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陽石鼓書院全景

1 書院不是學校，更不是大學

什么是書院？

書院就是學校，甚至就是中國古代的民辦大學。

這幾乎是目前所有關于書院的文獻中眾口一辭的說法，至少，僅就我們翻閱過的數十部研究專著和數百篇研究論文中都是這么說的。于是，就有了無數基于這種定論之上的“深入研究結論”，如“中國古代的大學比歐洲大學早出現幾百年”，“古代書院的辦學經驗對現代大學的啟示”之類的。

但是，這些說法都與書院的實際性質相去甚遠，自然，那些基于“書院是大學”這一前提上的種種發揮附會的所謂“深入研究”就更是建立于沙灘上的樓閣，無法立住了。

書院到底是什么？

這個問法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正確的問法應該是：某個朝代的書院是什么？

因為各朝代的情況不一樣，漢、唐時的書院基本上就是學者私人的書齋；宋、明時期的書院是那些雅好學問的官員聚集同道的會所；清朝時，書院才被政府收編成為官家的學校；清末民初，隨著現代教育的出現，依托一批原來書院的地皮和建筑，建立了現代的小學、中學和大學。

所以說，在清代之前，書院根本就不是學校。清代以后的書院，倒是可以稱為學校，但是，只是官方學校的一部分，主要執行的科舉考試“輔導班”的功能，也和歐洲或現代的大學完全不同。非要把清代的書院和現代的某種教育機構對應上的話，它不僅不是大學，甚至還不是現代考大學之前的“高考輔導班”，而是現在公務員考試的“考前輔導班”。

還需說明的是，就是在清代，書院也不完全是學校， 它可能是民間藏書的樓舍（圖書館），可能是商家刻、售書的坊局（書店、印刷廠），可能是宗族、學派的祠廟，甚至可能是同鄉會館或行業會館（賓館、酒店），不一而論。

總之，上面的事實說明，在絕大多數時間，特別是書院最富盛名的時期，書院并不是學校，更不是大學，一切將書院當作是中國古代大學的美侖美奐的幻覺可以休矣！

可人們為什么要把書院當作是“學校”，甚至古代的大學呢？

出于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無論何時代的書院，確實都有聚眾講學的功能，如果僅僅把有人講、有人聽這么一種人類文化行為當作是教育，而不論其講的內容和目的的話，確實容易把書院誤認為是學校，至少是種教育機構。這是種常見的誤解，因為事實上，不是所有有人聽、有人講的文化行為都是教育，比如現代民主國家政客的競選辯論，也是有人聽、有人講，但沒有人會說那是學校，因為其所講的乃是自己的施政綱領，并攻擊別人的政策，其所欲達到的目的也是爭取更多的人群來支持自己的政見。在宋、明兩代的書院，如岳麓書院的張栻，白鹿洞書院的朱熹、陸九淵，東林書院的高攀龍、顧憲成，所講的也無非是臧否當世人物，品評當朝政策，其目的也無非是吸引更多的追隨者，壯大聲勢，和現代的競選造勢活動差不多。如果今人不能把奧巴馬總統的競選俱樂部當作學校的話，也就不能把中國的書院當作學校。

二是現在某些學校的一種商業營銷策略，所謂拉大旗、做虎皮是也。北京大學搞了個“百年校慶”，湖南大學就搞個“千年校慶”，理由是岳麓書院座落在他們大學，所以，湖南大學的校史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的岳麓書院，其實宋代的岳麓書院與現代的湖南大學在機構上沒有任何承繼關系，僅僅是現代的湖南大學建在宋代岳麓書院的地皮上而已。“千年田換八百主”，中國的歷史悠久，每塊土地上都出現過多少次知名的建筑，照這種說法，幾乎每座房地產開發商開發的樓盤都可以附會為某王爺和某將軍的府邸了。宋代江西吉安有個白鷺洲書院，建在贛江雙水夾流的三角洲上，這個書院因朱熹來講過學而被稱為“江西四大書院”之一，現在洲上建有白鷺洲中學，參照湖南大學的作法，這所中學也該搞個八百年校慶了。

其實這些作法和某些現代中藥，聲稱自己是“百年老字號”或“千年秘方”一樣，是那么一種不太真實的廣告宣傳而已。

唉，現代人也都明白了，教育也是種產業，也得大聲吆喝，才能賣個好價錢。把自己學校的歷史往前推上個千兒八百年的，再括進來一些歷史文化名人做“校友”，對于提高學校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是大有幫助的，至于和事實的關系，廣告嘛！誰還真把它當了真！

那些把“廣告詞”當作科學結論，再去研究什么中國書院與歐洲大學的異同之類的書呆子，活該，誰讓你那么愛信廣告呢！

2 宋代書院的性質

漢、唐、五代時的書院在當時沒有什么大的影響，清代的書院作為官學的一部分，已經完全喪失了其獨立的特色。今天人們最為津津樂道的書院，其實主要就是宋代，特別是南宋時的書院，如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等等。所以，我們也就針對宋代的書院展開相關的討論。

宋代的那些官員為什么熱衷于辦書院？

主要是出于對學問的興趣與熱愛。那時的官員多因為讀書讀得好，才通過科舉考試當上官的，所以，其中不乏飽學之士，將自己喜歡讀書的興趣一直保持到終生。他們當上官后，有了一定的調動資金和土地的權力，利用這一便利條件，就辦起了書院，以吸引同道、聚在一起，讀喜歡讀的書、交流心得。所以，書院的經費和土地主要來自官府的無償調撥，調撥的理由是研究學問，提高當地人民的文化道德水平。沒有權力的人光憑喜好讀書是辦不起來書院的，就是那些喜好讀書的人，在沒掌握足夠的權力時，例如朱熹在當南康軍知軍之前，也是辦不起書院的。但錢、地出自官府，書院的活動內容卻并不出自官府，因為這種事從本質來說，是掌權的官員用公款為自己個人興趣辦的“私事兒”，就好像某位熱愛圍棋的縣長撥出筆專門經費支持縣上發展圍棋事業一樣，個人的愛好主宰了一切。所以，書院里實際閱讀和討論的內容，都是由主辦者個人的興趣和思想所決定的，這就形成了書院“既不同于私學，又不同于官學”的性質。所謂不同于私學，是因為書院的經費主要來自官府撥款、撥地，而私學則主要來自民間集資；所謂不同于官學，是書院雖然花了官府的錢，但可以不聽官府的話，用什么人管理、教學和討論什么內容，官府都不管。既花官府的錢，還不受官府的管，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用什么人就用什么人，這種狀態引起不少今天知識分子的無限向往，他們把這稱為“學術自由，專家治校”，而且要希望在今天的大學中也能做出這一幕，于是，便絮叨出許多向中國古代書院借鑒辦學經驗的所謂研究論文和專著。

依主辦書院的官員本人的興趣點的不同，宋代的書院又分為兩類，一類是雖愛好學術，但更熱衷政治的官員所辦，他們辦書院的目的主要是聚集政治追隨者，以壯大自己的政治勢力，比如張栻所主辦的岳麓書院，這類書院其實是個政治俱樂部。另一類就是純粹愛好學術，為讀書而讀的人所辦的書院，如朱熹所創辦的白鹿洞書院，這類書院可以稱作是學術俱樂部。無論政治俱樂部還是學術俱樂部，它都是有共同愛好者借以聚集的活動會所，而不是學校。

