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安徽安慶夢寐以求的“皖劇”是丁永泉1926年仿制湖北楚劇名稱而來，1926年9月10日湖北“楚劇”是“湖北劇學總會籌備會”和“湖北楚劇進化社”組織名義和參會代表共同商議決定的“楚劇”劇名。而安徽安慶丁永泉1926年被軍警所抓，在法院公開審判時有知識分子捎信給丁永泉等演員們辯詞言：“法官要問你們唱的是什么戲？就說是皖劇。人家的京劇、楚劇能唱，為什么我們的皖劇不能唱？”。安徽黃梅調（解放后定名“黃梅戲”）是否真實改名為“皖劇”，“皖劇”是否在社會之中公開流傳稱呼被觀眾所接受，缺乏黃梅調改名皖劇事實依據，一個法院辯詞“皖劇”豈能成為改名的證據？

　　1938年10月至1946年5月湖北楚劇藝人王若愚率楚劇抗敵流動宣傳隊(湖北問藝楚劇宣傳第二隊)赴川支持大后方作抗日宣傳，安徽安慶黃梅調（戲）藝人龍昆玉、胡玉庭、丁永泉、龍甲炳（丙）又在何處？

　　黃孝花鼓戲（楚劇、安徽稱為“湖北花鼓戲”）與鄂東的東路花鼓戲（現又稱“麻城花鼓戲”）、黃梅采茶戲（又稱“采茶調”、安徽稱為“黃梅調”）有明顯的共性，同出一源。主腔都是在哦呵腔的基礎上形成的。黃孝花鼓（楚劇）吸收了各路花鼓戲的劇目（腳本），在劇目上呈現多來源的復雜現象，特別是東路花鼓與黃孝花鼓戲（楚劇）之間，相互師承，同臺演出，互相吸收；而東路花鼓戲與黃梅采茶戲之間，也相互師承，交流頻繁，所以黃孝花鼓戲（楚劇）、東路花鼓戲、黃梅采茶戲，劇目相同者甚多。

　　1952年11月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處輯，新文藝出版社《華東地方戲曲介紹》出版（1951 年 4 月《戲曲報》、2006年王長安主編《黃梅戲志》、2009年王長安主編《中國黃梅戲》）載張紫撰《黃梅調的初步調查》：據我們初步調查研究，黃梅調是自鄂東地方發展而來的，其所以叫黃梅調，是由於它是從湖北黃梅戲演變而來之故。黃梅調最初的三十六本戲，就是湖北黃梅戲的原來腳本，不過只流行于皖西地區。

　　安徽黃梅戲（黃梅調〔平詞（平板）〕）、倒七戲（廬劇〔三七〕，含六安霍山采茶戲）、皖南花鼓戲（〔淘腔（迓腔）〕）唱腔主腔（主調）來源于湖北鄂東打鑼腔系統之哦呵腔（黃孝稱為“迓腔”、浠水稱為“蘄水腔”、黃梅稱為“采茶調”、麻城和羅田稱為“東腔”），花腔來源于湖北楚劇小調、東路花鼓戲小調（麻城歌、麻城調）、黃梅采茶戲花腔（小戲）等戲曲牌名，其他唱腔皆與湖北打鑼腔系統有關聯性。安徽黃梅戲（黃梅調）、倒七戲（廬劇）、皖南花鼓戲劇目（腳本）來源于湖北楚劇（花鼓戲、楚劇小調）、東路花鼓戲（麻城歌、麻城調、麻城高腔）、黃梅采茶戲（采茶歌、采茶調）等。

1985年陸洪非著《黃梅戲源流·初入安慶市區》

　　1926年的年底，由葛大祥出面租了安慶市吳樾街中興旅館二樓，讓分散活動的黃梅戲藝人集中起來登“臺”演唱，這是黃梅戲進城后第一次在“舞臺”上與觀眾見面，也是它有史以來在鬧市中公開演唱。能夠爭取到這種境遇，與當時安慶政治氣候發生變化是分不開的。安慶這個沿江重鎮，交通方便，消息靈通。

