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于1906年9月1日頒布預備仿行憲政的諭旨，闡述“仿行憲政”的涵義為“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各地紛紛建立立憲團體，海外的立憲派也積極響應。

這次滿清政府迫于壓力，在辛亥革命前夕宣布為預備實行君主立憲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被稱為預備立憲，亦稱“籌備立憲”，其目的在使滿清成為君主立憲政體的國家。

但滿清在整個過程中對漢人防之又防，帶滿了欺騙性和保守性，所以滿清雖然又拖到1908年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宣布“十年后實行立憲”，但全國人民已經看透這腐朽反動又反人類的滿清政府。

所以辛亥革命摧枯拉朽，在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同年2月，滿清末帝溥儀宣布退位，清政府徹底垮臺。不得人心的滿清，下不定刮骨療毒的決心，放不開以小族凌大族下一小撮人的極端利益，最終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

預備立憲

清末的“預備立憲”，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其核心是官制改革；二是設立議會；三是實行地方自治。

歷史背景

義和團運動后，各地群眾的反抗斗爭此伏彼起，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國廣泛傳播，反清武裝起義接連不斷；資產階級改良派為抵制革命，展開了要求實行君主立憲的立憲運動，并取得了清廷中央和地方一些漢族官僚的支持。這些情況，使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姿態，應付立憲運動，并乘此加強皇權，以便鎮壓正在興起的民主革命，挽救清朝統治的滅亡。

清末新政與預備立憲的實質

對于立憲活動得以展開的一個直接原因是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本以君主立憲小國戰勝俄國那樣一個專制大國，給清廷上下以很大震動。“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朝野上下普遍將這場戰爭的勝負與國家政體聯系在一起，認為日本以立憲而勝，俄國以專制而敗，“非小國能戰勝于大國，實立憲能戰勝于專制”。

立憲派第三次請愿代表合影

于是，不數月間，立憲之議遍于全國。因為日本于明治十五年曾派員赴歐洲考察憲政。清廷遂于1905年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五大臣先后回國，上書指出立憲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漸輕，三曰內亂可弭”，建議進行“立憲”。但是，他們指出，“今日宣布立憲，不過明示宗旨為立憲預備，至于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憲政，二十二年始開國會，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清朝統治者看中的正是“預備”兩字。1906年9月1日（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頒發了《宣示預備立憲諭》，“預備立憲”由此而來。

晚清政府之所以實行預備立憲，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從國際環境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經過中日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帝國主義進一步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步伐。但是，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粉碎了他們企圖瓜分中國的迷夢，迫使他們轉而采取“保全”、扶植清朝傀儡政權，實行“以華治華”，從而維護其殖民利益的政策。從自身利益出發，他們要求清政府披上“民主憲政”的外衣。

就國內形勢而言，十九世紀晚期，中國的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已發生了明顯變化，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正在興起，封建專制主義制度與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與不斷高漲的民主思潮的矛盾，都已十分尖銳；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反清民主革命蓬勃發展，而代表資產階級右翼和一部分地主官僚的君主立憲派也積極活動，企圖通過立憲 分得一點權力。不愿接受任何變革的清朝統治集團，在義和團運動的沉重打擊下和資產階級革命的震撼下覺察到，如再不作任何“革新”的表示，必將“全局糜爛”，“潰決難收”，必須慎重選擇“善后之策”，才能茍延殘喘，保持危在旦夕的統治地位。

而所謂“善后之策”，就是“一曰用嚴峻之法，摧鋤逆拭氛，二曰行公溥之政，潛消戾氣”，即在加強鎮壓的同時，用“政治上導以希望”的策略，欺騙人民，瓦解革命，拉攏立憲派。

立憲內容

1906年，清政府設立考察政治館，次年改建為憲政編查館，作為預備立憲的辦事機構，此后，進行了一些預備立憲活動。比如，設立諮議局和籌建資政院。諮議局作為各省的議事機構，其權限是討論本省應興應革事宜，討論本省的預決算、稅收、公債以及單行章程規則的增刪和修改，選舉資政院議員，申復資政院或督撫的咨詢等。但是，它的權力受到本省督撫的嚴格限制，同時也是極少數有產階級上層男子的代表活動場所，它并不具備資本主義制度下地方議會的性質。資政院于1907年開始籌建，它的宗旨是“取決公論，預立上下議院基礎”。它并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議會，從它的人員組成、議事內容和程序看，它是完全受制于皇帝、毫無實際權力的一個御用機構。另外，慈禧太后于1906年9月1日頒布預備仿行憲政的諭旨，各地紛紛建立立憲團體，海外的立憲派也積極響應。

1907年，徐特立請愿立憲的血書

“請開國會，斷指送行”

清政府于1908年8月宣布預備立憲以9年為限，同時頒布《欽定憲法大綱》23條，其中關于“君上大權”的14條，規定皇帝有權頒行法律、黜陟百司、設官制祿、宣戰議和、解散議院、統帥海陸軍、總攬司法權等。11月，溥儀繼位。