學校是什么？學校是為了某種技術上可以把握的目的，通過系統專門的培養和訓練，以使受訓練者掌握相關知識或技能的教育機構。因而，只要是學校，就必須有明確的課程設置、明確的學期規定、明確的考試手段，通過一定時間的教育，學生才能畢業出校。中國古代的各級官學和民間私學都具有這些特征，歐洲中世紀以后出現的大學也具有這類特征，但書院沒有這些特征，所以，書院算不上是學校，它們沒有明確規定的課程設置，沒有明確的考試制度，更沒有學期、學制的規定。由于有較充足的經費，來書院的人的生活費用都由書院負擔，所以，進書院就等于找到了一份“工作”，能干多久就干多久，沒有考試和畢業的概念。（有些研究者聲稱書院里也有考試，但那種考試只是主講人與聽講者針對某一問題的對答討論而已，沒有統一的答案標準，結果也不具任何約束力。）當然，不是想干多久就能干多久，一般情況下，隨著這位主辦官員的離任（無論是升職、調動，還是被貶、病故），后來的繼任者又沒這個雅好，該書院很快就人去院空。實際上，今天那些聞名天下的書院真正持續存在的時間并不長，都是時斷時續的存在著的，如果只算其連續存在的實際時間，別說千年，就是百年恐怕都達不到。

如果非要在古代歐洲也找出一種與中國書院類似的機構的話，倒也可以，那就是歐洲的修道院，因為修道院的目的是修煉人的德性與修養，形式是讀經和做禮拜。中國書院也一樣，張栻、朱熹他們辦書院的目的是明人倫、講道德，通過持續一生的修煉，做一個符合儒家圣賢所說的“仁、義、禮、智、信”標準的人，他們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讀經典、祭圣賢。所以說，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中國的書院都更近似于歐洲的修道院，而不是大學。它們都是為了改造人、使人性向善而設立的機構，都有一定宗教祭祀儀式，當然，也都有一定程度的迷信色彩。

不過，說書院不是學校，而且主要靠花官府的錢，并不意味著書院就沒有獨立的價值。因為創辦書院的人都是發自內心的興趣，而且也都能比較充分地表達了個人意志，所以，宋代的書院，最能反映出中國讀書人從政和做學問的真實性情和心態，用稍微學術化的語言來講，就是更能顯現出中國思想和知識本身的性質，這才是中國書院最有研究價值的所在。

在上述兩種類型的書院中，“政治俱樂部”（如岳麓書院）主要體現的是那些有文化修養、有理想、有抱負、往往又不得志的政治人物的思想，這種思想也成為一種傳統，一直延續到明代（如東林書院）、直至今天，可粗略地稱為中國政治反對派的思想傳統，那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題目，以后我們將作專門的探討。這一回，我們主要想討論“學術俱樂部”這類書院里的中國學術思想及知識的性質，這類“俱樂部”的代表是白鹿洞書院，代表人物是朱熹。

3 朱熹與書院

朱熹是福建人，據說還在他四歲時，父親教他學說話，指著頭上的天空說：“這叫天”，小朱熹接著問了一句：“天之上是何物事？”，讓其父大為驚奇。朱熹后來自述說他從小就為“天地四邊之外，是什么物事”而煩惱，聽到別人說“四方無邊”，他就思量：“不會吧，四方走到頭總得有個邊吧，就象一堵墻壁一樣，而那四方之邊，即墻壁后面，也應該有著什么人們現在不知道的東西。”這種對自然界的好奇與疑問持續了他的終身。在后人整理的他的著作匯編《朱子語類》中，探討過天地的起源問題，他知道月亮的光亮是來自太陽的反射、本身不發光；還推測有些星星的光芒和月亮一樣，是來自太陽，但也有些星星自身就能發光。他和陸九淵討論過月亮盈虧與潮汐的關系。他根據大地山巒像波浪一樣的形狀推測當年的大地曾是汪洋大海。他還轉述了唐太宗率軍北征時，在極北之地見到的“白夜”現象。他熟悉當時的天文、歷法知識，對于如何提高歷法的準確性提過具體的方案。他還知道蜜蜂和螞蟻是有“君臣統治”社會性動物，討論過虹形成的原理主要是太陽光在水氣中的折射……等等。總之，如果按現代自然科學的分科原則來看，他廣泛地涉獵過天文學、地理學、生物學、醫學等諸多學科，盡管涉獵不深，但也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文獻。所以，當今之治中國科學技術史者，無不承認朱熹在中國科技史上擁有一席之地。英國科技史大家李約瑟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對朱熹評價頗高，中國科學院科技史研究所近年集體編著的權威著作《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通史卷）》中給朱熹也專門列出一節。

朱熹長大后酷愛讀書，已經到了成癖的程度，他很聰明，十九歲就考中了進士，而且據他本人說是基本沒認真準備，只是從平時涉獵的佛家書里借了些句子，使那些看慣儒家經典又不太了解佛學的考官們覺得他高深莫測，所以考中的。此后，無論他是在家閑居，還是出外當官，都以興辦書院為職志。在家閑居時，他自稱自己的書齋為“某某精舍”（如“武夷精舍”，“精舍”是古代書院的別名），少招幾個同道、徒弟來聽他講學；一旦當官，便利用手中的權力，在當地修建較大規模的書院，廣聚生徒同道，設壇講學，爭辯論道，多時竟達成百上千人。白鹿洞書院就是他當南康軍知軍（今江西九江縣）時修建的。無論是宋朝當時，還是現在，那幾所最有名氣的書院，什么“天下四大書院”或“江西四大書院”，幾乎一多半是因朱熹而得名的，如湖南的岳麓書院，江西的白鹿洞書院，白鷺洲書院等等，可以說，沒有朱熹，就沒有那些書院。

朱熹在書院里干什么呢？

講學！

講什么內容呢？

主要是對儒家經典如《論語》、《孟子》、《周易》、《禮記》等和北宋時知名學者程頤、程顥、張載、周敦頤等人學說的理解與發揮。

講學的目的是什么呢？

使人成為“圣賢”，即一個有道德的君子。朱熹和幾乎當所有的中國文化人都認為，讀書、做學問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人的道德水平，如陸九淵就說：做學問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做個堂堂正正的人。朱熹將《禮記》中的一段文字摘出來，編輯一個單行本、命名為《大學》，這就是后來影響中國近千年的《四書》之首的文獻。朱熹多次建議人們要讀儒學，必先從《大學》入手，因為這篇文章開宗明義地說明了學習的目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做高級學問的目的，就是弄明白是非善惡的道德標準，培養對人民群眾的感情，逐步使自己達到至善的境界，他所說的“格物致知”也是道德修養的含義，所謂“格物”，就是認識是非標準；“致知”，就是能按正確的道德標準行事。他多次說過：所謂“真知”就是“真善”，即真的好人好事。

朱熹講學的方法主要是討論，大體上是由他講上一段儒家經典，再由門人弟子提出問題，他做解答。有時，他去拜訪別的有名氣的學者或邀請別人來訪，這種討論規模就更大了，最著名的就是他與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在江西鵝湖寺進行的討論，史稱“鵝湖之會”。

