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枯木

最近（2017年），曾經富甲一方的“天下第一村”的華西村被媒體報道負債接近400億，資產負債率68.78%，引起了眾多關注，人們在唏噓不已的同時，也開始了反思，大家都在問，華西村發生了什么，究竟什么原因造成的？

華西村作為新時代的農村典型，曾經是萬人矚目，前去參觀學習、交流經驗的絡繹不絕，而今竟然成了負債大戶。這不由得讓人想起以前的同樣馳名全國的大寨、小崗村和大邱莊，作為不同時代的農村典型，在短短幾十年的農村發展過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說之為轉捩點也不為過。我們就來看看這些農村典型的前世今生，冀希望可以得出一點經驗，對以后的農村發展有所裨益。

天下第一寨：大寨

提起大寨村，曾名揚世界長達20年之久。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是人盡皆知，“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口號標語隨處可見，“大寨紅花遍地開”的歌聲曾響徹長城內外，是全國農村的排頭兵，曾經是全國農村的希望和象征。歷時十幾年時間里，中央關于加強農業發展的一系列決議和舉措都是在“農業學大寨”的總體部署中實施的，因此要說“天下第一寨”絲毫不為過。

《列子湯問》里有個“愚公移山”的故事，說的是太行王屋二山之間的愚公帶領子孫征服自然的傳說。巧合的是大寨位置和其相近，是地處太行山腹地山西省昔陽縣的貧瘠小山村。新中國成立前，只有60余戶，190多口人。山坡上到處都是石塊，巴掌大的田地零星分布在山梁溝邊，土地貧瘠，自然條件十分惡劣，人們吃不飽飯，曾經餓死過不少人。

1952年，36歲的陳永貴擔任村支書后，帶領大寨人，開始了不屈不撓的和大自然的斗爭。大寨人全體動員，劈山填溝、擔土造田，建好梯田被沖了，繼續再建，壘好的大壩被沖塌了，接著再來。從初戰白駝溝到三戰狼窩掌，他們用了十年時間，硬是壘起了180條大壩，把300畝坡地壘成了水平梯田。平均畝產從65公斤上升到385公斤，有的梯田的畝產量竟然超過500公斤，在中國農業最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大寨不僅沒有人挨餓，反而每人向國家上交余糧400多公斤。

10年辛苦，終于讓大寨聲名遠播，而1963年遭遇的毀滅性的洪澇災害，大寨人也沒有氣餒，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重建家園，不但不要救濟糧、救濟款，反而上交公糧不少一斤。為此，1963年12月28日，《人民日報》在明顯位置刊登了名為《大寨大隊受災嚴重紅旗不倒》的報道，高度贊揚了大寨人所取得的與眾不同的成績。

大寨人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表揚。并于1964年發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從而大寨成為全國農業的一面旗幟。大寨鼎盛時期，不少領導人以及外國元首多次視察。十余年見接待人數超過1000萬人次，作為一個小山村，可以說前所未有的。領頭人陳永貴也得到很好的政治待遇，曾經位列國務院副總理。

大寨人是那個時代全國人民的整體縮影，是新一代“愚公”的代表，大寨精神的精髓是不向自然低頭，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努力拼搏、發憤圖強的優良作風，是生命不止、頑強不息的抗爭精神，尤其是在今天，都值得我們學習

改革開放的轉捩點：小崗村

一直以來，農村改革的探索一直沒有停息過。集體所有的形式，讓部分人對土地缺乏感情，因此在投入上完全是被動的。關于大寨的學習，雖然在一時一地能夠起到鼓起農民的干勁，但是，大鍋飯的惰性還是占據主流。因此，全國范圍內，在那個年代，農村普遍貧窮，畝產糧食普遍很低，大家自主積極性很差。如何讓老百姓自發的投入，從而解決全國溫飽問題，是個尖銳的政治問題和現實問題。

于是，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十八位農民以“托孤”的方式，冒著極大的風險，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創造了“小崗精神”，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小崗村從此成了全國矚目的焦點，也成了農村改革的發源地。

承包到戶的實施，充分調動起了農民的積極性，大包干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的推廣，徹底改變了廣大農村的面貌。農民對自己承包土地有了感情，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財力去規劃，并且有了自由種植的選擇，從而可以讓土地產能得到最大的釋放。