1909年3月下詔重申預備立憲，命各省當年內成立諮議局。12月，16省諮議局代表組成國會請愿同志會，在1910年又3次請愿要求速開國會。10月，資政院在北京成立，亦要求1911年召開國會。清政府不得已將預備立憲期9年改為5年，定于1913年召開國會，1911年先成立內閣。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軍機處等機構，公布所訂內閣官制，組成新內閣，由慶親王奕劻任總理大臣。在13名國務大臣中，漢族官僚4名，蒙古旗人1名，滿族8名，其中皇族又占5人，被譏為皇族內閣。至此，清政府借預備立憲欺騙國人已不言而明。

內閣合影

清末欽定憲法大綱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皇帝專權，人民無權，以維護封建專制主義為根本目的，它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憤，同時也讓立憲派大失所望。《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則是在武昌起義的沉重打擊下，清政府為了渡過危機而臨時炮制的“憲法”。沒有實質意義，并成為清朝政府預備立憲最后走向破產的記錄。

督撫離心，眾叛親離

晚清預備立憲這項政治活動有著保守性和欺騙性，這場憲政改革涉及的內容極其龐雜，觸動了社會的方方面面，預備立憲的措施加劇了中央與地方、滿漢之間、階級之間的矛盾，引起了社會的極大混亂，加速了它的覆滅。預備立憲的直接后果：加速了清朝的滅亡，催生了新的政治制度。

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過程中，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首的漢族地方督撫迅速崛起。他們手中握有地方的政權、軍權、財權，幾乎不受中央控制，清王朝從此呈現出強枝弱干的局面。從1901年實行新政開始，清政府不斷采取措施削弱地方督撫的軍權和財權，而把它集中于滿人之手。1906年設立陸軍部，由它統率帝國的全部陸軍，該部的尚書及兩位侍郎都由滿人擔任，這樣陸軍就全部由滿人統率；設立度支部，控制地方的收支，宣布只有中央才擁有對外借款及鑄造、發行貨幣權。憲政改革越往前推進，漢族官僚手中的權力不斷喪失，而中央政府集中的權力越來越大。在1911年成立“責任內閣”的十三名成員中，滿人八名，并且皇族就占了五名，漢人僅四名，載灃的兩個兄弟分別掌握著陸軍和海軍。這樣，行政和軍事大權就全部集中于皇室之手。漢族官僚普遍感到被欺騙了，他們對滿洲政府的不滿就空前表現出來。

一般來說，紳士是保守的，他們比較傾向維護傳統的體制和意識形態，這與維護他們的地位和在地方的威望是一致的。但在經過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事件后，他們終于認識到閉關鎖國那一套不行了，于是逐步放棄了過去保守的觀念，致力于興辦新學、投資實業。有些人成為實業家，有些人還出國留學、游歷或進新學堂學習，因而在思想觀念上逐漸發生了變化。在清末新政之前，紳士們雖然在地方上有著巨大影響，但他們是分散的，各自為政的，預備立憲給他們登上全國舞臺提供了機會。朝廷設立咨議局、資政院以及推行地方自治，給他們提供了新的合法的活動場所，并使紳士階層實現了全國性的集結，形成了當時政壇上舉足輕重的力量——立憲派。他們以咨議局和資政院為陣地，對地方和中央的政務和輿論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

立憲集會

立憲派形成后，懷著對國勢日衰的深切關注，他們急切希望在中國能實行憲政，以抵制日益嚴重的革命，并在憲政中有他們的一席之地。同時，他們對滿洲貴族壟斷政權核心的狀況越來越不滿，在咨議局和資政院會議上他們同清政府不斷發生激烈沖突。為了速開國會，1910年他們掀起了中國歷史上三次規模巨大的國會請愿運動。當他們的要求被拒絕，當“皇族內閣”成立之時，他們感覺到清政府已經無藥可救，許多人轉向革命，成為清政府的對立面和掘墓人。立憲派的離心傾向和最后對清政府的絕望帶來了嚴重后果。在武昌起義爆發的7個星期內，15個省以咨議局為中心紛紛宣布獨立，立憲派拋棄清政府是個很大的因素。

清末新軍

清政府推行憲政改革需要大量的經費，而這些費用都以各種名目強加到百姓頭上，再加上許多官吏在推行改革過程中趁機中飽私囊、搜刮民財，百姓負擔不斷加大，許多處于絕境中的民眾紛紛起來反抗。當時上海的《東方雜志》作過調查，1909年曾發生起義113起，1910年285起。清政府在農村推行禁種鴉片、人口普查、革除陋習等運動也引起了極大的騷亂。例如在1909年至1911年中，浙江、甘肅、貴州、滿洲和山西等地發生的與禁種鴉片的禁令有關的持續幾個月騷動；同一時期在華中數省發生的反對谷物漲價和提高田賦的暴動。民眾力量的不斷打擊，動搖了農村中舊的生產關系，并瓦解了清政府在農村地區政權的根基。

清末新政期間設立的資政院之大樓

革命派則著文立說揭露“君主立憲”的欺騙性。有的革命黨人如吳樾，還身懷炸彈去北京車站謀炸出洋的五大臣。最終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政府成立，腐朽反動的滿清終于走入垃圾桶。

編輯|臥闌聽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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