在書院里沒有什么正規的課程設置和課時、學期等方面的規定。朱熹是做實職官員時創辦書院的，他是兼職的山長，主要工作還是理政，所以，到書院來的時間是不確定的，有時間來了多呆一會兒，沒時間來了少呆一會兒。講的內容也不成系統，完全依他當時的思維興奮點而定。就是擔任那種只領俸祿不干活的虛職“奉祠官”時，在他創辦的稱為“精舍”的書院中，他也把相當大的一部分時間放在讀書和寫作上，在“精舍”的講學中，仍然保持著這種自由隨意的風格。正是這種自由散漫的狀態，才帶來了他學術研究的水準和質量，因為幾乎完全是出自興趣有感而發，沒有形式化的東西，所以，討論才真切而深刻。可以說，在書院的學術生活中，朱熹和他那一時代的學者，享受了充分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他們所討論的問題已經達到了他們思想水平的最高點，但也唯其如此，我們也能看到他們思想的最終邊界在哪里。思想比如是一只鳥，關在籠子里，不管這籠子有多大，你始終不知道它能飛多高，它自己也很委屈。現在把它放在書院這個自由的天空中，再沒有了任何外在的限制，想飛多高就飛多高，那也就能知道，它到底能飛多高了。影響它飛行高度的就不再是外部環境，而只是它自身的能力了。

在書院里討論學術問題、做學問是為了修煉高尚的道德人格、充分的學術思想自由，等等這些，正是今天一些知識分子向往書院的地方，他們覺得如果能把這些好處移植到今天的大學中，那就能辦出真正優秀的大學了。

然而，事情真是這樣的嗎？

4 李約瑟問題？

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曾領先于世界，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的。

曾經創造出輝煌燦爛的古代科學技術的中國，為什么沒產生近代的科學技術呢？

這就是“李約瑟問題”！據說是英國科技史大家李約瑟發現并提出的這個問題，所以，就有如此命名。

當然，事實上并不是李約瑟先生最早提出這一問題的，早在李約瑟先生之前，中國人自己就提出這個問題了，而且比李約瑟先生的提法還準確：中國為什么沒有西方那樣的科學？從梁啟超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諸賢，都提出過這個問題，所以，五?四時才有“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提出。把這個問題稱之為“李約瑟問題”，固然是有因為李約瑟先生在現代的影響較大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李約瑟先生的提法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諸賢的提法中有處明顯的不同：按五四時期的說法，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西方那樣的科學技術，更不存在原來領先、后來又落后的問題；而按李約瑟先生的說法，中國古代不僅有和西方一樣的科學技術，而且曾經很先進，只是近代才落后了。這個說法更適合中國人的阿Q心態：我們祖上也曾有過！

其實，把這個問題冠名為“李約瑟問題”，還是“梁啟超問題”或“陳獨秀問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回到有價值的問題本身：五四諸賢提出的問題是符合中西方文明差異事實的“真問題”，而“李約瑟問題”則是與事實不符的“偽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的“冠名權”為誰，我覺得：“中國為什么沒有產生西方那樣的近代科學技術”這個提法更為準確些。都二十一世紀了，我們大可不必還用“我祖上也曾有過”這種方式來給自己壯膽打氣了吧！有就有，沒有就沒有；過去沒有，未必將來沒有；過去有，未必將來就有。過去是不能給未來打保票的。過去我們沒有的東西，不正都一一有了嗎？而過去曾經有過的東西，不也有些已絕跡了嗎？還是如實地就事論事吧！

中國在近代為什么沒產生西方那樣的科學技術？那是因為中國古代就沒有那種科學技術；西方產生了現代科學技術，是因為西方古代就有那種科學技術！

什么？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技術？那李約瑟及其中國的專家學者所寫的《中國古代科技史》中所寫的東西都是什么？中國古代的天文觀測、歷法、數學計算、醫學、農學、冶金、機械……等等成就都是什么？

或者，好，就算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技術而西方古代就有科學技術，那么，為什么西方有而中國沒有？

好，好，別急，問題問得都好，我們一點一點地來回答這些問題。

首先，我們先要弄明白，今天被我們籠統地稱為科學技術的東西其實包含著兩種看起來相同、其實有著本質差別的東西：一種我稱之為原始科學或經驗科學，另一種我稱之為理性科學。在古代的西方，具體就是古希臘，兩種科學都出現了，而在中國則只有前者出現。西方近代科學是在理性科學，而不是其原始科學或經驗科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我們也把理性科學稱為近代科學。

自有人類始，人們就依靠直觀的經驗觀察和并不嚴謹的想象來觀察自然、理解自然，提出了對各種自然現象的解釋“模型”和應對辦法，這就是原始科學、或經驗科學。古希臘在蘇格拉底之前的那些學者們，如泰勒斯、德謨克利特、阿那克薩戈拉等，所提出的“科學理論”均是這類科學，比如他們曾提出大地是球形的猜想，曾提出世界萬物是由最小的粒子“原子”構成的所謂“原子說”。但西方現代的地球科學與物理學，和這些古典時代的原始猜想既沒有邏輯上的一致性，也沒有知識上的延續性，它們來自于蘇格拉底開創的另一種科學的傳統：理性科學。蘇格拉底認為阿那克薩戈拉之前的哲學家們（在古希臘，哲學家就是科學家），關于自然的知識都是沒有邏輯理性的胡說八道，他根據嚴謹的邏輯推理，確信世界萬物的存在都一定有其存在的原因，他把這個原因稱為“相”或“理念”，找出這些“相”是什么，就能找出世界萬物存在的原因或這些萬物的本來面目是什么了，再倒過來看，如果先在你心里構建出一個物的“相”（即“模型”或“原因”），就能按這個理念世界中的“相”再創造出一個對應的“物”來。舉例說，一種植物的存在，一定有其原本的“相”，現代生物學把這個“相”稱之為遺傳基因，是基因決定此物為此物的；倒過來，人類重新創造一種基因，就可以按這種基因培育出一種新的植物來。蘇格拉底的學說經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發展完善，在古典時代已形成系統的理論。進入十六世紀以后，經哥白尼、牛頓等人在具體研究領域的進一步落實，產生了西方近代的科學，一直延續到今天。

中國古代沒有這種東西，中國所有的只是西方也有的那種經驗科學或原始科學，而且因為沒有理性科學，經驗科學就格外發達。順便說一句，幾乎所有古代民族都有各自的經驗科學，如古印度、埃及、瑪雅人都有，和一切古代世界各民族的經驗科學（或原始科學）相比，中國是最發達的，當得起輝煌燦爛這四個字。

簡單概括一下理性科學（即西方近現代科學）的特征：

1、有一種牢固的信念：認為凡是人類經驗能觀察到的物質存在都是表面現象，在這表面現象背后一定另有原因，這種表象后面的原因用哲學化的語言叫“相”、“型”、“理念”、“絕對存在”等，用物理學的語言叫“基本粒子”、“能量”、“力”，生物學的語言叫“基因”，……等等，不一而論。

2、一切思想要符合邏輯理性：即從表象到原因的一切過程說明都必須符合統一的邏輯原則，不能出現互相矛盾的地方。

3、一切理論解釋要通過科學實驗的證明才能成立。

4、一切從事科學活動的人、即科學家的主要內驅力，是對查明表象背后的原因的興趣。一切圍繞科學進行的求知活動的目的，是弄清事物的真實原因（真的“相”），所謂“知識”，乃是指與這些“真相”一致的語言描述。

那么，下一個問題，中國古代為什么沒有理性科學出現？

關于這個問題，也有很多解釋，多是集中在政治、經濟等外在原因和制度、文化之類的不著邊際的東西，廣為人知的是：中國的專制制度導致中國沒有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所以才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這種說法固然曾發揮過積極的政治作用，但在與事實是否相符上，是不具有真理性的。從邏輯上看，如果明、清時期的專制制度下產生不了近代科學的話？那么同樣專制的漢、唐、宋諸朝為什么誕生了輝煌燦爛的古代科學技術呢？千言萬語，“制度決定論”是站不住腳的，用這一理論去解釋中國為什么沒產生理性科學的原因，用朱熹較文雅的說法是“不會使船嫌溪曲”，用今天老百姓較粗俗的話說，就是“拉不出屎來怨茅坑”。

