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歷史上規模最大死亡人數最高的瘟疫，那么就不得不提到在美國首次爆發，之后卻被冠以“西班牙大流感”之名的1918大流感了。

在當時全世界總人口才不過17億的情況下，這場堪稱浩劫的恐怖瘟疫，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便感染了近5億人，造成了總計超過5000萬人的死亡。

如此慘烈的后果甚至致使各國因為大量青壯年被感染死亡，而不得不提前結束了當時正在進行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直接改寫了人類的歷史。

這場席卷全球的末日瘟疫，最早被記錄的病例來自一名叫做艾伯特·吉切爾的美國人。

1918年3月，在美軍一座容納了5.4萬人的兵營擔任廚師的艾伯特，因為持續不斷超過40度的高燒，而被迫進入了醫院進行治療。起初除了艾伯特的家人，其他人對這件事并沒有太過在意，軍營的高層指揮官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他患病這件事。而艾伯特的同事和朋友們，也只是當他染上了春季常見的流行性感冒。

然而令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就是這看似毫不起眼的“流感”，在接下來的幾天內迅速在兵營里傳播開來。由于一戰時期軍營的人流本就格外密集，艾伯特發病前的工作又注定他每天會與大量士兵接觸，再加之當時軍隊里對衛生和疫病的管理根本稱不上專業和規范。

故而到當月底，整個軍營已有超過1100人因感染這種癥狀格外嚴重的流感而住院，更有38名士兵因流感引發的肺炎而喪生。

正常來說傳播性如此強大，致死率又不低的疫情本應引起美國軍方和政府的重視，但在經過內部商討之后美國軍方卻選擇封鎖消息淡化影響，將這場在軍營里爆發的疫情強行壓了下來。

之所以美國軍方和政府選擇這樣做，是因為當時正處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關鍵時刻，這座軍營里聚集起來的5萬多名士兵，也將在接下來奔赴歐洲戰場的前線。

因此軍方不希望因為這場原因不明的流感疫情，影響到軍隊的士氣和接下來的軍方作戰計劃，同時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國政府擔心大量隔離生病的士兵會給大量被拉來的新兵逃脫兵役的借口，干擾到全國各地如火如荼的征兵進程。

總而言之出于各方面的利益考量，美國政府不僅沒有封鎖這座軍營，反而按照原本的計劃將這些士兵盡數運往了歐洲戰場的前線，也正是這個選擇打開了這個盛滿了瘟疫與死亡的潘多拉魔盒。

這些感染了病毒的美軍士兵，成為了戰場上移動的瘟疫散播器，致使流感病毒以難以想象的速度在整個歐洲散播開來。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包括英國、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國在內，都爆發了大面積的疫情。根據當時的史料記載推斷，最嚴重的時候僅法國軍隊里感染了這種新型流感病毒的士兵人數，就達到了約四分之三，英國軍隊里也有一半以上的士兵受到了感染，等到1918年春季末尾的時候，幾乎整個歐洲都陷入了這場大流感的威脅之中。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當時這種新型流感病毒只是傳播力驚人，大部分情況下致死率并沒有比普通流感病毒高出很多，在幾天的高燒和不適后大多數病人都慢慢恢復了健康。

可也正是因為如此，這場瘟疫的危險性被當時的各國政府大大低估了，出于和美國政府和軍方同樣的考量，處于戰爭之中的歐洲各國都不約而同的采取了極為嚴厲的戰時新聞審查制度，選擇對民眾封鎖與這場超級流感有關的任何報道。

在此期間一直宣布中立的西班牙，是整個歐洲僅有的幾個沒有施行戰時新聞審查制度的國家，因此該國媒體對這場前所未見的超級流感進行了大量報道，以至于在各國眼中西班牙成為了“最早發現新型病毒”和“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

西班牙就這樣因為報道了真實狀況，而成為了這場超級瘟疫的“發源地”，替美國背下了這口巨大的黑鍋，直到現在很多國家仍舊以“西班牙大流感”來冠名1918年這場永遠載入人類歷史的大瘟疫。

隨著春季過去，這場傳播范圍廣泛的超級流感似乎也和普通流感病毒一樣，出現了明顯減弱的征兆，很多政府都樂觀的估計疫情很快就會隨著有抗體的人群增多而過去。然而事態的發展卻不遂人愿，表面的好轉只不過是暴風雨前最后的寧靜。

由于各國政府放任疫情的肆意泛濫，大量的傳播和感染還是不可避免的在致死率上出現了危險的變異，這種變異后的新型病毒最初是從哪里出現的已經不可考了，但變異后的危害很快就展現在了人類的面前。變異后的新型病毒致死率從百分之零點幾一躍攀升到百分之十！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死亡瘟疫，而一名青壯年從感染這種變異病毒到因嚴重的肺炎和積液窒息而亡，往往只需要一天的時間。

