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后，特殊時期宣告結束；1978年7月，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刑法》正式頒布并實施，從此，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開始步入正軌。

然而，彼時的社會并未真正平穩和安寧，相反，特殊時期造成的“后遺癥”，依舊在擾亂著社會秩序，各種犯罪行為層出不窮，社會治安每況愈下。

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殺人、搶劫、強奸等惡性刑事案件頻發，其中，東北“二王”特大殺人案、卓長仁劫機案、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六一六”案件等，更是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所謂東北“二王”，指的是王宗方、王宗瑋兩兄弟，1983年大年三十這天，他們兄弟倆混入沈陽空軍463醫院，實施盜竊。

結果盜竊不成，反而被醫院工作人員發現并帶走盤查，在此情況下，王宗偉當即拔槍打死了醫院的一名工作人員，接著又沖到隔壁房間，接連打死了三名工作人員，打傷一人。案發后，二人匆忙逃竄。

然而，他們的犯罪之路才剛剛開始，在逃亡過程中，他們兄弟二人又接連打死打傷多人，其中還包括2名民警。為了將此二人抓捕歸案，公安部特別發布了2000元的拘捕令。

讓人沒有想到的是，拘捕令發布幾個月后，兄弟二人的行蹤仍未查清，直到9月中旬，二人才在江西廣昌被發現。最后，在當地軍警的配合下，“二王”均被擊斃。

毫無疑問，“東北二王特大殺人案”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起全國性質的大案，此案震驚了全國。

盡管“二王”最后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那些喪生于他們之手的無辜者卻永遠回不來了，更重要的是，這起案件更加暴露出當時社會治安形勢之嚴峻。

也正是這一年，一個名叫“卓長仁”的職工人，因在國內犯了罪，為逃避法律的制裁，他與幾名同伙用槍劫持了從沈陽飛往上海的中國民航296號航班，使其迫降韓國春川機場。案件發生后，舉國震驚，而這也被稱為中國劫機“第一案”。

隨后，卓長仁等人從韓國逃到了中國的臺灣省，但其死性不改，1991年因犯綁架殺人罪，被判處死刑。

光是這兩起重大案件，就足以看出當時社會治安形勢之嚴峻，而對于此等“頑癥”，非得下一劑“猛藥”不可。

當然了，對于這一系列嚴重的治安問題，鄧公也極為重視，但真正促使他下定決心“嚴打”的，還是發生在1983年的——“六一六”案件。

1983年6月16日，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10名年輕人酒后滋事，手持菜刀、斧頭、匕首、軍刺、步槍的兇器，殘忍殺害了26人，其中包括一名75歲的老人和一名年僅2歲的幼童，還強奸、輪奸了多名女青年。

此等罪惡行徑，令國人震驚不已，被害者親屬和當地群眾更是紛紛上書，要求對犯罪分子全部處以極刑。

然而，由于多數罪犯并未達到判處死刑的年齡，所以最后只有兩人被判處了死刑，其余罪犯分別被判處死緩、無期和有期徒刑。

這起惡性事件被稱作是1983年全國“嚴打”的直接導火索。但其實還有另外一種說法，那就是唐山的“菜刀隊”囂張兇殘，他們不僅做了許多違反亂紀的事情，甚至還攔截了鄧公去北戴河的車隊，其間還砍傷了2名警衛。

正是因為這件事，鄧公才下定決心開始“嚴打”。那么，當年的“嚴打”，究竟有多嚴呢？還有，這囂張跋扈的“菜刀隊”，最后結局又是如何呢？

1983年7月的一天，時任公安部部長劉復之趕往鄧公的住所，準備和他談一談《關于發揮專政職能改善公安裝備》報告的審批意見。這份報告是劉復之親自起草的，其目的就是為了整治社會秩序。

然而，對于劉復之的這份報告，鄧公并不是很滿意，對此，鄧公直言不諱：“你們這個文件不解決問題”。

其實，劉復之的這份報告在幾天前就已經送來了，而鄧公也很快看完，但聯系到這幾年來發生的多起刑事案件、惡性案件，鄧公認為，劉復之報告中的做法有些四平八穩了，不能有效解決當前之問題。

比如對于劉復之報告中的：“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飯，不該抓的堅持不抓，該從寬的堅持從寬……”這句，鄧公就不是很滿意，鄧公說道：

“這樣四平八穩，解決不了問題嘛。毛病就在于你們后面講的‘同時注意不一刀切’，穩穩當當的，就不能解決問題。”

總的來說，劉復之的報告其實也沒有什么問題，他所提出的很多解決方法也是切實可行的，但對于當前的社會治安形勢來說，這種“穩當”的做法多少還是有些“不合時宜”。

對此，鄧公的態度非常堅決，他要求嚴厲打擊刑事犯罪：

“對嚴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須堅決逮捕、判刑，組織勞動改造，給予嚴厲的法律制裁。必須依法殺一批，有些要長期關起來。還要不斷地打擊，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話，犯罪的人無所畏懼，十年二十年也解決不了問題。”

自此，歷時三年零五個月的“嚴打”，正式拉開了序幕。而事實證明，“嚴打”的成效是十分顯著的。

據相關資料記載，嚴打從1983年開始，到1987年1月進入尾聲，共分為三個階段（也稱“三大戰役”）進行，在此期間，共查獲各種犯罪團伙19.7萬個，團伙成員87.6萬人，共逮捕177.2萬人，判刑174.7萬人，勞動教養32.1萬人。

其中，曾攔截鄧公車隊的唐山“菜刀隊”，在“嚴打”開始后短短幾周內，就有600多人被逮捕，50多名主要團伙頭目被判處死刑。

毫無疑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嚴打”行動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社會面貌相較之前也煥然一新。然而，在成效顯著的背后，也出現了許多問題。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冤枉了很多人，有一些罪不至死的人，最后還是被判了死刑。盡管大多數被執行死刑的人在當時都有法可依，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確是從嚴使用了法律規定的最高限度。

此外，還有法學家指出，1983年“嚴打”造成的一個后遺癥，就是重刑的過度使用，而這就很容易導致罪刑失衡、司法不公，成為釀成錯案的重要根源。

但不可否認的是，就當時的社會治安形勢、歷史背景來說，實行“嚴打”是有必要的。當然，對于其中所產生的一些問題，我們也要時刻警惕，并加以總結和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