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回來那天，給我帶了可樂，黑水冒出來，喝一口是甜的；第二次他回來，帶著一把槍，說他馬上就要發財了；他帶著我站在村口，開了一槍。

那一瞬間我崇拜過他。可我沒想到，他最后一次回來，掐死了我爺爺。

我一定要找到他，并且殺了他。

前文回顧：

全民故事計劃·探暗者系列004《殺心如焚》，連載繼續，敬請追更。

第伍章·王行運

01

1976年，我出生，名字是我爺爺給取的，青松。沒什么特殊的含義，我的字輩是“青”，“松”來自于一部戲，豫劇，戲名他也忘了，只記得兩句詞，“青松巍峨，大雪無痕”。

自打我記事起，我爺爺就喜歡聽戲。他有個好嗓門，但膽子不大，不敢把這項能力顯露出來，怕讓人覺得浮。他常說，莊稼人，一輩子的心思只有種地，其他事兒可以拿來說，但不能尋思。因此他就只是聽，聽也假裝不懂，別人若問他，他便說，聽個解悶兒。

小時候我不喜歡戲，太吵，聽不懂，還長。我喜歡電影，《譚嗣同》和《血戰臺兒莊》，《破襲戰》也不錯，小時候的夢想就是上戰場，使一把三八大蓋打鬼子，最好能有個狙擊手的瞄準鏡。這個夢想一直延續到我十二歲，七年級，我頭一回因為歷史書上的插畫聽課，結果老師告訴我一個壞消息，日本鬼子早死完了。

郝華明是我爸，親生的，眼睛像，眉毛像，村里的大人們見到我，總會說，這小子跟華明長得真像。我對他沒什么印象，家像是他的旅館，我五六歲的時候他就走了，說去打工，等回來了，給我買很多好吃的。他走的時候牽走了家里的牛，那是頭大黃牛，我記得深，瘦，老，鼻環生銹了，坐它身上，顛簸中能聞到鐵臭味兒。我沒有媽媽，我不知道為什么，我也從未問過為什么，我爺爺說，人在世上，一切的東西都不是選擇，是安排，就像有人天生長三只眼睛一樣，是命里帶給我的，沒辦法改，我只能接受。

郝華明是離家一年后回來的，或是兩年，1982年，1983年，我記不清了，總之不是春節。那是個秋天，我在村后的小學讀一年級，或者兩年級，只有一位老師，三堂課，語文、數學和歷史。他是晚上回來的，那時我正向爺爺背誦九九乘法表，他來敲門，爺爺打開，馬上又關上。他粗魯地推開門，跨過跌倒在地上的爺爺，進入屋來，四處打探，待看清這個家仍和過去一樣貧瘠之后才發現我。他的身上有酒味兒，大大的眼睛往下垂著，沒有帶任何東西，看著疲憊，卻又貪婪。

他說，乖兒，你爹回來了。我點點頭，沒有說話。他拍了一下我的腦袋，說，這孩子，還怯生了，我是你爹，喊爹。我說，爹。他樂了一下，很瀟灑地從兜里掏出一盒煙來，一沓鈔票順著口袋散在床上。他將煙叼在嘴上，示意我用洋火幫他點。他說，好好孝順孝順你爹吧，你爹馬上就死了。

我幫他點上，他滿意地拍了拍我的頭，從鈔票里抽出幾張來，說，爹來得急了，沒給你買玩意兒，那叫啥來著？喝的？我說，可樂。他說，對，可樂，你自己買吧。他未等我回應就轉過身去，好像他要做的已經做完了。他坐到板凳上，抽煙，馬上又走向櫥柜尋找吃食。他發現了剩菜，聞了聞，然后端著去廚屋燒火加熱，爺爺從地上爬起來，跟著出去。

那天晚上，我抓著幾張錢睡著了。醒來時天還沒亮，爺爺正往被子里鉆，我問他，爺爺，我爹呢？他說，你爹死了。我能聽出這是氣話，但我沒有問，只能縮起來，用汗水把錢攥濕。他說，以后有人問你，你就說你爹死了。我問，啥時候死的？他說，現在死的。我沒說話。他躺下，看著房梁，嘆口氣說，你爹把咱家地、還有他自己給賣了。

郝華明再次回來是1985年的冬天，那是天晚上，爺爺去隔壁村聽戲，我一個人留在家里。他是翻墻頭進來的，駝背了，比過去還瘦，像個紙片子。他摸進屋里，小聲喊我的名字，問我，你爺爺在不？我說，不在。他松了口氣，喊我過去，從兜里掏出一個紅色的罐子。他晃了晃，眨著眼問我，知道這是啥不？我搖頭。他扣開罐子上的拉環，伴隨著一陣放氣的聲音，一股黑色的水就涌出來。他連忙吸了幾口，把罐沿都舔干凈，又問我，知道是啥了不？我說，可樂。他滿意地“嗯”一聲，遞給我，說，喝吧，村里沒賣的吧？我點點頭，喝了一口，入口是苦的，有氣，咽下去便變得甜津津。