真實的原因只能從人本身來解釋。

于是，我們又想到了朱熹。

這個從四歲就能問出“天之上是何物事”的神童，一輩子手不釋卷，涉獵廣泛，他有關科學的論述是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理性科學呢？在他的書院里，他享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沒有任何制度上的束縛，可他為什么也沒有創造出近代科學呢？

現在，人們都知道朱熹是“理學家”，就是因為他提出了個“理在氣上，理在物先”的觀念，他認為萬事萬物都有個“理”事先存在。“理”，就道理、原理、原因的意思，即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道理的，這個道理先于事物而存在，事物不過是這個道理的具體顯現而已。“理”為什么能變成“物”呢？這是因為有“氣”這么個中介環節。“氣”呢就是空氣，人們能感受到空氣的冷熱和流動，但看不到它的具體形狀。能感受到，說明它存在；看不到具體形狀，說明它可以變成任何形狀的東西，熱，是“陽氣”，冷，是“陰氣”，“理”通過使陽陰二氣的不同結合，生成萬物。初看起來，朱熹的“理”已經與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相”或“理念”極為相似，他的“氣”（這個概念來自張載），也被有些研究者稱為是中國的“原子論”，于是，朱熹被稱為是中國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氣”的觀念則又是唯物主義的觀念。

確實，朱熹的“理”的概念在某些場合下已與蘇格拉底的“相”完全一致了，它本來也是可以作為理性科學的信念基石的，可是，為什么朱熹沒有在這基礎上繼續深入，創造出中國的理性科學呢？

我覺得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他的思維方式極其缺乏邏輯理性；第二，他對于世界本原這類問題的興趣還不夠濃厚。

先看第一點，朱熹的“理”的觀念來自一種直觀的經驗感受，一具體化到“理”與“氣”，“理”與“物”的關系時，他仍然依靠經驗上的直觀感受，而不去用邏輯思維統一理解從“理”到“氣”的每一個環節。于是，造成了大量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按他的說法：一物有一“理”，磚有磚的“理”，竹椅有竹椅的“理”（《朱子語類》P61）。而“理”又是通過“氣”形成“磚”、“竹椅”這類具體物事的。就有一位門人問他了：“天地之氣，有的混濁，有的清凈，既然是‘理’決定‘氣’，那么，是否也有‘混濁之理’和‘清凈之理’之分呢？”朱熹的回答是，“那不對，‘理’總是一個清凈的，如果混濁，那是氣混濁了，理管不了那些，‘理’只管‘生出’氣來，生出的氣混濁了是‘氣’自己的事兒，就比如一個父親生了兒子，兒子是好人還是壞人，與父親無關一樣。‘理’就是父親，‘氣’就是兒子。”（《朱子語類》P71）這個答案顯然與他的“理在氣上”的大前提是矛盾的，既然一物一理，磚有磚“理”，椅有“椅”理，那么按邏輯一致律來理解：混濁之氣就應有造成混濁之氣的“混濁之理”，清凈之氣也應有造成清凈之氣的“清凈之理”，朱熹不顧邏輯上的矛盾，斷然否認“理”有混濁清凈之分，是因為從感覺上講，他覺得應樹立個絕對正確的、即始終“清凈”的“理”存在，“理”不能出現錯誤和不足，因為他所說的“理”主要是“道理”的意思，如果“道理”一混濁，不就沒理了嗎！這里，“理”的含義被他自己不自覺地由與蘇格拉底“相”相同的意思“偷換”成具有道德色彩的人們吵架時有理沒理的“道理”的意思了。至于他所舉的父生子的例子，與他先前說的“理”與“氣”的關系在邏輯上完全是不同的性質。“理”與“氣”是因果關系：有什么“理”就有什么“氣”、有什么“氣”就有什么“物”；可父親與兒子是一個生死繁育的關系，父親不是兒子的“相”，兒子的“相”是決定他自己性狀的生物基因，這種基因來自父母雙方，而且還在許多現在尚不知道的因素作用下，有許多不同于其父母、只屬于他自己的先天信息。

類似的例子十分之多，在朱熹的論述中比比皆是。正是這種邏輯思維的欠缺，使他雖然也憑直覺感悟到了西方理性科學的最基礎性的概念，但卻遺憾地與之失之交臂，沒深入下去。反觀西方，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著述中，幾乎找不到一處如此自相矛盾的地方。

第二，朱熹雖然在童年時，就萌發了“問天”的興趣，而且終生保持了這種興趣。但遺憾的是，與其它方面的興趣相比，他在這方面的興趣并不十分濃烈，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這方面的興趣日益淡漠。在他留下的煌煌數百萬言的著作中，論及“理”、“氣”以及天文、地理、醫學之類的文字不足數萬字，也就是說不到百分之一，他在書院的講學討論中，也極少涉及這方面的話題。他最濃厚的興趣還是集中在倫理道德方面，比如：何為“仁”、何為“義”、何為“誠”之類的，幾乎占據他著作及對話的80%以上的篇幅。他對這類問題的熱衷已經瑣碎到了讓一個現代人難以忍受的程度：每件事，都不厭其詳地反復啰嗦多遍；有些問題現在看來極其無聊，比如用了大段的篇幅討論：是靜坐在那里思考圣人之學、還是邊干別的活兒邊思考圣人之學，更能體現出對圣人的“敬”呢？

讀朱熹的書，我真不可理解，他那些門人弟子常年累月地與他探討這類已接近無聊和弱智的問題，為什么不厭煩？作為一個現代人，要不是為了搞明白這位名聲卓著的大學者究竟在想些什么，是絕對不會去讀他的書的，太浪費時間了！

大概那個時代的人沒有厭煩的感覺，他們有同樣的道德熱忱。朱熹還把這種道德熱忱施加在他最基礎的哲學概念“理”上了，從而把這個本來就與“氣”的關系還沒說圓滿的哲學概念變成更缺少確定性的道德概念了，于是，一切變得更加混亂。比如，他在一個地方說：“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這話挺好，“理”在這里等同于自然規律。）在另一個地方卻又說，“天之理便是仁義禮智”，“天心即天理，仁即天心”，“理”又完全是種道德觀念了。事實上，世人更為廣泛所知道的朱熹的“理”，不是“理在氣上”的“理”，而是“存天理，天人欲”的“理”，就是這種道德概念。

對比一下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他們終生只在追問一件事情：何謂“相”，在現在已經譯成中文的《柏拉圖全集》中，厚厚五卷、也是數百萬字的對話中，幾乎全部是在討論“相”的問題。蘇格拉底在四十歲之后便不治別的生業，專門與人討論事物的“相”是什么的問題，柏拉圖在其著名的學園中（那學園有如朱熹的書院），與門人討論的也是這個問題，除了弄清楚“事物的本原是什么”這個問題外，他們幾乎別無任何興趣。

朱熹喜好讀書，他的一切討論幾乎都是針對著某本書上的某句話有感而發的，他所讀的書，90%以上也是以道德問題為中心話題的；而和他討論問題的同道，思維方式和興趣中心也完全與他相似。從表面上看，我們可以解釋為他所面臨的文獻資源及學術環境抑制了他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并強化了他沒有邏輯思維的缺陷。但如果想到這些文獻也是古人按其自己的思維方式寫的，來和他討論問題的同道也是按自己的興趣、而不是別人強迫來的，那么就應該明白這樣一件事實：朱熹不是偶然的例外，中國的思想家都是這么思考問題的，從孔夫子到朱熹、陸九淵，一脈相承。

