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事件

在余華英被判死刑的案件中，當記者問她對判決是否滿意時，余華英的回答表達了她對判決的無奈和后悔。據報道，余華英在被問及是否對死刑判決不滿意時，她回應說：“判我死刑我有什么辦法，我很后悔。”這一回答反映了余華英對判決結果的接受程度以及她對自己過去行為的反思。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她對判決表示后悔，這并不能改變她所犯下的罪行和判決結果。

余華英因拐賣兒童罪被判死刑，這一判決體現了法律對拐賣兒童罪行的嚴厲打擊和對受害者及其家庭的深切關懷。同時，這一案件也引發了社會對人販子行為的廣泛關注和譴責，進一步強調了保護兒童權益和打擊拐賣兒童犯罪的重要性。

余華英罪行

一、犯罪背景與動機

余華英生于1963年，是云南的一名女子。她的犯罪生涯始于一個令人震驚的決定——賣掉自己的親生兒子。1993年，余華英與龔顯良（已故）因不具備合法婚姻關系，且無能力撫養孩子，將兒子以5000元的價格賣到河北。這次交易不僅讓他們獲得了經濟利益，更激發了他們拐賣兒童以謀取非法利益的貪念。

二、犯罪過程與手段

自1993年起，余華英開始伙同他人進行拐賣兒童的犯罪活動。她的同伙包括丈夫王加文和情夫龔顯良等人。他們通常通過租房等方式物色兒童，以購買零食、玩具等為誘餌，將兒童拐騙到手后，再將被拐兒童帶至河北省邯鄲市，通過中間人尋找收買人進行買賣。

在長達11年的時間里，余華英等人共拐賣了17名兒童，這些兒童均被從西南地區拐賣至河北邯鄲。他們通常選擇在經濟條件較差、家庭監護不力的地區尋找目標，利用誘騙、哄騙等手段將兒童拐走。

三、犯罪后果與影響

余華英的拐賣兒童行為直接導致了17個家庭的破碎。這些家庭中，有的父母因失去孩子而精神失常，有的家庭因長期尋找孩子而負債累累，甚至家破人亡。例如，被拐女孩楊妞花的家庭就因她的失蹤而遭受了巨大的打擊。楊妞花在1995年被余華英拐賣到河北邯鄲，期間受到虐待，身心俱疲。她的父母因傷心過度，父親服毒自盡，母親精神失常后生病去世。

余華英的犯罪行為不僅給受害者及其家庭帶來了深重的痛苦和傷害，也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譴責。她的行為嚴重破壞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侵犯了兒童的人身自由和尊嚴。

執行死刑前如發病會搶救嗎？

那么，如果死刑犯在執行死刑前受了重傷或者突發嚴重疾病危及生命，司法機關會予以救治嗎？

法律和人權保障的要求

1. 生命權和健康權：死刑犯在未被執行死刑前，其法律地位并未完全喪失，仍應受到人道主義待遇。依據我國法律，即便是死刑犯，在其執行死刑之前，仍然享有生命權和健康權。因此，如果他們突發疾病或身體不適，相關部門應提供必要的醫療救治。
2. 法律精神：《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并未明確規定死刑犯突發疾病時的具體處理措施，但根據法律精神，應給予救治。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五條對于被判處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在患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情況下，可以暫予監外執行。雖然該條款未直接涉及死刑犯，但可以類比推斷，在執行死刑前，死刑犯突發疾病也應得到救治。

人道主義精神的體現

人道主義強調對人的尊重與關懷，尤其是在面對生命威脅時。對于死刑犯而言，盡管他們因犯罪行為受到了法律的嚴厲制裁，但在其生命的最后時刻，依然應當受到基本的尊重與關懷。因此，當死刑犯在執行死刑前突然發病，及時進行醫療救治，不僅是對生命的尊重，也是人道主義精神的體現。

司法實踐中的做法

在司法實踐中，面對死刑犯在執行前突發疾病的情況，監獄管理機構通常會迅速啟動醫療救治程序，確保罪犯的生命安全。同時，也會根據病情嚴重程度和醫學判斷，考慮是否需要暫停死刑執行。如果死刑犯的疾病嚴重到無法立即執行死刑，可能會暫時中止執行，待病情穩定或治愈后再行執行。這一過程充分體現了法律與人道主義之間的權衡與平衡。

綜上所述，死刑前突然發病的死刑犯會進行搶救。這既是法律精神的體現，也是人道主義原則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