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爆發的車橋戰役，共殲日軍大佐以下465人，生俘24人；偽軍483人，生俘168人。其中，生擒重傷的日軍三澤金夫大佐，是抗日戰爭中被中國軍隊抓獲的最高職務日本軍官（被俘后很快死亡，死后被日軍追授為少將）；生俘24名日軍，也是截止到1944年以前，在一次戰役中俘獲日軍最多的一次。

從戰略上來講，車橋戰役是華中我軍對日軍主動發起的較大規模的攻勢作戰，該戰標志著華中敵我相持的戰略局面被打破，揭開了華中地區對日軍率先進行戰略反攻的序幕。

從作戰指揮上來講，粟裕、葉飛這次共動用了5個團的兵力對敵發動強攻，并且攻城與打援相結合，既攻城又打援，打援兵力甚至多于攻城兵力。可以說，車橋戰役，戰法運用非常巧妙靈活。連被俘的日軍軍官山本一三都連稱“你們的粟裕埃拉伊！”（日語“了不起”）（《粟裕傳》第一版，第350頁）

戰役結束后，粟裕、葉飛于3月8日便將車橋戰役發起的理由和戰斗經過、取得的戰果等報告給中央軍委和新四軍軍部。

由于這一仗打得十分精彩、非常漂亮，新華社向全國播發了“車橋大捷”的消息，贊揚新四軍一師“以雄厚的兵力打了一個大殲滅戰”。延安《解放日報》還專門發表社論祝賀勝利。陳毅也從延安發來了熱情洋溢的嘉獎令。

然而，出乎粟裕和葉飛意外的是，這樣一個得到中央高度肯定的漂亮仗，卻沒有得到新四軍軍部的認可。

新四軍軍部于3月9日復電，在肯定“車橋戰斗在大破強敵，獲得大的勝利，此種英勇善戰是很好的”同時，卻對整個戰役提出了質疑和批評。軍部的主要疑慮和擔心是：“為便于堅持與調集干部整風，必須打開淮寶地區作為陣地的估計，似是不妥的”，“在反攻以前我們不宜主動過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如果過分刺激敵人，很可能引起敵人大的報復”。（《粟裕文選》第一卷，第583頁）

3月11日，粟裕與葉飛等再次聯名復電軍部，對發起車橋戰役的理由進行了充分論述。特別對軍部擔心的可能遭到日軍報復問題，進行了特別說明。他們在復電中表示：

“在敵人兵力不夠之現勢下，不一定對我們再作大的進攻；如其小的進攻，我們當易于應付。即或敵人作大舉‘掃蕩’，則必須由徐州及揚州兩個系統統一指揮才行。但如此大舉布置，則我們也容易預為準備，且其配合亦不一定十分密切”。（《粟裕文選》第一卷，第583頁）

顯然，在打不打車橋戰役這個問題上，粟裕、葉飛等戰略考量是深刻深邃的，已經把各種情況特別是日軍報復情況都充分考慮了進去。最終，他們的復電解釋基本上得到了軍部的認可。3月13日，新四軍軍部再次復電表示：“車橋戰役即已打了，而且戰斗打得很好。不過今后關于較大的戰斗部署，應先電告軍部”。（《粟裕文選》第一卷，第585頁）

多年后，粟裕在回憶車橋戰役時談到：“進行一個戰役，首先要從戰略上考慮，戰役要同戰略相結合，當前要與長遠相結合。車橋戰役首先是從戰略大局考慮的，不然就變成了近視眼。另外從戰機上考慮，當時敵人的情況同1942年不同了，士氣低落，所以打車橋能夠打下來，可以打”。（《粟裕文選》第一卷，第585頁）

粟裕的話揭示了車橋不僅能打而且能夠打好的深刻道理，給我們以很好的啟迪啟示。七十多年過去了，回過頭來看，車橋戰役不僅在當時震驚中外，而且歷經風風雨雨的考驗檢驗，證明發起這個戰役是完全正確的，并且從指揮角度看，也完全稱得上是抗日戰爭的一個經典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