“信息論之父”克勞德·香農提出的信息熵概念為理解復雜的信息系統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方法。

香農的信息理論強調通過數學方法來量化、編碼和傳輸信息，這一理論不僅在通信技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研究DNA這種復雜的信息載體提供了理論基礎。

吉姆·沃森在熱烈進行的冷泉港研討會上描述 DNA 的雙螺旋結構，1953年6月

1953年，在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工作的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發表了一篇劃時代的論文，宣布他們發現了DNA分子的雙螺旋結構。

這一發現不僅揭示了遺傳信息的存儲和傳遞機制，還奠定了現代分子生物學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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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莎琳德·富蘭克林：被忽視的英雄

羅莎琳德·富蘭克林——一個名字不可忽視卻被人遺忘許久的科學家，她利用X射線晶體學技術拍攝的一張名為“51號照片”的圖像，是沃森和克里克最終確定雙螺旋模型的重要依據。

1952年，富蘭克林及其博士生雷蒙德·高斯林成功地拍攝了“51號照片”。這張圖片清楚地提示出DNA分子的雙螺旋結構。盡管富蘭克林當時尚未完全解析出這一點，但她已經接近發現真相。

度假中的羅莎琳德·富蘭克林，托斯卡納，1950 年

不幸的是，這張關鍵性的圖片被威爾金斯未經許可地展示給沃森，隨后，沃森和克里克迅速發表了他們關于DNA雙螺旋結構的著名論文。

沃森、克里克以及威爾金斯因發現DNA雙螺旋結構而獲得1962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遺憾的是，當時羅莎琳德·富蘭克林已經因罹患卵巢癌去世四年，她未能親眼見證自己工作的最終認可。

然而，如果沒有富蘭克林先前積累的大量實驗數據，他們很難如此迅速地完成突破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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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學的狂飆

在雙螺旋結構被發現后，生物學研究開啟了一路“狂飆”的時代。

這場競賽的一號種子選手是馬歇爾·尼倫伯格和海因里希·馬特伊組合，他們與其他科學家一道，在解開生命密碼的道路上展開了令人振奮的探索。

在20世紀60年代初，科學家們已經知道DNA由四種堿基組成——腺嘌呤（A）、胸腺嘧啶（T）、鳥嘌呤（G）和胞嘧啶（C），并且這些堿基以三聯體形式編碼氨基酸。然而，具體哪個三聯體對應哪個氨基酸仍然是未知數。

1961年5月27日，海因里希·馬特伊讀出了生命之書的第一個“單詞”。

這一發現具有里程碑意義，它不僅驗證了遺傳信息可以通過mRNA翻譯為蛋白質，還為進一步解碼整個遺傳密碼表鋪平了道路。

馬歇爾·尼倫伯格獲得 1969 年諾貝爾獎的消息傳來時，他位于馬里蘭州貝塞斯達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實驗室掛出的橫幅，上面寫著“馬歇爾你你你真棒”

1963年6月初，尼倫伯格和馬特伊做出發現的僅僅兩年后，冷泉港實驗室就以“大分子的合成與結構”為題舉辦了年會——這是冷泉港有史以來舉辦的最大規模的會議，有超過300名科學家出席，其中約有五分之一來自美國以外的國家。

會上的74場報告聚焦于DNA、各種形態的RNA和蛋白質的合成，并堅持在生物化學的理論框架內進行。

1965年，尼倫伯格和科拉納識別出了64種RNA密碼子中的54種的功能。

直到1967年，最后一個密碼子終于成功被解讀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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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新世界

在探索生命奧秘的征途上，一門新興學科——分子生物學，隨著遺傳密碼的破解而誕生。

從轉基因作物到人類基因組計劃，從基因療法到基因編輯，從人工合成生命到用DNA存儲的唱片，分子生物學引發的革命今天已經觸及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使一個又一個科幻小說中的情節成為現實。

生物技術不是最近才發展起來的。幾千年來，人類都在運用微生物的力量生產兩種被世界大部分地區視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食品：面包和啤酒。兩者都是利用酵母的呼吸機制來產生二氧化碳和酒精。

而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不再局限于微生物的簡單應用，我們擁有了操縱遺傳密碼的能力，能夠創造出含有新基因的生命體。

一些新的術語：生物技術、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學誕生了，但它們歸根結底描述的都是利用遺傳操縱來改變生命體的行為。

今天，很多藥物，包括激素，都是利用基因工程的力量來生產的，科學家將特定基因導入微生物，讓其產出所需物質。未來，還有希望通過細胞操縱生產燃料和肉類，以解決能源和食品供應的全球性挑戰。

此外，基因工程也被應用于一些看似平常，實則充滿潛力的技術領域。如，通過操縱基因序列，有可能用DNA儲存人為產生的信息，這或許能提供一種高效、小型化、有未來前景的儲存系統。

盡管合成生物學和基因工程的應用前景廣闊，但自從這些技術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起，科學家就對其潛在的危險也持續表達著擔憂。

新基因引入生命體可能會造成無法預見的后果，如果這些生命體或基因逃逸到自然環境中，也有可能對人類或生態系統構成威脅。

馬修·科布在書中為此給出了不少案例展示了技術發展雙刃劍的特性。其中，轉基因糧食是即使到今天的也有著不小爭議的存在。

當轉基因糧食作物第一次被引入英國時，諸多低俗小報將它們描述成“弗蘭肯斯坦式食品”，公眾對新生的轉基因作物的科學試驗持有廣泛的敵意，包括有行動派直接動起手來，破壞了栽種這些作物的農田。

然而，對于轉基因食品的恐懼是沒有根據的，沒有證據表明食用轉基因生命體會對人造成任何危害。

基因工程真正的風險在于，它可能帶來無法控制的后果。

2014年6月，一個由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動物醫學學院的河岡義裕領銜的美國和日本科學家團隊嘗試了重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導致上千萬人死亡的西班牙大流感病毒。

河岡和同事選取了一些近似于西班牙大流感感染因子的禽流感病毒，將它們組合為一段新的DNA序列，結果證明這確實就像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毒一樣，具有很高的侵染力。此類研究無論風險如何，都挑戰人們對技術可控性的認知。

隨著生物學科技的發展，我們可能再度上演對像轉基因技術類似的新技術的種種誤解，也可能無法真正認識到潛在的風險。

馬修·科布

正如《美麗新世界》里表現的那樣，“我不要閑適。我要詩，我要真實的危險，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惡。”我們對科技進步的情感始終是復雜的。

我們發展科學，窮盡技術地想要創造一個人們追求物質生活極度圓滿的時代，但這是否就是我們夢想中的“美麗新世界”？ 我們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又應該避免什么？

這些問題或許只有我們真正去閱讀《解碼生命》，去親自了解和考察生物遺傳的發展變遷實錄后才能給答案。

中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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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4.8.3

編輯：楚旂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