他靠在椅子上，點了根煙，看著我說，好喝吧？我說，好喝。他說，好喝多喝點，都是你的。我又抿了兩口，然后端著，我想等爺爺回來了一起喝。他問我，你喜歡啥？跟爹說，爹下次給你帶。我仔細想了一遍，方便面、火腿腸，能吃一塊軟糖也不錯。我搖了搖頭，沒喜歡的。他說，玩具車喜歡不？啥車都有，塑料的，五顏六色的，可好看了。我搖了搖頭。他說，衣服，城里衣服都帶花，也是五顏六色的。我搖頭。他不死心，繼續說，吃的呢？書？連環畫？我說，那就連環畫吧。他問，要啥樣的？我問，有啥樣的？他說，那太多了，有武打的，有外國的，反正不少。我說，那就武打的吧。他說，行，爹下次給你帶。我點點頭，看著他。他說，喝呀，一會兒氣跑完了。我喝了一口，想問問他，這些年他都去哪兒了。

他把煙扔進院子，搓了搓手，起身走動了兩步說，咱家棒子賣出去了？我說，嗯。他問，賣多少錢？我說，不知道。他點點頭，在屋里逛了一圈，問，你知道你爺爺把錢放哪兒了不？我睜了下眼，沒說話。他說，你爹我有點事兒，急事兒，得用錢，不白拿，用完就還回來了。我問，啥事兒？他說，跟你說了你也聽不懂，錢在哪兒呢？我說，我不知道。他說，那你還問我啥事兒。我看著他在屋里來回走動，說，我爺爺說你把地給賣了，說你玩牌，牛也沒了。他說，你爺爺瞎說。又說，乖兒，錢在哪呢？你肯定知道，一個星期我就還回來了。

我說，我爺爺說了，不讓我聽你的。他又點了根煙，焦躁地說，你就聽你爺爺的吧。我生的你，你跟他親跟我親，以后你爺爺死了，不還得我養你嗎？我還給你買可樂呢，上次我來，還給你錢呢，你就這樣孝順你爹啊？我低下頭，沒說話。他踢了我一下腳，說，青松，快點，別膩歪，在哪呢？我想了想，問，一個星期就回來了？他說，可不，還用不了一星期呢，下次我再回來，保準給你買好吃的。

我站起來，小心地把可樂放在桌子上，拉開櫥柜，打開里面的夾板，從里面把爺爺的布袋錢包拿出來。他搶過去，把糧票和油票跟錢分開，扔在地上，數了數，說，才六十來塊錢啊？又問，還有嗎？我搖頭，他嘆口氣，收起錢往外走，我在他身后跟著，出了屋，到了院子，他一個飛步爬上墻頭。我喊住他，說，爹，一星期。他回頭看我一眼，說，知道了，瞧好吧。我又喊停他，說，我還想吃個糖，軟的。他笑了笑，笑容讓人心安。他說，行，記住了。

1989年農歷正月初七，時隔三年，郝華明第三次回來，他胖了，這是個值得欣慰的事兒，頭發像是燙了，穿著西裝，大晚上的，也戴個墨鏡。他拉著兩個箱子，有轱轆的，像兩輛小車。腰里分別別著兩個尋呼機，一個白色，一個黑色，十分氣派，連村長也才只有一個。他從大門敲門進來，見我便大聲呼喚，一點也不避諱大家以為他早就死了。爺爺跑出來，試圖關門，但沒有成功。他把一個箱子甩在院子里，拉著另一個箱子抬腳往屋里走，嘴里嚷嚷著，趕了一天路，餓死我了，給我弄點飯。爺爺沒有回應，而是失望地看著我。

1985年，我第一次喝到可樂那天，爺爺趕戲回來得知情況后，什么也沒說，沒有懲罰，沒有教育，只是嘆氣。睡前他說，這事兒怪我，不聽戲去就好了。又說，你要記住，他不是你爹了，你不能信他。那天之后，無論近或遠，爺爺再沒去聽過戲。

郝華明從屋里露出頭來，招呼我，兒啊，過來看爹給你帶啥了。我看了爺爺一眼，硬著頭皮走過去。他已經把箱子打開了，里面塞著方便面、火腿腸、桃酥等一些吃食。他把一包方便面扔給我，說，電視上是不是這個？三鮮伊面。我說，是，大骨湯，更濃郁。他“哈哈”一聲，說，吃吧，撕開直接吃，有的是。我撕開，立馬聞到一股炒面的焦香味兒。爺爺走進來，說，華明，你別折騰俺們爺倆了行嗎？他看爺爺一眼，站起來，從大衣兜里掏出一沓錢，都是新票。他邊數邊說，上次拿你多少錢？六十？給你六百。

爺爺問，哪來的錢？他一直舉著，我期盼地盯著，希望爺爺能收下來。他說，你打聽那么多干啥，給你就拿著。爺爺說，你回來干什么？他說，凈說廢話，爹，回來能干啥？過年唄。爺爺說，你別管我叫爹，我不是你爹，咱倆不認識。他靜了幾秒，說，行，你不是我爹，青松總歸是我兒子，我看我兒子，不犯毛病。爺爺說，你跟我們家沒關系。他看著我，扣了一下我的下巴，說，兒子，喊爹。我抬起頭，跟爺爺對視，話出了口才覺得難堪。我說，爹。

郝華明在家里待了十多天，都是每天晚上活動，遛彎、抓野兔、看電視或者去城里游蕩。他的另一個箱子里是一臺電視，天線伸出墻頭去，能收到三個臺，一個本地臺，一個中央臺，最后一個是藝術頻道，半夜會放日本的電視劇，叫《阿信的故事》。他外出時會帶上我，每次都是。