1985年陸洪非著《黃梅戲源流·初入安慶市區》

　　1926年7月北伐軍于廣東出師，迅速進入湖南，九月攻克武漢，對安慶影響很大，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在安慶的活動日益加強，與封建軍閥和國民黨右派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喚醒了沉睡著的古城。革命軍到達武漢后出現的新氣象，頻頻傳到安慶，振奮人心。尤其是湖北花鼓戲于北伐軍到達武漢后，脫離漢口租界，公開演唱，并改名楚劇的消息傳到安慶后，對黃梅戲的演員和它的支持者更是莫大鼓舞。因此，才有可能在市區的中心公開露面。

　　黃梅戲藝人在安慶市區有了固定的演出場所，靠門票收入還能維持衣食飽暖，觀眾也越來越多，但沒過幾天反動軍警就找上門來。正當他們演出《余老四反情》，有個便衣警察抓住戲里幾句唱詞，說“有傷風化”，馬上把主持人葛大祥和幾位主要演員逮捕，關進了看守所。熱心的觀眾對黃梅戲藝人表示支持，他們到處奔走，爭取到法院公開審判。當時，一位知識分子觀眾捎信給演員們說：“法官要問你們唱的是什么戲？就說是皖劇。人家的京劇、楚劇能唱，為什么我們的皖劇不能唱？”演員們得到支持，在法庭上進行了理直氣壯的辯論，旁聽席上的觀眾又給他們撐腰打氣，終于駁得法官啞口無言而宣布無罪釋放。

　　1962年春天，安徽省黃梅戲劇團到太湖縣演出，有位姓方的老人找到劇團，托人給丁永泉帶了一封信，提到了1926年這場斗爭，并說演員獲釋后，還唱了一場戲感謝大家。丁老讀到這封信后，說：“我記得方先生當時是在安慶一家報館做事，這次他也幫了我們的大忙。不錯，我們從牢里出來之后，是演了一場戲感謝他們。那天，我演的是《何氏勸姑》。”黃梅戲藝人被釋后即在原來的地方恢復演出。

　　這批進入安慶市區的黃梅戲藝人，于1926年年底公開演唱，掙扎了半年之后，又被迫回到了農村。

陸洪非. 黃梅戲源流[M]. 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 1985.09

1956年9月安徽陸洪非在武漢觀看楚劇《狗油錐子》

1956年9月間，我在武漢看到孝感地區演出的楚劇《狗油錐子》，與安徽黃梅戲老藝人胡霞林主演的《砂子崗》比較，不僅情節安排、人物設置相同，而且那種粗獷的表演風格也完全一樣。

洪非.黃梅戲與其親緣劇種[J].黃梅戲藝術,1982,(1): 110-123

金肽頻主編. 《安慶新文化百年 1915-2015 戲劇卷》 2016

1985年陸洪非著《黃梅戲源流·初入安慶市區》

　　1926年7月國民黨的北伐軍于廣東出師，同年9月攻克武漢，革命給社會生活帶來了新氣象，同時也給地方戲帶來新機遇，與黃梅戲同樣遭遇官方打壓禁演的湖北花鼓戲走入漢口租界，公開演唱，并改名“楚劇”，這給安慶的黃梅戲藝人帶來希望。

　　同時期安慶黃梅戲藝人演出《余老四反情》，便衣警察以戲詞有傷風化為由逮捕了幾位主要黃梅戲演員。一位讀過書的觀眾捎信給被羈押的藝人：“法官要問你們唱的什么戲？就說是皖劇。人家的京劇、楚劇都能唱，為什么我們皖劇不能唱？”黃梅戲藝人得到鼓舞在法庭上理直氣壯地為自己為黃梅戲辯護，加上旁聽席上觀眾的支持，終于贏得這場唱戲官司，“皖劇”由此得名。參見陸洪非《黃梅戲源流》，第167頁。