缺少邏輯理性、道德熱忱壓倒了求真興趣，這就是中國沒有產生理性科學的真正原因。

古太極圖：

一提到“太極”，大多數人就會想到這張玄妙的圖，這其實是道家煉習“內丹”（相當于氣功）的一張說明圖，圖中黑白回護相抱，白為陽，黑為陰，陰中合陽，陽中合陰，陰陽相即不離，對立互補。黑中一點白為離（火，陽），白中一點黑為坎（水，陰），形象地說明道家對人體內部冷熱兩種感覺變化的理解。

這個“太極圖”與中國哲學家們，如朱熹所說的“太極”，其實不是一回事。朱熹說的“太極”沒這么玄妙，就是“最頂端”的意思，按現在的哲學術語說，就是“終極原因”或“終極存在”。朱熹和陸九淵有過一個重要的爭論，他認為周敦頤所說的“無極而太極”的意思是：“無極”就是“太極”，而不是“太極生于無極”。“無極”就是“太極”，意味著萬物一開始就存在，不是從一個不存在的“無”的狀態中產生出存在的“有”來的，他認為這是儒家的觀點。而“太極”生于“無極”，乃是“無”中生“有”的意思，意味著萬物從一個絕對的“無”的狀態而來，這是道家的觀點。朱熹在學術門派上自認為自己是儒家傳統的繼承人，沒少批判道家思想，但在生活中，又迷戀道家的煉丹術和養生術，甚至認為自己如果能煉成丹丸，服食后便可升天做神仙。他就是這么矛盾的一個人，留下了一大堆這么矛盾的文字。

“無極”，也好理解，就是：“沒邊的那個邊”或“最遠最遠直到沒邊了的那個地方”的意思。

5 沒有學派，只有幫派

由于缺乏邏輯理性的原因，朱熹的學說其實是一個包羅萬象、又互相矛盾的大雜燴。他的著作，除奏章詩文之外，主要是對儒家經典的注釋和關于儒家經典與門人同道討論的對話記錄，涉及到方方面面，沒有主線索，也沒有體系，基本上都是“讀后感”，以至于很難拿出來能代表其思想特征的某個學說來為之命名。那一時代的各家學說都是如此雜亂，主要都是對儒家經典發表各自相同或不同的理解而已。所以，當時人都只能以地域或人的姓來命名各家學派的學說，比如二程的學說被稱為程學，因他們主要居住在洛陽，故又被稱為洛學；張載的學說被稱為張學，因其住在陜西關中，故又被稱為關學。朱熹的學說在當時被稱為朱學，因他是福建人，所以又被稱為閩學。大概是清代，將朱熹的學說稱為道學，因為那時有批學者認為朱熹繼承發揚的乃是孔子所創、經唐代韓愈中轉的儒家道統。其實，在朱熹的論述中，基本沒提他繼承“道統”這回事兒。將朱熹的學說稱為“理學”，則是最近幾十年的事，大概也是因為要證明我們古代不僅有西方那樣的科學，而且也有西方那樣的哲學，恰好朱熹的學說里又講過“理”這個與蘇格拉底的“相”頗為近似的觀念，于是便以此命名朱熹的學說，以證明我國古代也有西方那樣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其實，在朱熹留下的所有著作中，談及“理”的部分，滿打滿算不足百分之一，其它那99%的內容都與“理”無關。

不僅將朱熹的學說命名為“理學”未反映出其學說的本質特征，就是那時代一切學者的學說，都很難用一個核心概念來命名，例如將陸九淵的學說命名為“心學”，將陳亮的學說命名為“功利” 之學，陸、陳二人當時就不服，認為這是“亂扣帽子”。實際上，他們做學問的方式都差不多，就是圍繞著同一本儒家經典做注釋嘛！能有多大差別。所以，朱熹的言論中常有陸九淵、陳亮的觀點，陸、陳也常用朱熹的話表達自己的意思，說來說去，如嚴格地按學術思想劃線，會發現，這些人本來就是一個學派：儒家學派。就是儒家學派，也和與他們來源不同的佛家、道家之間，沒有今人所附會的那樣差別巨大。比如朱熹在中年以后，有一個階段以批評佛學和道家為主要工作，他在福建漳州做地方官時，還強制性地勒令僧、道還俗，以發展社會生產。他批評陸九淵的學說近似“禪學”，可他本人在講學中，經常以禪宗的方式講道理；他批評道家“有生于無”的觀念，可是在晚年，為求長生不老和身體健康，也練習道家的內丹之術。

說到底，那時一切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說都是一種學說，就是圍繞著道德這個中心話題，夾雜著各種晦暗不明的個人利益訴求的各種主觀意見的總匯，以儒、道、法、佛、理諸種名詞命名都不能準確反映出其思想本質，如果非要按其思想本質給個命名的話，勉強可以稱為“義利之學”，即研究人的道德和個人利益訴求的學問。

也就是說，中國沒有那么多的學說，只有一種學說！

沒有學說，何來學派，所以，中國沒有學派。

沒有學派，那朱熹他們的門派又算做是什么？

沒有學說的門派只能是幫派！

學派是什么？是因為對客觀世界認識的方法和結論不同、依據不同觀點而形成的學術流派。中國自春秋以后，就再沒有這種學派了。

朱熹那個時代的門派，實際上是依附一個有名望的人、謀求官場做官機會的利益團伙。張栻因為是宰相張浚的兒子，而且有一段時間，傳說宋孝宗也要他當宰相，所以，一時間依附他的門人竟達數千之多。不幸他英年早逝，那些依附者立馬星流云散，分投其它各個門派，比如有人也投到了朱熹的門下，投靠時候說的理由是發現張學（湘學）不如朱學深刻，所以轉變了觀點。依附朱熹的弟子也一樣，朱熹一當官，馬上任用或推薦自己得意的弟子進朝做官；一當朱熹被貶，學說被禁，一大批弟子便馬上與他“劃清界限”，甚至反戈一擊，再投他門。朱熹本人也是同樣，他也得攀附權臣，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只不過他所依附的權臣在性格愛好上與他更為接近而已，如曾做過宰相的趙汝愚，這人就也很雅好學問，與朱熹談得來，朱熹幫助他編纂過《國朝名臣奏議》一書。

公元1194年，南宋紹熙五年閏十月，朱熹被解除官職、回家閑居。1196年（南宋慶元二年），有朝臣上奏章彈賅朱熹，將他的學說定為“偽學”、將他的弟子定為“偽徒”，由此開始一場長達十余年的對朱熹學說及同黨打擊迫害的活動，史稱“慶元黨禁”。這一事件被今天一些不明就里的學者解讀為“統治者對知識分子及其學說的迫害”，這又是一種想當然的虛構。