我跟他去了四次城里，西關街有個錄像廳，老板他認識，姓高，是外地的，三十來歲，穿貂，也燙頭。郝華明讓我喊他大爺，還說，有事兒了就來找你大爺，你大爺厲害，啥事兒都能給你辦。錄像廳我一共去了三次，每次，高大爺給我單開一間小屋，讓我看動畫片，他們在屋外玩牌。那段日子挺開心的，對我而言，可能是小時候最快樂的時刻。

爺爺沒有說什么，他是個沉默的人，他信奉著少說多做，而且自有一套理論，那是戲劇、生活和經歷疊加起來感悟而生的。他不喜歡熱鬧，除了聽戲，不喜歡與人打交道，所以沒有關系親近的人，連鄰里日常的問好都會在他臉上看到疲憊。有時我會想，哪怕全世界只剩他一人，他也會過得平常和自在。他最常說：“多說無益，自己慢慢悟吧。”

89年元宵節那天，看完電視后，郝華明領我到地里散步。村前有個大土丘，年前村里人挖的，打算開春填溝渠，地理位置很好，坐在上頭，能看到全村的面貌。人都睡了，村里黑漆漆的，沒一點亮光。他摸黑瞧了我一眼，笑了。我也笑，問他，爹，你笑啥？他說，笑你唄，多吃點，看你瘦的，跟個小鼻嘎似的。我咧開嘴，笑笑。他說，給你爺爺說，多幺點肉，我以后常回來，不用操心錢。我說，行。他拍了拍我，繼續說，下次回來，給你領個媽媽。我說，真的？他說，可不真的。我竊笑了一聲，看面前黑漆漆一片。他點了根煙，突然問我，你上次讓我給你帶什么回來？我想說連環畫，但還是說，忘了。他說，想想。我假裝想，后說，真忘了。

他從懷里掏出一本書，扔我身上，說，看你這記性，故事書，是不？我說，是，對，故事書。他拱了拱我，看著書說，《連城訣》，可好看了。我翻了一遍，揣進懷里，說，我明天起來就看。他滿意地“嗯”了一聲，沒再說話，看著村莊抽煙。

沒一會兒，他又說，爹能讓咱村亮起來，你信不？我說，現在？他說，對，就現在。我笑笑，不信。他也笑笑，又從兜里掏出一個黑漆漆的東西，湊近看，是一把槍。他說，把耳朵捂起來。我便捂起來。他將槍口對準村的方向，拉動套筒，又看我一眼，說，捂好了沒？我說，捂好了。

“轟”的一聲，驟然閃出一簇白光，在我眼前爆炸開來，余音不斷，且音量不減，在田野中晃蕩，好似一只逃跑的兔子。我愣住了，光、聲音都很巨大，難以負荷。這時他拍醒我，興奮地指著前方，大聲說，青松！看！看！亮了！我往前看，最先亮的是焦米棍家，然后是郝青奧家、郝青宇家和程琳琳家，住在當間的程向偉家接上，傳到袁佳麗家……光像是有了生命，像傳遞火把一樣，一路蔓延，從村頭亮到村尾。

02

89年正月十八，開學第二天。我升到了六年級，只有一個班，班里只有九個人，其余的都轉進了鄉鎮學校，留下的要么混時間要么家里沒錢。晚上多了兩節自習課，要上到八點。放學后我跟程琳琳一起回家，邊走邊討論前天的槍聲。村里人都知道了這回事，正月十五，晚上哪里打了槍。村里還調查過，當然沒什么頭緒，因此眾說紛紜。程琳琳說，她爸說是有人殺人了，把人埋起來了，所以才找不到。我一邊聽，一邊忍著笑，我挺想告訴她，槍是我爸打的，不知道為啥，一想到這點我就感到很驕傲。

我家的門反鎖著，院里有腳步走動的動靜。我敲門，喊爺爺，好幾下，好幾聲，沒有動靜。我繞到側面，發現墻頭倒了半扇，泥塊碎成小塊，散到路邊。我爬上墻頂，看到院子有四五個大人，村長和書記坐著，另兩個男人和爺爺站著，都在抽煙。我翻下去，喊了聲爺爺，然后依次村長、書記。

村長抬頭看了我一眼，沒說話，他們臉上都很凝重，我爺爺也是。我進了屋，發現屋里亂得連站都困難，衣服、桌子、電視機，全都被拖拽出來，只剩下一個行李箱，掀開，倒在地上。我擠進去，揪著書包帶子，不知道該干點啥。我聽到書記說，老全，你是不是在這胡謅人呢？我認識他，他以前是隊長，我家的地就是賣給他的。我又鉆出屋去，警戒地看著他們。

村長發現我，問我，青松，你知道你爹能去哪兒不？我說，不知道。他說，這幾天，你爹都領你上哪兒去了？我說，我爹沒回來。村長嘆口氣，看書記，說，這咋整吧。書記看我一眼，又看向爺爺。爺爺說，青松，跟村長說吧。我哭了，說，我爹沒回來。爺爺第一次發起火，喊道，就是賤命！賴狗送不上墻頭！