1918年秋一艘從非洲塞拉利昂返回英國的運兵艦上，大量士兵感染了這種變異的流感病毒，還沒等抵達英國軍港船上就已經有近八成的士兵，被這種致命的變異病毒擊垮了，在患病的士兵當中更是出現了高達10%的死亡率。而這種糟糕的狀況遠不止在一艘船上發生，等到士兵們艱難的登上了陸地，管理軍港的英國皇家海軍也完全沒做任何有效的隔離措施，只是簡單的收治了患病的士兵，放任其它人員隨意的走動。

很難說該流感的第二次大爆發，是否來源于這批英國運兵船，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同樣的情況幾乎在每個參戰國內同時發生著，過度看清這次大流感影響的歐洲各國政府，此刻終于付出了難以挽回的慘烈代價。

1918年秋伴隨著變異病毒傳染率的急劇擴張，數以萬計的老人和孩子在疫病的痛苦中死去。更令各國政府惶恐的是，第二次變異流感引發的死亡人數在統計學上呈現出了極為明顯的“W”形分布，也就是說高死亡率的人群除了抵抗力低下的老人和小孩，還有理應康復率最高的20-35歲的青壯年！

對于這個詭異至極的死亡分布，科學家們給出的解釋是變異后的病毒無論繁衍速度還是攻擊性都得到了質變和增強，因此會導致人體免疫系統更為激烈的反應。由于青壯年的免疫系統強大，這種情況下引發的高燒和炎癥也更為劇烈，甚至會造成重要的臟器尤其是肺部的損傷，從而導致患者因呼吸困難死亡。這種免疫系統的過度反應，后來被研究者們稱之為細胞激素風暴，相比之下老年人和兒童因為免疫力較弱，所以因病毒而激發的免疫系統反應也比較溫和，反而讓身體有了慢慢療養恢復的機會。

總而言之不管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擺在當時歐洲各國政府面前的直接問題是，充當戰爭主力的青壯年們，正因為日益肆虐的流感病毒大量死亡和喪失戰斗力，對于各個國家來說繼續維持戰爭都變成了件困難的事情。

可即便如此，已經因戰爭而瘋狂的歐美政客們仍不肯輕易的放棄手中的利益，一邊用更加血腥嚴厲的手段壓制疫情信息的傳遞，一邊向民眾們鼓吹“戰爭給我們帶來的威脅遠遠大于病毒傳播的風險”，拼命的將國內健康的青壯年送上前線。與此同時各國還妄想通過強化軍隊的醫療條件，來遏制疫病給前線部隊帶來的威脅，像當時的美國政府就將國內近萬名經驗豐富的醫護人員送上前線，希望能夠維持住軍隊的戰斗力。

可在當時惡劣的戰場環境下，這種無腦增調醫護人員的做法對于抵抗疫病根本就是杯水車薪，不僅對抗擊疫病沒有絲毫的幫助，反而導致國內醫療力量的空虛，因此染病的患者和死亡人數進一步激增。

除此之外很多人為因素也使得這次疫情的惡劣影響進一步倍增，比如由于西方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大量出生非洲和亞洲的醫護人員被排斥在抗擊疫情的戰線之外。實際上這次流感病毒在當時同樣影響到了廣袤的非洲地區，和包括日本和我國臺灣省等部分亞洲地區，但相較于歐洲這種病毒在亞非地區的致死率存在著明顯的差別，不僅死亡人數很低，感染后的癥狀也相對輕微。如果歐美地區能夠放棄成見接納大量專業技術嫻熟的非洲醫療人員，那么絕對能夠大大降低這場超級瘟疫所帶來的危害。

盡管當時歐洲各國也投入了大量資金建立專門的研究室，希望能夠找到這種病毒的弱點和應對方式，可在技術相對落后顯微鏡精度甚至不足以發現病毒個體的一戰時期，這種努力注定是難以在短期獲得成效的。

等到了1918年冬天這場超級疫病終于度過了高峰期后，被感染人數已經需要用億來計算了，數千萬人因此被奪去了寶貴的生命，乃至各國政府高層人士也無法躲避病毒的威脅。到了這個地步再要通過宣傳手段，來壓制和隱瞞疫情的嚴重性已經沒有用了，因為幾乎每個家庭都有親人因為這場浩劫而死亡。

當然更重要的是，因為青壯年的死亡人數實在是太多了，一戰各國也無力再將戰爭維系下去了，隨著德國的投降戰爭也終于迎來了完結。盡管在第二年春天，變異流感病毒再次來襲，但由于戰爭結束人口的流動性已經不再那么頻繁，加上全世界有了大量康復后帶有抗體的人群，造成的危害已經遠遠不及第二次爆發時的嚴峻了。當然即便如此，最終第三次1918流感病毒的爆發，還是帶走了數百萬人口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