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無問西東》 ）

“自晚清以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經歷了幾次意義重大的世代更替，成長起來的一代又一代年輕人成為后浪，又從后浪變為前浪。如今這種以‘代’為間隔的更替和分化，也變得越來越頻繁。”

?整理 | 段志飛

?編輯 | 鐘毅

在廣州的冬至來臨之前，一股自北向南的寒流姍姍來遲，晚間氣溫驟降，街上的行人后知后覺地裹上了棉衣，步履匆匆。與此同時，在廣州學而優書店二樓的閱讀空間里，一場《前浪后浪》新書首發分享會正在進行。

《前浪后浪》

許紀霖 著

上海三聯書店｜理想國，2025-1

Z世代、躺平、cosplay、情緒價值、拒絕虛無、夜奔開封、時代的尾氣…… 當這些“新詞”在那片空間上方不停回蕩的時候，眼前討論的畫面仿佛回到了100年前的廣州，作為響應五四運動的重要城市，這里的青年們共同發出了時代之問：“這個世界會好嗎？”如今這個“問號”又掛到了“當代”后面。

新書的作者許紀霖，面對與他年紀相差將近半個世紀的年輕讀者的提問，依然有著濃烈的興致。當然，這次并非許紀霖第一次面對年輕讀者。早在知識付費正熱的那幾年，他便開始嘗試“得到”音頻課；等到短視頻火起來的時候，他又進駐B站，開講中國傳統文化課，吸引了不少年輕粉絲。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許紀霖，始終將自己置身于與時代“交鋒”的最前線。

許紀霖研究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已經40年，在他看來，不同時代的問題，其本質都離不開人性的復雜性，即便是不同時代的問題，也都能從人的精神世界中找到脈絡與傳承。

“自晚清以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經歷了幾次意義重大的世代更替，成長起來的一代又一代年輕人成為后浪，又從后浪變為前浪。如今這種以‘代’為間隔的更替和分化，也變得越來越頻繁。”許紀霖說，寫作這本《前浪后浪》（理想國，2024），除了是在上一部《脈動中國》（理想國，2021）的歷史延長線上重新出發，也想嘗試去驗證，在那些推動歷史的重大決策中，“理性”并不是絕對的。

《脈動中國》

許紀霖 著

上海三聯書店｜理想國，2021-3

現場還有文學評論家黃子平、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林崢，他們 都分享了自己對《前浪后浪》這本書的閱讀感受。當聊到現如今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做學問普遍缺少“歷史脈絡感”的時候，三位“前浪”都表示深有體會。

以下為分享會的精彩內容整理。

從精神世界切入，

看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

林崢：《前浪后浪》首發活動在廣州舉辦很有意思，近代這一百多年來，廣州都是推動改革非常重要的地方。許紀霖老師長期以來一直在做思想史、中國知識分子的研究，新出版了這部《前浪后浪——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想問許老師，寫作這本書的動因是什么？

許紀霖：我介入中國知識分子研究40年了，40年研究一個題目，這本《前浪后浪》也可能就是一本收官之作了。一個研究領域，在有限之年總會寫完的，寫完不是說終結課題，而是不可能再有新意。事實上在此之前的時刻，都是在自我挑戰，為什么？

因為我是不太喜歡“炒冷飯”的那個，而新意在我看來不是說在某個史料上有突破，我不是史料派，也不是在某個小的觀點上有突破，我是希望在一些新的視野和角度上進行突破。

最早從1988年開始，我寫的《無窮的困惑》，到后面的《安身立命》，都是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國知識分子，那算是我的第一次嘗試；到了2006年前后，我帶領了一群研究生，開始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從晚清到民國的知識分子，于是就有了《有為有守》，這是第二次嘗試，這本書2024年再版了；而這一次的《前浪后浪》，恐怕是我的第三次新的嘗試。嘗試了什么呢？

《有為有守》

許紀霖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4-6

過去，做思想史通常會從政治立場、文化立場激進還是保守，來研究知識分子，這叫“左與右”，是比較傳統的做法。前些年市場上用另一種角度來觀察，我稱之為“上和下”，也就是研究知識分子的社會階層流動。這本書之所以叫“前浪后浪”，其實就是從代際更替的角度來展開，我想這是把一個六面體“上下左右”之外的“前后”給補上了。

今天我們能看到，中國的歷史變化非常之快，好像每隔5—10年，就會有一代人冒出來，登上舞臺的90后，一眨眼就成了“前浪”，開始帶領95后、00后。事實上，這一切在歷史上都曾以某種類似的方式發生過，所以理解歷史也是理解今天，理解我們自己。這本書也是懷著一種對當下的理解來寫的。我一直覺得，我們依然在近代中國的延長線——特別是精神世界的延長線上。