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戲曲研究編輯部編. 《戲曲研究 第124輯》 2022

2010年王長安主編 《安徽戲劇通史·辛亥革命以后的安徽戲劇》刪除丁永泉1926年仿制湖北楚劇改叫“皖劇”的背景經過

1985年陸洪非著《黃梅戲源流·初入安慶市區》

　　1926年，北伐軍正勢如破竹進入長江流域。在北伐勝利的鼓舞下，安慶民眾的革命情緒極其高漲，城中的統治階級則惶惶不安。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黃梅戲藝人開始了進入安慶城的嘗試。這年冬天，城中一位熱愛黃梅戲的廚師葛大祥出面租了吳越街背后的中興旅館二樓，將零散進城的黃梅戲藝人邀集一起在這里“公演”,還出了戲報。沒演幾天，警察就上門了。當時他們正演《余老四反情》，有個便衣警察抓住戲里幾句唱詞，硬說“有傷風化”,馬上把主持人葛大祥和演員丁永泉等抓走關進了看守所。這件事引起了觀眾的憤怒和媒體的關注，很多人主動為無辜的藝人奔走，爭取到了法院公開審判。當時，一位知識分子觀眾捎信給藝人們說：“法官要問你們唱的是什么戲，就說是皖劇。人家的京劇、楚劇能唱，為什么我們的皖劇不能唱？”藝人們得到支持，在法庭上進行了理直氣壯的辯論，旁聽席上的民眾又給他們撐腰打氣，媒體當場關注，終于駁得對手啞口無言，當庭獲得無罪釋放。但兩天以后，又有人來收“娛樂捐”,每天要交十吊銅板，否則不準賣票。藝人們為了維護在安慶演戲的權利，勒緊褲帶繳納苛捐，演出才得以維系，但是在這種高壓盤剝的環境下，藝人的生活是十分艱苦的。幾年來，黃梅戲在安慶的演出幾度進進出出，時斷時續。

　　王長安主編. 安徽戲劇通史[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09.

1947年王若愚《楚劇奮斗史·如何產生“楚劇”二字》“楚劇”的定名

　　原“問藝楚劇二隊”隊長王若愚老先生寫于1947年《楚劇奮斗史·如何產生“楚劇”二字》中，做了詳細記錄：

　　1926年9月10日（農歷丙寅年八月初四），這是楚劇界值得紀念的日子。

　　這一天，在（漢口）積慶里口大華西藥房三樓召開湖北劇學總會籌備會。

　　出席的有新劇代表朱雙云、蔣巖石、章再嗚。

　　京劇代表廖茂林。

　　漢劇代表傅心一。

　　湖北進化社（花鼓戲）代表王若愚。

　　公推章再鳴為主席，程國藩（程子敬）作記錄。

　　會上，傅心一先生提出湖北進化社應該定個劇名。大家表示贊同，進行討論。

　　章再嗚說“就叫湖北地方戲嘛！”

　　朱雙云說“叫鄂劇。”

　　蔣巖石說“叫黃陂戲。”

　　還有其他人說這說那。這時，傅心一說：“湖北古地名為楚，叫‘楚劇’比較好。”