村長攔了一下，行了，小點聲。又轉頭對一個人說，老牛，這事兒咋辦？叫老牛的人說，難辦，人沒死，查到咱都跑不了。侵占國家資源，你倆當官的，肯定比我懂得多。村長嘆口氣，問爺爺，回來幾次了？爺爺說，兩次。村長說，兩次這次才說？爺爺看我一眼，上次沒趕趟。書記皺著眉頭，煩悶地說，他都跟我保證了，再也不回來。村長撇他一眼，說，跟個賭鬼講條件，你這政治，真白干了。另一個大漢說，那找去唄現在。村長說，上哪找去？你咋找？大漢指著我，他知道，問他。村長看我一眼，又嘆口氣，說，算了，城里不比農村，他還有槍。又跟爺爺說，下次他要再來，第一時間跟我說。爺爺說，知道了。

我躺在床上，心里有氣，委屈，眼淚一直流。爺爺從屋外進來，拾掇了下屋子，然后站在我身邊，良久。他說，起來吃飯吧。我不說話。他說，你也不小了，得懂點事兒。他說，有些東西你也該知道好孬了，認識晚了，能跟你一輩子。我爬起來，哭著說，是你跟他們說我爹在家的。他說，他不是你爹。我激動地說，他是我爹，他就是我爹。他嘆口氣，轉身，到堂屋門前坐下。我趴在床上，“嗚嗚”哭。

半晌，我哭累了，他又進來，說，他是你爹，為啥不帶你走呢？我沒說話，心里較勁。他說，他是你爹，兩次回來，為啥都不是為了你呢？我說，他就是我爹。他喊，你沒那個爹！我喊，他就是我爹！他氣得發抖，右臉一陣痙攣，粗重的鼻息填滿整間屋子。我半跪在床上，握著拳頭，惡狠狠地跟他對視著。他的眼眶竟然紅了，睫毛閃起來，他咬著牙說，有錢沒錢，人得本分，生下你爹是我造孽，但你不能成為他。他說，你永遠，永遠都不能成為他那樣的人。我忽然松懈下來，力氣沒了，好像身體都變小了，看著他，只感到雄壯。他說，我老了，什么也給不了你，只能讓你不走歪路。

幾個月后，我翻弄郝華明留下來的行李箱時，在拉鏈夾層里發現了那把槍。我模仿他的動作按下釋放倉，彈匣退出來，里面還有五發子彈。我沒有告訴爺爺，把槍藏了起來。那槍沉甸甸的，槍管有褪色，拿在手上老往下墜。長大后我總會想到這件事。我十幾歲的時候，握著一把槍，感到重量，心情卻很輕快。每次舉起，槍口都會埋低，我卻總想著把它握正，握直。我不恐懼，而是興奮，并且有無數次的念頭想把子彈射出去。

1992年，我十六歲，輟學后加入了孫劉村治安保衛委員會，全天班，主要工作是巡邏和打掃衛生。組建保衛隊的目的并非保衛，而是為了向政府要撥款，所以隊里在職八人，實際只有四人，算上我，還有兩人分別是郝青奧和村長的兒子，平均年齡不超過十六歲。因是虛差，待遇不錯，每月三十塊錢，中午村委會管飯，空閑時間也多，逢農忙，可以先緊著收糧來。

那天是1992年的9月20號，正值秋收，地里玉米熟了。村長家地多，他花錢，雇我們幫他家收，白天忙活一整天，等到晚上收工后才有閑空去照顧自己家的地。我家有兩塊地，一塊三畝，一塊二畝半，收成不錯，玉米棒又大又滿，收不了半列，地板車就裝滿滿當當的了。

那天是幫工的最后一天，收工晚了些，村長一人加了兩塊錢，晚上八九點鐘才放我們回去。我回家的時候爺爺已經躺下了，那兩天他拉地板車傷到了腰，難活動，只有躺著才能好受一點。他問我，忙完啦？我把錢給他，十二塊錢，兩塊的還是張新票，說，完了，村長多給了兩塊。

他接過去，塞在枕頭底下，說，鍋里有飯，你熱熱。我說，村長說，等莊上收完棒子，他請個戲班子來。他撇頭看我，來了興趣，是嗎？我說，說請商丘的，團里的。他放大了音量，是嗎？我說，你可有福了。他語調高昂起來，商丘那是正規軍，啥都能唱，劉忠河就是商丘的。我說，你聽過？他說，十里鋪，牡丹的，就咱隔壁，之前賣蒜的時候聽過，唱得不錯。我搬了把板凳坐下，問，你愛聽啥？他想了想說，《血濺烏紗》。

我說，唱兩句。他看我一眼，唱兩句？我說，唱兩句。唱兩句就唱兩句！他拍了下床，坐起來，靠著衣柜，尖聲哼唱起來：“人蹤滅鳥飛絕蕭殺景象……”我木愣愣地看著他，說，真好聽，以前沒仔細聽過，還真好聽。他笑笑，你小孩。我說，大了就喜歡聽了？他說，不是，大了就知道用心了。我說，爺，等我長大了，有錢了也給你請戲班子。他看著我，笑著。我說，真的。他說，不用，你有錢了，給我買個錄音機就行，哪兒聽不是聽？我說，行！買錄音機！他又說，也不用買，你長大了，我就放心了。我說，買！必須得買！天天給你放！他笑得樂不可支，一個勁點頭，行！買！

吃完飯，我把門鎖上，趕黑去地里收玉米。玉米能放，但不能住在根上，必須得趕在十月前全部收完。晚上十二點多，我把剛摘下的玉米挪到地頭，打算再摘兩列，然后一起往家送。這時隔壁地里傳來窸窣，一個人影，伏著身子，正鬼祟地朝我移動。我喊了一聲，誰啊？人影停住了，站直，很輕快地走到我面前，笑著。他比之前胖得多，就是頭發變少了。

