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渡江戰役勝利后，解放臺灣的工作便被提上了日程。

次年5月，解放臺灣的前線指揮部成立，由粟裕任總指揮；6月，毛主席在七屆三中全會上再次重申了解放臺灣的決心，解放臺灣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在此萬事俱備之際，朝鮮戰爭爆發了，東北局勢急轉直下，而與此同時，美國的第七艦隊也開進了臺灣海峽，阻止我軍渡海作戰。為了避免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境，解放臺灣的事宜只能暫時擱置。

以上，是我們很多人的普遍認識。但除此之外，導致解放臺灣計劃擱淺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時任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的叛變。

那么，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蔡孝乾，中國臺灣省彰化縣人，1908年出生。

眾所周知，彼時的臺灣省，正值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時期，蔡孝乾從小便親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對臺灣人民的迫害，于是，他暗暗立誓，一定要將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讓中國人民過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1924年春，16歲的蔡孝乾考入上海大學社會系讀書。當時，鄧中夏正擔任該校校務長、瞿秋白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

在他們的影響下，蔡孝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活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積極參加和組建了上海臺灣青年會、旅滬臺灣同鄉會等革命進步團體。

1926年夏，蔡孝乾受組織委派返回臺灣開展革命工作，并當選為臺共中央委員、常任委員，負責宣傳工作。然而，由于當時臺灣的革命形勢嚴峻，所以蔡孝乾并未在臺待太久，1928年8月，他便離開臺灣回到大陸，后在福建漳州一帶活動。

1932年4月，紅一軍團占領漳州后，時任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接見了蔡孝乾，并安排他在軍團政治部工作，還將《紅色戰士報》的主編位置“讓”給了他。

事實上，盡管當時蔡孝乾已投身革命多年，但真正讓他的意識觀念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則是在紅軍占領漳州之后，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從那天起，我就成為所謂‘紅色戰士’的一員了。”

不久后，蔡孝乾隨部隊前往中央蘇區，在此期間，他結識了中共的多位高層領導，如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長任弼時、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等等。在與他們的接觸和交流中，蔡孝乾可謂受益匪淺。

來到中央蘇區后不久，蔡孝乾就被選為了“反帝總同盟”主任。而當時，毛澤覃也在“反帝總同盟”工作，他與蔡孝乾關系要好，兩人常常聊到深夜。

1934年后，蔡孝乾被選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并于同年10月參加長征。值得一提的是，蔡孝乾也是唯一一個走完萬里長征的“臺共”。

抗戰爆發后，蔡孝乾被派到八路軍總部工作，后任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部長兼敵工部部長。后來，由于前線斗爭形勢嚴峻，蔡孝乾便被調回了延安。

抗戰勝利后，蔡孝乾奉命潛回臺灣，并擔任“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全面主持中共臺灣省工委的工作。

在潛返臺灣以前，蔡孝乾的革命生涯總體還算是比較光鮮亮麗、積極進取的，可在回到臺灣以后，一切就發生了轉變。

當時，我臺灣地下黨組織力量較為薄弱，難成氣候。因此，蔡孝乾返臺后的首要大事，就是發展黨組織。經過兩年時間的不懈努力，到1949年時，臺灣省工委所招收的黨員數量從原來的幾十人發展到了一千三百余人。

黨組織發展起來后，蔡孝乾便開始領導發動工潮、學潮，并在臺灣各地建立起武裝組織，發動起義，以此來達到推翻國民黨在臺統治之目的。

毫無疑問，在此期間，蔡孝乾為發展臺灣黨組織、團結臺灣人民、建立武裝組織等上面做了一些積極的工作，然而，由于其個人品質的缺陷，以及其他的一些主客觀因素，導致當時所建立起來的各級組織并不穩固，黨員的意志也較為薄弱，而這無疑為日后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蔡孝乾回到臺灣之初，其的確曾認真為黨工作，但彼時臺灣的經濟比大陸發展，所以蔡孝乾便逐漸癡迷于臺灣燈紅酒綠的生活，尤其熱衷于聯絡臺灣上層人士。

而且，此人的個人作風也存在嚴重問題，他的妻子去世后，便引誘14歲的小姨子與他同居；錢不夠花了，就私自挪用組織經費。最為可恨的是，在與臺灣的一些所謂上層工商人士交談時，他還毫不避諱地透露自己的身份。