　　王若愚深表贊同，說這兩個字又大方，又文雅。于是將花鼓戲正式定名為“楚劇”，其組織叫“楚劇進化社”。

　　選舉產生了楚劇進化社的組織機構：

　　朱福全為委員長

　　章炳炎委員兼審查組組長

　　王若愚委員兼對外交際組組長

　　李百川委員兼組織組組長

　　陶古鵬委員兼財政組組長

　　徐鑫培委員兼出版組組長

　　黃漢翔委員兼宣傳組組長

　　夏金堂、陳月仙、段殿坤為委員。

　　聘請張松如當文牘。

　　會址設在俊杰里二號樓上。

　　楚劇進化社報漢口教育局備案，局方指派李少仁為指導員。

　　從此，楚劇有了自己的正式名稱和團體。

　　楚劇名伶陶古鵬寫于1933年的《楚劇概言》對楚劇定名的過程雖無詳細記載，但定名時間所記，與上述是一致的。

楚劇定名與楚劇進化社

　　1926年9月7日，國民革命軍攻克漢口、漢陽后，黃孝花鼓戲藝人向市總工會申請建立自己的工會組織。總工會批準成立“花業工會”,楚劇同仁拒不接受“花業”二字，根據陶古鵬的建議，取名為“湖北進化社”。

　　9月10日(農歷八月初四),湖北劇學總會籌備會在積慶里口大華西藥房三樓召開。出席會議的有新劇代表朱雙云、蔣巖石、章再鳴，京劇代表廖茂林，漢劇代表傅心一，湖北進化社代表王若愚。大家推薦章再鳴為會議主席，程國藩作會議記錄，會議確定了湖北劇學總會有關事宜。傅心一先生還提出湖北進化社應該定個劇名，大家表示贊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有的說叫“鄂劇”,有的說叫“黃陂戲”,有的說干脆叫“湖北地方戲”,還有的說就叫“楚劇”,說李百川率團到上海演出時，其班名就是“楚歌社”。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最后還是傅心一先生一錘定音：“湖北古地名為楚，叫‘楚劇’比較好。”王若愚首先表示贊同：“楚劇這兩個字既大方，又文雅。”與會者一致同意，于是將花鼓戲正式定名為“楚劇”,“湖北進化社”亦更名為“楚劇進化社”,系“劇學總會”的團體會員。

　　在成立大會上，選舉朱福全為委員長，選舉章炳炎(兼審查組組長)、王若愚(兼對外交際組組長)、李百川(兼組織組組長)、陶古鵬(兼財政組組長)、徐鑫培(兼出版組組長)、黃漢翔(兼宣傳組組長)、夏金堂、陳月仙、段殿坤等9人為委員，另聘張松如為文牘。報國民政府漢口教育局正式備案后，委派李少仁為楚劇進化社指導員。會址設在漢口俊杰里2號樓上。

　　楚劇進化社在維護楚劇各戲班的營業利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還組織楚劇藝人積極參加了“軍民同樂會”和各種慶祝北伐勝利的活動，組織社員參加了由李之龍為班主任的“楚劇進化社演員訓練班”。

　　1926年9月7日國民革命軍北伐軍攻克漢口、漢陽。

　　9月10月湖北劇學總會籌備會上，黃孝花鼓戲正式定名為楚劇。花鼓戲藝人的工會組織“湖北進化社”隨之改名為“楚劇進化社”。

　　12月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接收漢口新市場今民眾樂園)，改名為“中央人民俱樂部”（又名“血花世界”），李之龍任俱樂部主任。李之龍深入租界考察楚劇。之后，寫出《為什么要提倡楚劇？為社會教育與黨義宣傳而提倡楚劇》一文。

余文祥著. 楚劇進城一百年（1900-2000年）[M]. 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 2001.09.

王若愚1938年10月至1946年5月率楚劇抗敵流動宣傳隊(湖北問藝楚劇宣傳第二隊)赴川支持大后方作抗日宣傳

1943年7月作抗戰宣傳演出的楚劇問藝二隊全體人員在瀘縣合影

　　1938年10月，響應周恩來到后方作抗日宣傳的號召，國民政府學習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第六處組織楚劇藝人建成問藝、曙光、楚藝、青年、合力、問藝二隊等6個抗敵流動宣傳隊。