我很驚訝，說，你咋來了？他笑著拍了我一下，咋說話呢，喊爹。我說，爹。他掐著腰，四處看了一下，說，咋大晚上摘啊？我把幫村長干活以及進入了保衛隊的事兒跟他說了一遍。他點點頭，仔細看我一眼，真行，大小伙子了。我笑笑，問他，你回家啦？他說，回了，你爺爺說的，你在這兒。又說，還有多少啊？我揮了一下手，還差半畝。他四處望了一眼，編起袖子，撿起玉米往地頭扔。他說，趕緊的，別閑著了。

我們兩人一人一列，挨著，步伐一致，連扒下玉米棒往蛇皮袋里扔的動作都很協調和默契。我問他，爹，這幾年你都去哪了？他說，沒走遠，就這一片。我說，濟寧嗎？他說，牡丹你去過沒？我搖搖頭。他說，我在那上班，出門就是個牌坊，幾百年歷史呢，老氣派了。我說，好看嗎？他說，還行。看我一眼接著說，等哪天我領你去看看，領你玩玩。我說，行。他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說話，專心扒玉米，時不時撩開漫在頭上的玉米穗。

月光從葉子縫隙中透出來，碎屑在空中閃著，射出灰來，如同迷霧。他忽然喊我的名字，問我，我的行李箱你知道去哪兒了不？我說，爺爺扔了。他說，啥時候扔的？我說，有一兩年了。他說，行。又說，里面你看見有啥東西沒有。我停下，看著他，啥東西？他笑了笑，沒事兒，扒吧。

我們專心扒玉米，兩列地，不到一小時就清空了，然后我們互相傳遞著，往地頭送，很快弄完。他坐在田埂上，拍身上的灰。我說，你先歇會，我回家取車。他攔住我，不急，你也歇會，我這就走了。我挨著他身邊坐下，這就走啊？他說，對，有點事兒。我低頭想了想，我爺爺是不是罵你了。他點點頭，張嘴，但沒能說出來，只呼出一大口氣。他調整了幾秒，眨眨眼說，你咋想的？也不能一直在這兒待著。我說，為啥不能？他看我幾秒，說，沒說不能，就說你大了，應該換個活法。

我不知道怎么回復，只能點頭，忽然，我想起另一件事兒，說，我爺爺腰傷了。他說，是嗎？我說，還挺厲害，這兩天床都難下。他點頭。我說，牛大夫說有個藥，吃了就能好，但只有城里有……他哭了，我嚇了一跳，咋了，爹？他搖搖頭，擦了下臉，行，我下次來就給他帶回來。我說，不用，一會兒送完棒子，我跟你去吧，明天買到藥了，我自己回來。

他反應很快地說，不行。又說，咱倆不一路，我不往城里走，過兩天我就送過來。我抓了把土，從指縫里慢慢泄，說，行。我陪他坐了十多分鐘，什么話也沒說，然后他站起來，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像是有話說不出來。他說，又忘了給你帶糖了。我說，什么糖？他看著我說，你小時候說過，想吃軟糖。我笑了一下，那都多久了，我吃過了，也不喜歡吃了。

他沒笑，一直看著我，好像很遺憾。他點點頭，說，行，就這樣吧，我走了。我也站起來，送他進入隔壁的空地，空氣流動起來，能聞到麥秸焚燒后留下的焦臭味兒。我在地頭停住，目送他。他回了幾次頭，但腳步不停，直直往前走，消失在一片曠野里。

然后我回家取車子，發現堂屋亮著燈，我進去，忽視了屋里的凌亂，看見我爺爺歪倒在地上，兩只腳還搭在床邊，脖子上套著一圈繩子。之后的事兒我忘得很多。還記得的是我喊了他幾聲，但沒敢靠近。

我意識到他死了，被人殺了，而那個人很有可能是我父親，但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我還在擔心地里的玉米。那一刻我不悲傷，只有震驚，還有無所適從。我記得我跑向村委會的畫面，還有我想象中的畫面——郝華明在玉米地和曠野中穿行，越走越遠。

我爺爺是被勒死的。牛大夫說，死后他的頭還被砸了，應該裂了條縫，但沒有血，很奇怪。我站在院子里，村長從屋里出來，站我身后，猶豫了片刻說，青松，你不小了，咱們死者為大，別讓你爺爺出丑了。

我呆滯地轉頭，看著他。他說，村里拿錢，你提要求，咱按白事兒辦吧。我說，他回來是來找槍的。他說，啥？我哭了，說，他是來找槍的。他說，什么槍？我說，我日他親娘，他把錢也拿走了，十二塊錢，那是我給我爺爺的。村長說，錢我可以給你。我瞪大眼睛看著他，一直說，不停地說，他把我爺爺殺了，他把我爺爺殺了。

03

村里給爺爺舉辦了葬禮，靈堂、孝幡、紙房子、戲班子，什么都有，算得上隆重。下葬后我找到村長，提了一個要求，幫我家地里的玉米收完，賣了，錢先墊付，我需要錢。

村長沒說什么，給了我六百塊錢，幫我找了一輛去城里的貨車，晚上就能出發。臨行前我在他家吃飯，吃完一起看電視，新聞，正報導“富康”汽車的銷量。 他忽然嘆口氣，看著我說，這是歷史遺留問題，被圈住的人太多了，事兒難辦，你別怪罪大爺。 我說，我家的事兒，跟你們沒關系。 他說，你想咋辦？ 我說，找著他，殺了他。