要理解朱熹這次為什么會被貶官，他的學說又為何被禁，還得先從他這次是怎么當上官的講起。

公元1194年，南宋紹熙五年七月，已退居二線的太上皇宋孝宗趙昚駕崩，當時在位的宋光宗趙惇因患嚴重的精神分裂癥：時而清醒，時面糊涂，已完全不能處理朝政。知樞密院及參知政事（總參謀長兼副總理）趙汝愚和孝宗憲圣皇太后的外甥韓侂（chà）胄合謀，強迫趙惇退位，由其子趙擴繼位，是為寧宗。趙汝愚為宰相，他是朱熹的政治靠山，向新皇帝舉薦朱熹到中央任職，其時，朱熹正在荊湖南路安撫使任上（相當于湖南省長），已是名滿天下的大學者，小皇帝趙擴對他早已有所風聞，所以便同意了趙汝愚的推薦，任命朱熹為煥章閣待制，進京為皇帝講授圣人經典。這個職務有點像明、清兩朝的內閣大學士，級別較高，等務宰相，但沒什么實權，從實惠的角度看，遠不如湖南安撫使，但是卻可以經常與皇帝在一起。給皇帝上課，為帝王之師，是朱熹夢寐以求的事。于是，他比較痛快地進京上任。

可朱熹在這個崗位上只干了46天，就被解除職務，趕回故里，接著的第二年，就開始了全面封殺朱熹學說、打擊朱熹同黨的“慶元黨禁”。

朱熹之所以被免職，主要是因為兩點原因：第一，韓侂胄要通過打擊朱熹來打擊他的后臺靠山趙汝愚；第二，小皇帝趙惇受不了他了，要把他攆走。

趙汝愚這個人是皇帝宗親，人品還算端正，雅好學問，與朱熹與共同的愛好，但是政治手腕不夠。他因擁立新君有功，被任命為宰相，但很快和另一名外戚權臣韓侂胄發生了權力斗爭。韓侂胄這人后來的政治名聲極差，但權力手腕夠狠，在他的打擊下，朱熹被排擠出朝廷幾個月后，趙汝愚被罷相，貶到湖南做地方官。

小皇帝趙擴起初對朱熹充滿希望，在短短46天時間內，聽朱熹給他上了七次課，還專門召見了四、五次，但為什么很快就翻了臉，把朱熹趕走了呢？趙擴倒是把原因說得挺坦白：

第一，朱熹手伸得太長，太愛管不該他管的事了。本來就是請他來講授圣人經典的，沒想到他凡事都插手，那一時間段的一切重要政事爭論，朱熹都參與了，特別是在人事任命上，總提個人意見，按崗位職責，那確實不是他該管的事。

第二，愛插手管閑事也行，但朱熹提出的辦法“多不實用“。小皇帝沒說錯話，舉個例子，當時已被趙汝愚等以“內禪”方式退位、當太上皇的趙惇神志不清，他一直還以為自己沒退位，趙擴去見他，他不接見，弄得趙擴也不愿意再去。朱熹是很重父子孝道的。所以，堅持小皇帝一定要常去看望這位瘋父親，要求趙擴“下詔自責”，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這個建議確實不可行，就算趙擴這么做了，能治好趙惇的精神病嗎？趙惇的病因來自遺傳因素，是治不好的，號稱也通醫學的朱熹不從醫學的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反而要求小皇帝象對待正常人一樣去對等這個瘋父親，確實迂腐，小皇帝做不到，也不該這么做。試問，如果小皇帝見到太上皇，太上皇又提出一個政治上的建議，小皇帝是接受還不接受。不接受，按朱熹的觀念就是不孝；接受一個瘋子提出的政策，如果實施下去，會帶來多么嚴重的后果？仔細研究這一時朱熹的所做所言，趙擴將他貶出去還是情有可原的。

按常規，以朱熹這點兒錯，被貶官是可以的，犯不上再追究其學說的正誤，以前朱熹也被罷官，也沒把他的學說打成“偽學”啊！

查禁朱熹的學說，主要是韓侂胄一黨干的，目的是徹底清除趙汝愚一黨的勢力。趙汝愚當政時，在中央和地方都安插了不少自己的人，有的還是朱熹的弟子，將朱熹的學說定為“偽學”，其弟子門人定為“偽徒”，就能把這些人一并逐出“干部隊伍”，以此達到清除異己的目的。

一份韓黨彈賅朱熹的奏章說，朱熹以“偽學”授徒，他們之間約定了一種“暗語密碼”，在科舉考試中，朱黨的考官便可根據這些“暗語”來判斷誰是自己人，給予錄取，所以必須禁止“偽學”傳播。十幾年后，韓侂胄垮臺，朱熹學說又被解禁，立為“正學”了。

上述事實說明，朱熹學說被禁，跟他學說的內容觀點毫無關系，他不是因為學術觀點被迫害的，而是在權力斗爭中，自己這一幫派總體失利后所遭受到的打擊，這也是中國幫派化學術的必然結果之一。

6 學校不是會所

書院內自由探討學問的方法很令今天的文化人向往，有人會說，管他書院是學校、還是會所的，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這些東西難道對今天辦大學沒有借鑒意義嗎？蔡元培先生不就是依據“學術自由，兼容并包”原則才把北大辦成功的嗎？

不，不是這么回事！

學校不是會所：人們去學校，是為獲得謀生就業所必須的知識和技能，是被迫去的；人們組建會所，則是出于某種興趣與愛好，是主動去的。這一點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假如不用上學就可謀生掙大錢，那么沒有幾個人愿意去上學，歐洲人、美國人也是如此。這一點也決定了一切辦學校的原則都是“強制”，用優雅些的話說叫“嚴格要求”，一切學校所做的無非是用各種方法強制學生學習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識、掌握自己不會的技能。會所則不同，它本來就是興趣愛好者自發的聚會，為了快樂才來，要是有所強迫、引起不愉快，還不馬上就散伙了！所以，一切學校的實際辦學原則都是強制，強制學生接受知識與技能的效率越高的學校就越成功；同樣，一切會所的原則都是自由，如果沒有了自由，會所就自動瓦解了。

不能用辦會所的原則來辦學校！

所以，宋代書院的辦院原則不適合于今日辦大學。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孑民，紹興山陰人。清末中進士，1904年與陶成章、龔寶銓等在上海建立光復會，被推為會長，次年加入同盟會。1907年，蔡元培赴德國留學。民國元年(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主張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廢止祀孔讀經，實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確立起我國資產階級民主教育體制。二次革命失敗后，攜眷赴法，1917年冬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張，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生創造了條件。他主張學與術分校，文與理通科，將“學年制”改為“學分制”，實行“選科制”，積極改進教學方法，校內實行學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這些主張和措施，在北京大學推行之后，影響全國，是公認的自由主義教育家。

蔡元培先生辦北大已成為現代教育史上的一個神話，仿佛最理想的大學就應該是蔡元培先生所辦的北大，這又是一個多么深的誤會！蔡先生當北大校長時，精神還十分年輕，他挾著革命者火熱的激情，帶著剛從歐洲游學的新鮮感和興奮勁兒，把北大當作一座學術會所來辦了。他開宗明義地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之機關也，不是資格養成之機關。諸位如果想求謀生就職的專業技能的話，可去商學院、法學院、工學院，不用來上北大這樣的大學。上大學就是來研究高深學問的。”在此基礎上，他提了“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主張，可這種主張，是和古今中外一切學校的客觀性質不相符的。

蔡先生成功了，但他的成功只是辦了一座成功的思想和政治文化會所，而不是一所學校。檢點那一時期北大的歷史，發現留下最深刻痕跡的人物絕不是因為其有什么高深的學問，而是那些站在時代潮頭富有救世激情的人物：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諸人難道是搞學問的嗎？同樣，追隨這些思想明星的北大學生張國燾、劉仁靜以及被從外地吸引來的毛澤東，難道是在北大的課堂上、按按照系統的學科建制，學習到的馬克思主義及其它社會主義思想嗎？