小崗村的“分田到戶”的意義，是建國以來農村所有形式的最大轉變，可以說是一個里程碑，這一舉措，讓全國大多數地方老百姓得以解決了溫飽問題。應該說，小崗村村民邁出的一小步，是社會的一大步，小崗村為農村改革的轉捩點，功不可沒。

小崗村成為農村改革的典型后，國家領導人幾次視察，全國各地每年參觀人數也是絡繹不絕，有關部門在資金等方面也予以重點扶持，現在的小崗村，應該說是富起來了，絲毫不比城鎮差，最近幾年開始收門票，成為一個景點。只不過在農業方面，如今似乎有點落寞，和全國其他地方農村一樣，面臨著農村改革如何深入的問題。

天下第一莊：大邱莊

上世紀90年代，大邱莊可謂風光一時，要談農村改革，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村莊。當時，人們對如何改革真的是“摸著石頭過河”，“老虎吃天無從下口”，而在此時，大邱莊在“領頭人”禹作敏的帶領下，締造了一段中國農村改革的“神話”。

從1978年到1993年的十五年里，大邱莊依靠軋鋼、線材、管材等鋼鐵企業，迅速裂變。以不可思議的速度，一炮沖天、率先崛起，成為中國老百姓心中頂禮膜拜的“圣地”，被稱為“天下第一莊”。當時的《紐約時報》報道：“這個村有4400人，卻有16輛奔馳轎車和100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莊的工業產值據稱達到了40億元。”

大邱莊在當時也是個另類，禹作敏時代，在舉國皆談“分田到戶”之時，大邱莊卻把資源收歸集體掌握。在市場化的分配方式成為時代主流之時，大邱莊的分配卻帶有強烈的供給制和平均主義色彩。當時大邱莊的福利，包括房子、車子、子女入學以至醫療等14項福利待遇，可以說“從搖籃到墳墓”全部囊括在內。

然而，要想獲得高福利，前提是必須事事都得聽禹作敏的。于是，在這個貌似烏托邦的村莊里其實卻是一人獨裁，禹作敏多次獲得贊譽和各種稱號，1988年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92年被《半月談》雜志評為92中國十大新聞人物。

在成功以及財富面前，禹作敏逐漸迷失了自己，當時有媒體報導他的順口溜：“抬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就引起了不小爭論。終于93年因為窩藏罪、妨害公務罪、行賄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等被判20年有期徒刑，走下神壇，淪為階下囚，并于1999年保外就醫時去世。

大邱莊在鼎盛時期，依靠先人一步，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然而成功后并沒有明確產權，及時轉型，應對時代變化。反而固步自封，過于神化自己，進一步試圖與執法機關對抗，成了那個時代的反面典型，不能不說是大邱莊的悲哀。大邱莊在禹作敏出事后，也開始了艱難改制，集體所有企業變成多元化，房產被村民買斷，以前的福利幾乎全部取消，如今的大邱莊，已經變得默默無聞，鮮有人去參觀。

天下第一村：華西村

作為新時代的農村典型，華西村隸屬于江蘇省江陰市華士鎮。在最近二十年里風光一時，早在1996年，華西村便實現了家家戶戶住別墅、開豪車、存款千萬。成為國內最富裕的村莊之一，號稱“天下第一村”。擁有無窮魅力的領頭人吳仁寶和他的華西村，不僅征服了中國人，也征服世界頭號強國美國。2005年，吳仁寶還作為封面人物登上美國《時代周刊》。

吳仁寶曾經在八十年代任職江陰縣委書記，八十年代被免職后自愿回村，帶領大家致富，這在當時是能上能下的典型。吳仁寶也很有能耐，在1979年全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吳仁寶卻提出了一個調整產業結構的方案：全村500多畝糧田由30多名種田能手集體承包，絕大多數勞動力轉移到工業上去。

后來，在吳仁寶的安排下，一些村民們外出學手藝，回村后陸續辦了鍛造廠、帶鋼廠、鋁材廠、銅廠等。在那段時間，華西人陸續辦起了以冶金、紡織和有色金屬為主的40多個企業，全村95%以上的勞動力投入到了工業生產。1980年，華西的工農業總產值突破1億元，成為江蘇省第一個“億元村”。