我去了城里，到西關的錄像廳，已經關門了，換成了家飯店，老板跟姓高的沒關系。92年年底，我進了家歌舞廳，一邊看場子一邊找人。老板姓粟，原是縣鋼廠的供電科科長，86年跟人打群架被國家教育過，很大方，講義氣，信奉江湖那一套，我又在打架上有點天賦，因此挺賞識我。93年春節，我跟去他家過年，桌上講了之前發生的事兒，他哭了，第二天就給我買了個錄音機，十幾套戲碟，跟我保證，人肯定幫我找著。

一開始我繞著金鄉找，找遍了，便挑空去濟寧、牡丹這些地方，都是賭場，逢人打聽，收獲最多的是“滾”。牡丹有個車馬店，賭場，周邊最大的，我在那兒蹲過兩天，老板是個粗壯的大漢，下巴上的胡子又長又硬，跟針似的。他每天都會到店旁邊的田地里走上一圈或兩圈，時間不固定，像在找什么東西。有時他會走到地尾，在最遠的距離望著車馬店，行為挺讓人費解，但我覺得他是個人物。

我在歌舞廳待了差不多兩年，期間是打聽到一些消息，但都不對，或者去的時候已經跑空了。這兩年我攢了一些錢，有辭職的打算，想專心找人。粟哥沒啥意見，他支持我，讓我按照自己的想法來，但事兒得先摸準成，最起碼得知道人在哪兒。那時候店里的情況不太好，谷秀路新開了家店，老板是放高利貸的，挺有錢，人脈也比粟哥多，花錢把我們店里的領班撬走了。領班一走，也帶走了技師，剩下的都是對方瞧不上的，連開業都困難。

粟哥找中間人說和過，拿著禮，親自去，結果連門都沒讓進，看店的混混把他從店門口攆到路邊，跟趕狗似的。粟哥氣不過，領著我們幾個，又找了些人，把幾個混混截住揍了一頓。粟哥有解釋，揍為掙個面子，也為揍個威望，最起碼能讓人不小瞧咱。結果當天晚上粟哥就被開腦袋了，得虧送醫快，否則都有可能救不回來。這邊剛挨完打，那邊店又被砸了，動手挺狠，就是奔著讓我們倒閉來的，砸得基本上沒剩啥，連門都被鑿出好幾個洞。

那年是1994年，我剛十八，有好多東西看不明白，卻很自信，并且異想天開地以為已經掌握了世界。我取出槍，喊了幾個人，打算報復。原計劃是趁著營業點闖進去，照著棚頂開一槍，但又琢磨只有威懾力，沒有實際的破壞，于是又定店里休息時過去，那時看店的人少，我們七個人，有足夠的時間把店砸透。

結果到那天，一開始的情況就不太對勁。有三個人沒來，挨個去家里找，家里人說人天還沒亮就出去了。當時到這兒，回頭其實還有救，或者說，回頭就不會改變我之后的一生。但我還是去了。

我們四個人，步行，從南走到北，到地方再繞到店后門，利用樹爬上二樓。我頭一個，用錘子敲爛窗戶，把碎玻璃清理干凈，響聲很大，但屋里沒有動靜。我們全部鉆進來，二樓沒人，整個樓里沒有亮光，安靜至極。我們下到一樓大廳，仍未看到人，還沒等納悶，只聽“唰”的一聲，樓上樓下忽然亮起來，隨即上下左右都涌出人來，叫罵著，向我們沖過來。

我沒能抵抗多久，或者說，沒抵抗住幾下，幾秒的功夫就被打倒在地。棍棒往我身上招呼，我蜷縮起來，全身都在痛，各式各樣的痛。擊打停了，大概是有人喊了一聲。樓上出現一個中年人，平頭，很胖，穿一身運動服。我撐著地起來，忍痛蹲在地上。另外三人都躺著，老二肚子上流出血，恐慌地叫喊著。平頭說，我日恁娘，偷東西是吧？我說，哥，我們錯了。他說，小逼崽子。我說，哥，錯了，他們得去醫院，人死了也給你添麻煩。

他笑了一聲，四個小偷偷東西，我打死你們都不多，添啥麻煩？一個混混笑罵一聲，往我頭上扇了一巴掌。我說，哥，真錯了，你說怎么辦，我都認。他跟旁邊的人對視一眼，人小話還整得挺規矩。又說，窗戶你們給我打爛了，得賠吧？我說，賠，指定賠，我現在沒錢，你讓我們回去，一會兒我就給你……他攔住我，那不行，窗戶爛了，賠錢有啥用？我沒說話。他說，賠點身上的吧，沖沖晦氣。我說，行，我賠，窗戶是我打爛的，他們也是跟我來的，讓他們走吧。又說，他們有家，出事兒了你也麻煩，我沒家，死了也沒人找我。他看了我幾秒，笑著說，行，辦事兒挺規矩，出去了知道咋說？我忙說，自己弄的，西關街衛生院大夫我們認識，查不到你頭上。他點點頭，揮了下手，幾個混混架著他們仨出去。