蔡先生把學校辦成了會所，固然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而偉大的影響，但從辦學校的角度來講，他并不成功，他自己當時已經意識到這一點。1919年五四運動之后，他辭去校長之職。今人曲解說，那是為了抗議北洋政府逮捕學生，可蔡先生本人當時就坦承：作為校長，學生上街游行，自己有失職之過，所以辭職。經各方挽留，蔡先生不得已又回到北大，接著當校長，但被“自由”風潮鼓舞起來的學生已經走到了蔡先生始料未及的地步。一次，為了收取講義費的事情，學生聚集起來鬧事，蔡先生勸說不下，激奮中提出與學生決斗來解決問題。

一所學校，到了為一個行政管理上的常規問題，校長要與學生決斗的地步，這還能稱為成功的學校嗎！

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北平的大學生滿懷愛國激憤到南京請愿，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蔡元培出面勸阻學生回到校園去讀書，被學生痛打了一頓。那時的蔡先生已經完全成熟了，他明白了會所與學校區別，否則，應讓學生按著思想自由的原則自由行事哪！不應在這時出來勸阻學生，挨這頓打、并葬送前半生的英名啊！

不能用辦會所的原則辦學校，我們今天總該明白了吧！

同樣，也不能用辦學校的原則辦會所，中國今天實際上還沒有真正研究思想和科學的“會所”，宋代書院形式對建立這樣的“會所”倒是很有借鑒意義。

外國是有這樣的會所的，而且對他們國家的科學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例如英國的皇家學會、法國的法蘭西學院、美國的科學院。中國目前沒有這種“會所”，古代中國是有的，那就是書院，但現在卻沒有了，所以，我們期待著書院在這個意義上能在現代中國復活。

“學校”與“會所”的區別不是沒意義的咬文嚼字，而是有著重大的實踐價值。多年以來，我們一直將只能在會所中實現的理想強加到學校身上，讓學校來承載這個它承載不起的夢想。結果只能有二；一是將學校辦成了“會所”，雖然為風云人物的出現提供了“產床”，但學校應有的知識復制功能被嚴重弱化，簡單地說，有會所無學校；二是將會所辦成了學校，一當激蕩的革命浪潮平息下來，學校的知識復制功能凸顯，學校里那些本來應該有自由思想的人物沒有縱情表演的舞臺，社會進步所必須的創造性的思想與激情被淹死在以復制知識和技能混飯吃的平庸大軍中，簡單地說，有學校而無會所。今天，人們再度把辦會所的自由主義原則強加到學校的頭上，可太平年間的學校根本無法承載起那么有激情與活力的自由夢想，于是，便出現了無數對學校的抱怨。

解決問題的辦法也許很簡單：將學校辦成學校，將會所辦成會所！如今的學校體系已經十分完備，只需放棄強加到它們頭上而其實又承載不了的夢想即可。“會所”則還是一片荒蕪的土地。現在的本來可以成為“會所”的各類學會，已淪為學院派庸人們渡假休閑的“報銷窗口”，至于各種科學研究機構，一直當作企事業單位，實際上也是如同學校一樣按“嚴格管理”的原則在運行（得特別說明的是，在目前中國各類科研機構中，這種“嚴格管理”的原則是絕對正確的，因為對本來科研興趣不夠濃厚，進來就是為了謀生的人來講，如果沒有了“強制”，就更干不出什么像樣的活兒來了）。

我們希冀的是那種出于真正思想與科學興趣而聚集起的會所，如同宋代的書院那樣的會所。

北大紅樓

北京大學紅樓現在的地址是北京五四大街29號，為北大老校舍之一。建于1918年，樓為工字形，共4層，大樓通體用紅磚砌成，故稱紅樓。1919年5月4日，北大學生從紅樓出發到天安門舉行了示威游行。以后，紅樓北面的廣場多次成為北京學生進行革命運動的集合地點。1919年到1920年毛澤東曾在樓內圖書館工作。魯迅任北大國文系教授時的休息室在二樓扶梯對面。許多著名學者和新派人物在這里講過課。如此深厚的歷史和人文淵源，使“北大紅樓”歷經時代變遷而始終令人矚目，成為我國新文化運動的標志性建筑之一。1953年北京大學全部搬到西郊。1984年5月初在此設置了“紅樓紀念牌”。現在已經開辟成為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也成為了著名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7 播下龍種，能收獲跳蚤嗎？

馬克思在發現有人誤用他的思想時，抱怨說：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

真是這樣的嗎？

趙本山回答：不對，小狗只能生出小狗，生不出跳蚤或別的啥玩意兒來！

趙本山的回答是對的，符合生物學的事實。

或許馬克思也應該冷靜地想一想：自己是否在播下龍種的同時，一不小心帶進了幾個跳蚤的種子？

宋代書院的創辦者們遭遇到了比馬克思更為嚴重的尷尬，他們自以為自己播下的是龍種，可不曾想，收獲的竟然全部是跳蚤！

朱熹，張栻等人創辦書院，是為了對抗科舉考試帶來的不良影響。當時，為了應對科舉考試，已經建立起龐大、完善的官學體系。從中央的國子監到地方的州學、縣學，均以訓練應對科舉考試的知識和技能為唯一功能，學生們主要學習的內容是所謂應試“時文”，就是“科舉考試試題解析及強化練習集”，這些時文雖然出自儒家的圣人經典，但由于已經試題化，被肢解得完全喪事失其本來含義。為應試來學習的學生們也不關心圣人經典中的微言大義，更不會把那些修身立德的教誨當作自己的實際做人原則。他們所想的是如何盡快順利地通過科舉考試，撈個官兒當，快摟錢。

有鑒于此，朱熹、張栻們創辦書院，目的是在官方的應試教育系統之外，另辦一套專以研究學問本身、養成圣人人格的教育學術機構，張栻明確說明辦書院的目的：“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材，以傳道而濟斯民也”。

他們辦成了這件事兒，書院辦起來了。在書院之內自由地探討學問，他們都自以為自己的學術著述與科舉時文性質截然不同，能完全真實地反映出圣人的本來意思，在他們自己的言傳身教之下，定能培養出符合圣人標準的理想人物來。

結果卻異常吊詭：朱熹的學說經歷過短暫的禁止之后，在南宋就成為官方正統學說，而到明清兩代，朱熹的著作被皇帝欽定為科舉考試的教科書，通行天下。一心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辛勤著述的反對科舉“時文”的學術大師，到頭來不僅沒有抵消科舉“時文”的負面影響，反而給那些散亂的“試題集解”又提供了一套完整詳細的“輔導教材”。書院呢，雖然明承宋風，又特立獨行了一段日子，但因卷入政治派別之爭，屢遭禁絕。到了清代，干脆被官府一并收編，成了科舉考試的“第二輔導班”（“第一輔導班”是各級官學）。

培養道德君子的目標也都落空了。那些進入書院，聚集在朱熹身邊的人，確有雅好學問、動機純潔的，但也有不少蠅蠅茍茍之徒，他們或是想借此途徑進入朱熹的政治集團中，利用朱熹的政治人脈，在官府中撈個一官半職，或是想借朱熹的學術聲名，為自己臉上貼金，求得聲名。總而言之，無非求名求利之徒。這些人還在朱熹在世時，就進行過無原則的所謂“學術爭論”，待朱熹死后，更是嚴重，所謂“朱學”，只是名利之徒借以聚眾、維持關系網絡的一面旗號而已。朱熹沒有實現他培養道德君子的講學目標，他辦的書院里沒有出現一個符合朱熹所言圣賢標準的人物，最低限度，連一個能與朱熹比肩的人物都沒有。