為什么會想從精神世界的角度切入呢？因為過去做思想文化史，都是觀念的比較，但是做得越深就會發現，實際上人的理性是不靠譜的。我們自己想一想，當你做決策的時候，有多大程度是被自己的理性擺布的？實際上我們往往最后都是情感的奴隸。如果我們進入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包括他們的情感世界、日常生活的世界和意志的世界，就能有一個全新的視野。

（圖/《覺醒年代》）

林崢：今天黃子平老師也來到了現場，請黃老師分享一下閱讀感受。

黃子平：理想國找我這樣一個做文學的人來討論一本歷史書，也算是一種跨界。事實上許老師做了很多我們文學界人士做的事。

在我的想象當中，從晚清到五四運動，再到“一二·九”運動，所有的前浪后浪，每個人物其實都很值得專門去譜寫，但這樣的話，可能要達到六卷本的體量。許老師非常濃縮地把幾條脈絡、幾次危機、幾次分裂、幾次轉折，都講得很清楚。

我讀這本書的時候，尤其是近代部分，學到很多。以前我沒有注意到李鴻章、張之洞這些人，只覺得他們都是保守派，其實他們都是時代的巨人，現代人已經很少有能和他們相提并論的了。這些人有一種志士精神，要么把自己當鍋去熬，要么當柴火去燃燒，這里面是有很多精彩細節可以講的。

影視劇中的李鴻章與慈禧太后。（圖/《走向共和》）

從做學術的角度來看，就像許老師前面說的，他從精神世界的角度切入，所以這本書比一般做抽象思想觀念史的會豐滿很多；從做文學的角度來看，有一些不太容易抽象成觀念的歷史細節，其實是沒法全部寫進這本書里的。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我一直關心的，那就是“代”。“代”的概念大約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慢慢被使用起來，比如用“垮掉的一代”來概括某一個社會群體。這樣使用一個概念的缺點，可能就是過于強調某種間隔，而掩蓋掉個體的特殊性。剛剛許老師也說了，代與代之間的尺度越來越縮小，這種節奏的變速，會制造出各種各樣的復雜性。許老師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會用比如說“舊派里的新派”“新派里的舊派”這樣的分類，巧妙地強調了那些特殊性。

建一座歷史觀的“毛坯房”，

給后來的研究者“精裝修”

林崢：許老師是歷史學家，我和黃老師都是文學出身。但是我讀許老師著作的過程中，感覺跟一般歷史學者的風格不一樣，反而對文學研究者很友好，許老師是如何運用歷史和文學這兩種角度的？

許紀霖：說實話，我不敢承擔“歷史學家”這樣的身份。我是政治系出身，因為喜歡歷史，所以轉到歷史學院。早年我考中文系沒有錄取上，從此我內心憤憤不平，想證明給中文系的朋友們看看，我在文學方面也不差。記得有一年，我拿了單向街的非虛構類文學獎，算是滿足了我一個文青時代的虛榮心。我的書就像我一樣，跨越了文史哲，還有社會科學，所以我很難接受自己是一個歷史學者，更不敢挑戰文學。

過去，我覺得做知識分子一定是要做研究學者，但是歷史學是比較卑微的，完全是因為喜歡才進入。當我的視野進入“精神世界”以后就不一樣了，學者有一個毛病就是不愿意袒露自己的內心，文學家正好相反，恨不得把自己的內心撕開來給讀者看。我之前的很多文本，其實都是越界進入了文學領域。

（圖/《無問西東》）

康德曾說：“世界上最讓人震撼的兩樣東西，一個是我們頭頂的星空，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內心世界。”我對這些有好奇心，我對人有好奇心，我寫丁玲的時候，也試圖去說明為什么她會和周揚至死都互不原諒。這些東西透過“精神世界”都可以一層一層往下剝。

我寫《前浪后浪》這本書，最主要就是想拉出來一個大的脈絡，世代更替會產生斷層，除了斷層也會有連續性，我竭力想找到這種連續性，只能從中國的四代革命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里去破譯那些“密碼”，找到更替背后基因不變的部分。只可惜我愛好太多，興趣太廣，像小貓釣魚，沉不下心來搞幾大卷，只好由著性子寫了。

另一方面，我在大學待了40年，發現學生在專業領域的“打洞式”研究能力越來越高了，實際上遠遠超過了我們。他們擅長找資料，還會用ChatGPT和大數據，需要什么資料很容易找到。但同時我也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現在的學生普遍都缺少宏觀的把握，比如辛辛苦苦做了一個題目，最后問他們意義在哪里的時候，通常就被問呆了。

在我看來，做學問要在一個大的歷史脈絡里面去理解它的一種普遍的超越意義，而這些理解是需要“脈絡感”的。所以我做這本書的意義，可能就是建了一間毛坯房，至少結構都已經搭好了，只要后浪們看得上這間毛坯房，再去精裝修就好了。

（圖/視覺中國）

林崢：這個比喻很精彩，也涉及一個新的“代際問題”。確實，我覺得年輕一代的學者很擅長做精巧的題目，但還缺乏一些更宏大的歷史關懷，或者叫做“問題意識”吧。黃老師對此也有同感嗎？