平頭說，跟他幾年了？我望著三人的背影，說，誰？他說，誰？你老大。我一直看著，仨人到了路邊，邊哭邊攔路上的車。平頭催促，問你話呢。我說，算上今年嗎？他說，廢話，今天也算。一輛三輪車停下了，司機下來，幫著把人往車上架。我松了口氣，轉頭說，差不多兩年。他搖了兩下頭，點了根煙說，行，就說這事兒吧。

車開走了，我站起來，看了眼兩邊，從懷里掏出槍來，舉著，瞄著他。他愣了一下，下意識低了下身子后才反應過來，笑了，說，你是真不怕死啊。混混們舉著棍棒，一點點往前湊，嘴里罵著。我朝上舉，沒有遲疑，扣動扳機，開了一槍。那一刻，整個大樓像晃蕩了一下，所有人都彎下了腰，然后迅速退到一邊。

我轉身朝后走，無人再攔，通通避開。這時平頭喊了一聲，混混們又試探地圍過來。我轉過頭，舉起槍，紅著眼說，槍里還有四發子彈，你要攔我，我就用上兩發，先打死第一個人，再打死你。說完，我掃了一眼，往后走，一步一步，走得安穩，沒有一個人敢有動作。就要接近大門時，我感到后背猛地一沉，連著腦袋，一瞬間，變鈍了，像是血液堵住了，耳邊爆發蜂鳴。我被打倒在地，一個十四五歲的男生站在我面前。

他全身發抖，雙眼通紅，持著一根棍子，奮力朝我身上一砸，一下，兩下，他沒有停頓，好像發瘋，一遍遍砸，大聲喊著，操你媽！打死你！諞能！我讓你諞！

場上的人都傻住了，連同挨打的我，也被他的氣勢征服。我用手擋著，邊躲邊往后退，我沒想到反抗，面對這個身高和體型都不如我的男孩，我只想到跑，他的決心比挨打本身更可怕。胳膊的疼痛已經被我忽略了，我不氣憤，甚至有一刻感到了絕望和茫然，我怕了，那短短的幾秒使我充滿著恐懼，所有的自負都跑遠了，一個小時前我還在想著復仇，做出一件驚心動魄的大事兒，一分鐘前我還在為掏出槍而沾沾自喜，而現在我只想要活著，那超過了一切念頭，能活著，讓我干什么都行。

一只腳忽然從我身后踢出來，力度不小，把男孩直接踢飛了出去。我抬起頭，看到一個男人，戴著一副眼鏡，背頭，大約三十歲的長相。他看我一眼，把我拉起來，用力地推我出去，然后從地上撿起手槍。

打紅眼的男孩再次撲上來，他輕輕側了下身，躲過棒子，接著敏捷地用槍把往男孩頭上磕了一下。他的動作很快，退出來，拉住我，往對面巷子里跑，跑出巷尾，街邊停著一輛摩托車。他先托我上去，讓我坐到油箱上，他再上來，喊我往前趴，然后開走，整個過程不超過兩分鐘。

他載著我來到一個村子里，北頭第一戶，獨門獨院，三間屋，都沒有住人的跡象。他架著我進堂屋，把我扔在地上，馬上又回到大門前，隔著門縫觀察。我想爬起來，但全身都痛，尤其左手胳膊，抬不起來，好像斷了。

五分鐘后，他進來，從我身上跨過去，到桌前，剝了眼鏡，背頭竟然也薅了下來，一瞬間老了十歲。我撐著地，靠在椅子上，說，謝了，叔。他背對著我說，報復啊？我說，啊？他轉過身說，你找姓丁的，是報復啊？我低下頭，沒說話。他看我呲牙咧嘴，蹲下，粗暴地翻動了我兩下，然后拍了拍我說，身體挺好，挺抗揍。我說，謝了啊，叔。他說，問你個事兒。他從腰里掏出手槍，比劃了一下，說，這槍哪兒來的？我說，撿的。他說，哪兒撿的？我說，就是路上。他說，哪個路上？我看他一眼，靜了一會兒說，我們店里客人的，我撿的。他說，你們店叫啥？我說，紅日坊。他始終盯著我，大概一分鐘，笑了，說，我記得我沒去過你們店啊。

我看著他，想了想說，叔，你救了我，我也沒啥給你的，這槍，你要想要，你就拿走，算我孝敬你的。他笑了笑，當我耍混？我說，不是，叔，你肯定不是一般人。他沒回復，在板凳上坐下。我說，叔，我不多麻煩你，歇會兒我就走。他說，你開槍了，你能去哪兒？回去找抓啊？再把我供出來？我說，叔，我雖然小，懂的不多，但這種事兒我辦不出來。他看我幾秒，點點頭，“嗯”了一聲。又忽然問，你沒家？我不理解他為什么會問這個，但還是搖了搖頭。他站起來，把桌上的半瓶水扔給我，說，那你就在這兒待著吧。

我在那個小院里待了有一個星期，養傷，看屋子前主人留下的故事書，期間沒有出去過。他每天早上出門，開著摩托車，要到下午才拿著打包好的飯菜回來。我對他一無所知，他很少說話，我問他什么，得到的也多是不回應，少有的開口講話，一般都是“食不言寢不語”這類的。

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多少能猜到一些，跟粟哥的生意應該差不多，偏黑，但性質可能要更惡劣。他不是這個小院的主人，可能連關系都沒有，因為堂屋門的鎖是被鑿開的，大門的鎖也是新換的，還有摩托車，我在屋里翻到了一個駕駛本，是另一個人的。