再啰嗦一句，這就是會所的特點，出于興趣驅動的大師們風云際會，追隨的聽眾只是一時激動、湊湊熱鬧，聚會結束，大師謝世，湊熱鬧的人也自散去了。

學校就不會這樣，每一所學校都以培養出比在校教師優秀的人才為己任，而且也都做到了這一點，不信你歷數任何一所大學的畢業生，肯定都有比老師更有成就的學生出現。

面對這一切，不知朱熹會作何想？

不過我猜想，他一定沒有馬克思的憤怒，反而會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后果。因為馬克思是革命家，他確實播下了龍種，對自己該收獲什么的果實有清醒的預期，所以才會憤怒。而朱熹本來也就是個官迷，他的理想無非做“帝王之師”而已，如今被供奉在各地學宮，與孔孟諸圣一起配饗學子祭祀，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就是“求仁得仁”了！

馬克思播下的確有龍種，夾雜了少許跳蚤；而朱熹，則播下的全都是跳蚤，否則也不會有如此豐盛的收獲。

道理很簡單，馬克思確實提出了一套不同以往的革命思想；而朱熹只是又一次完成了對儒家經典全面注釋，科舉考試用的基本教材就是儒家經典，朱熹無非是在“試題詳解”之外，又編了一套輔導教材而已！

至于沒有培養出理想的圣人君子的缺憾，坐在孔廟殿里享受應試舉子煙火的朱夫子會說：沒有放棄，我在官學里繼續完成這個目標！

這當然是癡人說夢，最多是自我安慰。此時，朱子的學說已真正淪落成為“偽學”，五四時期被稱為“偽道學”！

8 別灰心，孩子有救

中國思想能飛多高？

就像朱熹那么高！

在書院里，沒有任何外來的束縛，朱熹可以在思想的天空自由翱翔，他十分勤奮，儒家經典的每一句話，都被他反復解釋了數百遍；博覽群書，天文地理，星歷術數，無所不談，無所不論。他心游八極，已經觸到了西方哲學中“終極實在”這一基石的邊緣。但是，他也就飛這么高了，書院的院墻沒有框住他的思想，是他自己的翅膀只能迸發出這么大的力量：他想不出西方理性科學的內容！還不僅如此，他“問天”興趣后來突然走火入魔般地轉入了抽簽算卦的迷信領域，他不信鬼神，但卻迷信按《周易》的方法執蓍卜卦，一些重大問題卻靠算卦來決定：比如是否就任某個官職，是否給皇帝上某道奏章等。這時候，這位滿腹詩書的飽學之士和街頭巷尾的愚夫愚婦已然無二。

中國古代沒有西方所有的那種理性科學，如果只按今天這一種科學的標準來說，就是：中國古代就沒有科學！

之所以沒有，不是由于專制制度或經濟落后之類的什么外在因素，僅僅是因為在思想中沒有想出來那種東西。

這是個令人泄氣的事實，但不必因此灰心。

我的眼前又浮現出朱熹四歲的樣子：他伸出小手，指著天上問：“天之上是何物事？”

多好的孩子！

讓我們永遠記住這個孩子。讓我們永遠記住，每朝每代的中國人都能生出這樣的孩子！

記住這個孩子，遠遠比費盡心機、指鹿為馬地論證“我們也曾有！”有價值的多。

因為這個孩子表明，我們有提出科學問題的能力，更有接受科學、發展科學的能力。

哲學、科學，我們古代確實沒有，但現在已經有了一點兒，盡管全是引進的。但有這樣的孩子，就意味著我們將來一定能夠創造發明出屬于自己心靈的科學和哲學。

書院，我們古代曾經有過，現在沒了；但如果有必要，那些孩子們會讓它復出，重新撐起一片自由思想的天空。

9 后記，兼答錢學森問題

此文寫畢后，于《新華文摘》2010年第二期，讀到了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先生臨終前的一篇談話《中國大學為何創新力不足？》，深感錢老所提的問題與本文所關心的問題是同一類問題，因此覺得有必要對本文的幾項重要結論重新加以強調，并順便作為對錢老所提問題的一種回答。本文所得出的主要結論是：

1、中國人沒有創造出近代科學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思維天性中缺少創造這種科學所必須的邏輯理性與追究終極原因的興趣，而不是什么經濟發展水平與社會制度之類的外在原因（這也是我對“李約瑟問題”的回答）。正因為如此，即便在當代，中國人在科學方面，仍嚴重缺乏能與歐美人相匹敵的原創能力。

2、要解決中國缺少科學創新能力的問題當然得依靠教育，依靠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體系。但是，要想辦出具有科學創新能力教育的辦不是為很多人所幻想的“自由主義”，而應是“強制”，即以各種合適的機制和手段，強迫中國養成按邏輯理性思維的習慣以及追究終極原因的興趣，只有長久有效的“強制”，才能使一個本來沒有科學思維基礎的民族熟練地掌握和運用現代科學（這一結論也是對“錢學森問題”的回答）。

3、錢老的談話中提到美國的加州理工學院光是給中國就培養出許多著名科學家，如錢偉長、談家楨、郭永懷，以及錢老本人等。這一觀點容易給人造成誤解：仿佛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是成功的大學，因為它有一套成功的培養創新人才的模式，只要我們將其移植過來就可以了。

其實完全不是這么回事，從本質上說，錢學森等人能成為優秀的科學家并不是因為加州理工學院的辦學水平高，而是由于社會歷史條件形成的一種“隱性強制”機制，造就出了這樣一批優秀的華裔科學家。錢學森所列舉的這些人，都是當時中國人中百萬里挑一的優秀人物，而且還是罕見的對自然科學有興趣的優秀人物，這些人要想有出息，就得想盡辦法出國深造，也就是說，他們是通過一種國家間的“強制遴選機制”，被吸收到加州理工學院的，任何一個大學，哪怕是三流老師當道，如果有這么幾位優秀人物入校的話，也會造就出大師的傳奇的。到了美國之后，他們除了搞科學研究之外，也沒有機會進入政界，就是說，有一種“強制性”的機制斷了他們“學而優則仕”的發展路徑。正是這兩種“強制”機制與過程，才造就了這批優秀的科學家的誕生。

4、錢老所舉的例子說明，要造就出真正具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才，僅靠學校是不夠的，而是需一種系統的社會機制，首先，這種機制“強制”最聰明的人進入科學研究領域；第二，這種機制斷了科學家們“學而優則仕”的路徑，只有嵌入這種社會機制中的學校教育，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5、真正的科學創新當然需要自由的思想環境，但那只是針對具有科學思維能力和興趣的人而言的，如果對那些本來對科學研究毫無興趣的人給以“自由思想”的環境的話，那么大學就會變成“騙子”和“懶人”的天堂了，正如我們今天在某些大學中所看到的那樣。對于通過“強制機制”遴選出的真正有科學研究素質和興趣的人，就要給他們一種真正自由研究的環境，這就是本文所說的“會所”。真正的創新能力不是任何大學所能培養出來的，而是有一種機制，把有創新能力的人遴選出來、匯聚在一起，當這樣的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你不讓他創新也不行，對這群人，根本用不著講什么一定要“研究別人沒研究的問題才有價值”這類小兒科的老生常談了。中國所缺乏的不是能培養出有創新能力人才的大學（哪一個國家都沒有這樣的大學），而是將有創新能力的優秀人物匯聚在一起，發揮其創造天賦的“會所”，不論這種“會所”叫什么：書院？大學？還是研究院？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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