1943年，龔嘯嵐在重慶編寫連臺本戲《岳飛》15集。郭沫若為之題簽劇名。

　　其中，問藝二隊最為著名。隊長王若愚，副隊長徐俗文，藝術指導員為龔嘯嵐，由沈云陔領銜。主要演員有：高月樓、馮雅南、張玉魂、徐小哈、張美玉、陳金花、髙曉樓、袁璧玉、高月樵、熊劍嘯、高少樓、陳匯南等。演職人員共84人，隨隊家眷89人。該隊于1938年10月20日撤離武漢，途經沙市、宜昌作短暫演出，1939年3月到達重慶。1943——1945年輾轉演出于四川瀘縣、內江等地，1946年5月回武漢。1946年回漢后，即與留漢的建藝楚劇團(關嘯彬、李雅樵領銜)合并，組成問藝楚劇團。

八年抗戰，全體隊員患難與共，團結一心，不計工資低微，堅持進行抗日獻金義演，例行每周一、四兩日為慰勞抗戰軍人演出，并為紅十字會籌募藥費，為教育金募捐以及為鄂豫兩省救災籌賑等，八年共捐獻法幣四百四十一萬元以上。在瀘縣為抗戰義演，還受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的贊揚。

王若愚

　　王若愚（1890—1964），本名元寶，長軒嶺方家潭人。幼讀私塾5年，后在漢口邱德茂農莊當學徒，14歲回鄉務農，農閑時玩燈戲。16歲搭班在農村演黃孝花鼓。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拜師陳浩伢，到漢口美麗茶園入茶園班唱“掛衣”。早先工旦，藝名小桂清；后工丑，更名若愚。是楚劇進漢口的早期藝人之一。民國元年加入共和昇平樓，拿手戲有《游春》、《龍鳳環》等。

　　民國十五年（1926年）北伐軍進入武漢，他積極參與組建楚劇工會。楚劇進化社成立，當選為干事。民國十七年（1928年），漢口公安局召開“禁演劇目會議”，王代表楚劇界出席會議，在會上，他據理力爭，逐一申辯《送香茶》、《倒栽麻》、《烏金記》等可以保留的社會價值，挽救了一批觀眾喜愛的傳統劇目。同年秋，王若愚依托楚劇進化社、湖北劇學總會的組織力量，帶領楚劇同仁，向戲院老板提出改革工資的要求，將包銀改用銀元支付，使大批演員增加收入。事后，戲院老板勾結當局誣陷王及李百川、章炳炎3人，王等以理抗辯，終以罰洋百元、冤獄一月了事。

　　民國十八年（1929年），漢口市政府開辦楚劇演員訓練班，主任李某貪污嫁禍學員，王帶頭鬧學潮，到教育局上訴，迫使當局停學改組。

　　他與當時武漢劇界名人劉藝舟、朱雙云、傅心一、龔嘯嵐等，有著很深的友誼。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川劇薛艷秋旅滬演出失意，途經武漢，王以楚劇同學會名義，宴請川班全體同仁，并挽留賜教授藝，播下友誼的種子。武漢淪陷后，楚劇演員赴渝，川劇同仁則讓出賴以謀生的“一園”戲院，使楚劇得以立足于重慶。

　　抗日戰爭初期，全國劇界名流云集武漢，王代表楚劇界熱情接待，擴大了楚劇的影響，他組織楚劇各班編演抗日救亡的新戲，參加各種勞軍募捐義演，促進了楚劇的改革與發展。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在漢成立，他當選為常務理事。武漢淪陷前夕，他組織楚劇宣傳第二隊，輾轉四川重慶、瀘州、內江等地，宣傳抗日救亡，同時也擴大了楚劇在四川的影響。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他寫出《楚劇奮斗史》一書手稿，介紹楚劇40余年艱苦創業的歷程。呼吁后來者，繼續為楚劇事業而奮斗，他參與了楚劇界在20世紀初直至40年代的每一個重大活動，正如他自己所說：“陣陣不離穆桂英”。《黃陂縣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