他早上出去，下午回來，把飯放桌子上就回屋休息，中間會去趟茅房，幾天下來，都是這個流程。他挺奇怪的，奇怪到讓人感到無聊，連我爺爺都不會在一個什么都沒有的房間里一直待著，就好像是藏了起來。

一天晚上，他從屋里出來，沒有去解手，而是在門前站著。我坐直，問他，咋了叔？他看了我一會兒，沒有說話，進屋，把門關上。二十多分鐘后，我剛迷瞪，他又出來，站著。我說，咋了？他說，說兩句話。我坐直，看著他。他說，金迎杰你認識？我說，認識，俺們店里的，老二，上次就他跟我一起去的。他點點頭，說，警察查這事兒了，人找著了，另外那倆進去了，金迎杰住院，好了也得進去。我翻下來，急切地說，這事兒跟他仨沒關系啊！是我找的他們。他說，嗯，你是主謀，他們是從犯，警察也找你呢。我沒說話。

他說，明天我也要走了。我抬頭看他，啥時候？他說，你不是問我干啥的嗎？他進屋，提出一個黑色袋子，掀住底，往下倒，“咣當咣當”，掉出好幾把槍來。他說，你上次找的那個老板，叫丁賀，有人花錢找我，讓我把他殺了。那天我本該動手的，結果你來了，你要沒來，吃埋伏的就是我了。

我看著他。他說，我干的就是這一行，干一趟，一兩年餓不著，但得見血，有時候殺人，有時候卸個部件。說這些，是給你指條道，你沒家，警察正找你，進去不往多了說，最起碼得有五年。你現在走，我跟你打賭，不出兩天，警察就能抓住你。要么你就跟我走，給我打下手，咱倆一起干。

我沒說話。他收起槍，把袋子抗肩膀上，從兜里掏出一把錢放桌上，說，我現在就去，你自己想想，就這兩條路，哪一條都難，是一輩子的事兒。你要走，趁我沒回來走。如果跑，往南，往外跑，從山東跑出去，一直往南。他說完，把袋子放摩托車車籃里，打開大門，開了出去。我坐著，望著錢，突然有些心酸，眼淚流下來，我想起1992年的那個晚上，郝華明來地里找我，陪我扒玉米，問我槍，然后說了一堆廢話。我想不通，連一個認識只有一個星期的陌生人都能說出“跟我走”這三個字，為什么郝華明不能呢？他為什么不肯帶我走呢？

我等到六點過，大門開了，他推著車子進來，我往外迎。他很平靜，撂下腳撐，往里走了幾步才看我，問，想通了？我說，嗯，你說的時候我就想通了。他沒有過多的反應，點頭往里走，說，行，收拾吧。我說，但我有個事兒。他停下，說吧。我說，槍不是我撿的，是我爸的，他把我爺爺殺了，我得找他，把他殺了。他思考了幾秒，說，幾幾年？我說，92年。他說，槍？我說，不是，我爺爺，他是92年死的，槍是89年。他靜了很久，然后說，行，我陪你找。我說，啊？他推開我，邊走邊說，你不是要找你爸嗎？

我們把屋收拾了一遍，掃了地，扔了垃圾，燒了衣服，摩托車擦了，汽油灌滿了，被子疊好塞進櫥柜里了，連糞坑都埋上了。臨走前，他把桌上的錢鋪好，又從兜里掏了幾張，約摸五六百塊錢，折起來，用一只碗扣上。他看我一眼，問，你不問為啥？我說，我知道，職業操守。他搖頭笑了。我說，還有，等主人回來，發現錢，就不會往外傳消息，財不露白。他說，傳啥消息？我說，傳有人在他家住過。他說，年紀不大，挺老成。我說，我爺爺教的。他點點頭，沒說話。

我們出了院子，到大門，他從包里掏出一把舊鎖來，換下新鎖，將門鎖上。太陽出來了，暖光從鄉間地頭蔓延過來，金燦燦的，照得大地閃耀。我們迎著朝陽往前走，走過田地，穿過樹林，蹚過兩條沒有特征的河，路過一大片我從未接觸過的風景，四野寂靜，陽光正盛，太陽照射在玉米地和其他農作物上，五顏六色。

我們走了很久，然后在一個被樺樹林占據的土坡上停下休息。他把水壺遞給我，問我，你叫什么？我說，郝青松。他說，青松，還挺好聽。我說，我是青字輩的。他點點頭，說，我叫王啟宏，啟字輩的，但一般人都叫我王宏。我說，王叔。他說，你入行了，得改個名字。我說，我喜歡胡鐵花，叫鐵花吧？他說，胡鐵花是誰？我說，楚留香里面的。他說，名字，不是外號。我說，那你給我想一個。他說，行，我給你想一個。他想了一會兒，說，我是啟字輩，再往下行字輩、春字輩……行運怎么樣？我說，行！他說，那你以后就叫王行運。

我說，行，我叫王行運。

他難得樂了兩聲，站起來，拍拍屁股說，走吧。他收拾著行李，我站起來，看到四面都是樹，沒有路，我忘了是從哪兒上來的了。爺爺說，城市就是從樹林里走出去的，北京、上海都是從樹林里走出去的，他們在樹林的東南西北。我摸不著方向，問他，往哪兒走？他挎上袋子，順著坡往下走，說，往前走。

未完待續...

編輯｜蒲末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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