黃子平：我經常跟我教文學的學生們說，要“少讀文學書，多讀歷史書和哲學書”。表面上我們是做文學，但實際上歷史在文學中的分量是很重的。我在北大讀本科的時候，飽受文學史的“迫害”，當然我們后來也成了文學史的“幫兇”，又去“迫害”別的后浪了。知識性的文學史學得太多的結果，就是不讀作品，因為作品太多了，學生最后就只記住了很多書名、人名。

現在這些知識性的東西，都不需要我們傳授了，就像許老師剛才說的，AI就能搞定了。現在更多地要回到對能力的培養，收集了一大堆素材，怎樣學會裁剪？那么，我想許紀霖老師想表達的，其實就是用一種什么樣的眼光去裁剪。我覺得這應該是大學教育的當務之急。

缺少生活的“常識感”，

那就去發現更多“新空間”

林崢：我在閱讀《前浪后浪》這本書的時候，發現了兩條知識分子脈絡，基本上延續了“心學”和“理學”。其中有康有為、梁啟超他們的“體制外改革”，還有像李鴻章、張之洞他們的“體制內改革”，但無論是哪一種，我覺得許老師討論的這些知識分子，其實都延續了晚清士大夫的精神傳承——知識分子的功能，始終還是以社會為擔當。

許老師，您在寫作《前浪后浪》時有沒有對現代知識分子產生一些思考和關懷？

影視劇中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圖/《走向共和》）

許紀霖：我們說的一部分世代更替，可以看到在一些關鍵時刻，兩代知識分子爭奪話語權，結果新的一代人獲得了話語權，實現了世代更替。剛剛林老師提到的“心學”和“理學”，的確也是我在書里寫到的，很多人會拿這兩個概念從哲學角度去處理，但是心學家和理學家所體現的不僅僅是兩種觀念，同時也是兩種精氣神。

曾國藩、張之洞這些人是理學家，所以總有一副先生的面孔。但是康有為和梁啟超成長于我們說的南國這片充滿神秘、浪漫的土地上，只要沒有進入過權力系統，他們的思考方式就是要指點江山，覺得“我就是宇宙，可以改天換地”。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精神氣質從晚清一直傳承到“五四”。當新一代的人走上歷史舞臺，陳獨秀、胡適、魯迅這些知識分子，其實骨子里還是文人，但他們和以陳寅恪為精神領袖的“學衡派”是不一樣的，后者自覺傳承了理學傳統，變成了學院風格。

影視劇中的李大釗和陳獨秀。（圖/《建黨偉業》）

我在這本書里對吳宓這樣的理學家是有過批評的，他拿著傳統文人那套東西去跟胡適那些文人“打擂臺”；還有以陳西瀅和魯迅為代表的，那場著名的“現代評論派”和“語絲派”的論戰，都是“學院風”和“土匪氣”這兩種文人氣質的爭斗。我給他們提煉出一個概念，叫做“文化慣習”（habitus），指的就是一個群體共享的文化氣質。實際上，他們沒有多大差異，只不過是互相看不慣而已。如今，我們再看以前的那些罵戰，可以確定的是，生活常識是能幫助我們理解歷史、理解學術的。

現在好多學生“常識感”不足，自身的生活常識感無法進入歷史，或者說進入學術來理解歷史。常識感是什么？其實就是看到不同人之間的文化差異。比如說有時候我們看到一個人，跟他不熟，和他之間也沒有利益沖突，但是看他的做派就會讓自己很不舒服。一旦發生沖突，我甚至覺得比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更加致命。

關于這種常識感，靠讀歷史是讀不出來的，可能跟我們從20世紀80年代到今天看到的中國知識界，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有關系。所以我只是借機會把自己這40年在中國知識界的感受，以一種歷史的方式分享給大家。

（圖/《山海情》）

關于現代知識分子的問題，我是有反思的。我們這代人從20世紀的啟蒙年代走過來，所以“爹味”十足（笑），總是好為人師，以為可以給青年人指明方向。結果指了30年，我們自己也越走越迷茫，更不用說給年輕人提什么建議。

實際上年輕人有他們自己的路要走，并不會重復我們的路。過去幾年我們能看到，往往在關鍵時刻，年輕人比我們更勇敢，那我們還有什么資格好為人師呢？我寫這本書，更多的其實還是做一個觀察者，或者說以冷峻的方式觀察那幾代人是怎么走過來的，這是我喜歡的角色。

如果一定要給年輕人一些建議，那我想可能就是在互聯網和AI時代，去發現更多新的空間，去接受更多不同的文化差異，從這些新的空間當中去獲得自我提升和成長。當然，尋找新的空間并不是指去逃避，而是說，如果我們覺得在現有的環境中發揮不了自己的功能和價值，那只能說明生活的空間還不夠大。

（圖/《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了呢》）

· END ·

整理丨段志飛

編輯丨鐘毅

校對丨河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