從此，華西村“一發而不可收”，1996年被農業部評定為全國大型一檔鄉鎮企業，建起了標志性建筑98米的華西金塔，華西村創造了世界紀錄協會多項世界之最、中國之最，是一個"有青山、有湖面、有高速公路，有航道、有隧道、有直升機場"的鄉村。

2010年夏，華西村花費9000萬從美國購買直升機，發展空中旅游。2011年有消息稱籌建自己的航空公司，并且華西村被曝再現萬里長城和天安門城樓，甚至包括美國的國會大廈等建筑。并且每戶出資1000萬元，籌資30億元人民幣建起的高328米超豪華龍希國際大酒店，店內60層有重達一噸的金牛令人乍舌。

華西村作為農村改革典型，吳仁寶也多次獲得各種榮譽，連續幾屆全國人大代表。不少領導人也前去視察題詞，各地參觀取經的隊伍前赴后繼，塵土飛揚。為此華西村專門建立接待旅游公司，并且經常舉辦各種慶典，尤其是建村五十周年慶。央視一些主持人以及明星紛紛到場，更是讓華西村民不勝驕傲。

然而，就像國內其他一些知名企業一樣，華西村依靠的是吳仁寶個人能力，在吳仁寶謝幕后，華西村沒幾年就成了負債大戶，這是什么原因？據《北京青年報》2003年引述一項研究數據顯示，吳仁寶4個兒子可支配的可用資金（可用資金被定義為扣除所得稅后的凈利潤）占華西村資金總量的90.7%。

吳仁寶在2003年把權力移交給自己的四兒子吳協恩，希望可以延續輝煌。然而最新華西集團的報表顯示出，主營業務鋼鐵行業虧損嚴重，僅靠金融投資維持表面微博的盈利。雖然和國際大環境有關，但是，作為一個村鎮企業，在時代變革的時候，沒有前瞻性和現代化企業的運作模式，一味的依靠吃老本和人脈關系，最終很難再發展壯大。

從以上的大寨、小崗村、大邱莊、華西村的前世今生，看得出，每個都代表了當時某個時代的農村現狀，后來的落寞以及沉寂，雖然原因不同，但是，農村典型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而作為時代人物，當其落幕時，村鎮跟著衰敗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由此我們想到全國農村改革深入化的問題，當前，農村確權已經全面展開，可以說，土地產權個人化已經是時代的大趨勢，在這個大趨勢下，如何保證農民收入穩定增長，從溫飽走向小康是當今的首要問題。

農村現在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貧富分化嚴重，有的村鎮，整體產值不低，但是財富卻幾種在少部分人手里，還有不少不能溫飽甚至貧苦的群眾。

第二，閑散勞動力過剩，由于農業技術的進步，因此把大多數農民從田地勞作中解放出來，如何引導農民進一步創造更多價值問題。

第三，土地生產成本過高，產出收入比較低，再加上大批農民進城務工，因此造成不少農村土地荒置。

第四，機械化生產和地塊過于分散的矛盾，由于分田到戶，田地之間相互交叉，不利于規模作業，嚴重影響農村效率。

第五，農村生態環境的保護問題，不少農村環境污染嚴重，缺少污水處理設施以及大氣污染嚴重。

第六，靠近城鎮農村土地被各種名目侵占問題，近些年，關于拆遷問題層出不窮，不少地方發生死人現象，不能不引起重視。

第七，農村干群之間的矛盾問題。

第八，農村養老醫療問題。

我們看到，天下第一寨、第一村、第一莊等，由于是農村典型，政府或者資金支持，或者項目照顧，或者以前的財富積累，要么依靠參觀旅游創收，要么依靠老舊制造業得過且過，大多不存在以上問題。然而并沒有在農村深入改革上闖出一條新路，曾經的輝煌難以掩飾如今的落寞。

但是，農村改革并不是抓幾個典型就可以交差，全國九億農民不是幾個“天下第一”就可以代表，如何提高農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是對如今有關部門的考驗。

2017-12-22榆木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