蔡孝乾如此口無遮攔、恣意妄為，必將引來禍端。果然，災禍很快就到了！

1949年7月，時任基隆中學校長、臺共基隆工委書記鐘浩東被國民黨保密局的特務逮捕了。

在長達三天三夜的連續審問中，鐘浩東表現得非常堅強，始終沒有屈服，更沒有指認一位同志，其間，他還慷慨陳詞道：“這次我們失敗了，我們難逃一死，但是，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臺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將光榮的死去。”充分表現出了身為一名共產黨員的崇高氣節。

然而，長時間的審訊也讓鐘浩東的精神近乎崩潰。一天，他神情恍惚地反問審訊他的，時任國民黨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道：“老鄭怎么樣了？”

這突如其來的一句反問，立即引起了谷正文的高度重視，盡管鐘浩東至死都沒有坦白這個“老鄭”是誰，但谷正文確信，此人一定是臺共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事實上，這個“老鄭”，就是蔡孝乾。

很快，國民黨保密局便開始了對“老鄭”的抓捕工作。

1949年10月，臺共高雄市工委負責工運的黨員‘李汾’被保密局的特務逮捕后，供出了他的上級——時任臺灣省工委副書記陳澤民。陳澤民被捕后，因忍受不住敵人的刑訊逼供，供出了“老鄭”蔡孝乾的住址。

保密局的特務在“老鄭”的住處埋伏了整整一個多月，但始終沒有見到他的身影。于是，保密局只好將矛頭轉向時任省工委武裝工作部部長張志忠。

1949年12月底，張志忠被捕。而就在張志忠被捕后僅一個月，“老鄭”也被捕了。

最初，谷正文還不知道該以何種方式讓蔡孝乾就范，畢竟他黨齡深、黨性強，嚴刑拷打對他的作用并不大。不過很快，谷正文就發現了他的弱點，那就是——追求享受。

被捕后的蔡孝乾竟讓敵人給他買餃子吃，之后又要吃牛排，而且還必須到他指定的餐廳去買。當然，對于他的這些要求，特務們自然是“有求必應”，而作為“回報”，蔡孝乾也答應帶他們去臺共的據點。然而，就在蔡孝乾帶特務們往據點趕時，他趁特務們不注意，一溜煙跑了。

但不久后，谷正文就查到了蔡孝乾的行蹤。1950年3月中旬，蔡孝乾再次被捕。而他被捕的原因，竟然是因為躲在農村的兩個月里清苦難耐，于是便到鎮上的西餐廳解饞，結果導致行蹤暴露，再次被逮捕。

而這一次，蔡孝乾表現得極為配合，他當即便交代了所有的臺灣地下黨組織。由于蔡孝乾的叛變，先后導致了1800多人遭到逮捕、詢問和清查，至此，臺灣省工委下屬的組織全部被破壞，解放臺灣的計劃也就此擱淺。

那么，蔡孝乾叛變后，得到了什么呢？

蔡孝乾叛變后，便加入了國民黨，之后長期在國民黨保密局從事所謂的“匪情研究”工作，期間還被授予了少將軍銜，后于1982年10月病死臺灣，終年74歲。反觀蔡孝乾的一生，可謂跌宕起伏，令人唏噓。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臺灣省工委之所以遭受到如此巨大地破壞，除了蔡孝乾個人品質的因素外，也跟省工委對當時斗爭形勢的錯誤估計有關，他們一方面違背了“隱蔽精干”的方針，急于建立武裝訓練基地，要知道，“地下黨不能同時兼搞武裝斗爭”，這是用血換來的經驗教訓，但顯然，他們并沒有深刻地意識到這一點；另一方面，則沒有對所發展的黨員進行嚴格審查，從而導致各級組織的忠實度并不高，一旦遭到破壞追捕，便容易動搖瓦解。

此外，據國民黨保密局檔案記載：

在臺灣省工委被破獲時，其電臺尚未建立……軍事干部缺乏，部隊未經過政治教育，工農群眾毫無斗爭經驗……這些都是遭至失敗的重要因素。

當然，在此期間，也涌現出了很多英雄人物，比如時任省工委武裝工作部部長的張志忠，在被捕后寧死不屈。

期間，蔣經國還親自到監獄里勸降他：“張先生，你有什么困難需要我幫助的嗎？”張志忠答：“你如果想幫助我，就讓我快死！”寥寥數語，便將共產黨人堅貞不屈、大義凜然的崇高品格體現得淋漓盡致。就連被稱為軍統“活閻王”的谷正文，也對張志忠贊賞有加，稱他被捕后“未供一人，未供一事……在臺共黨員二千余人中，可稱唯一硬漢。”

除此之外，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中共地下黨）吳石、黨的特派員朱楓等等，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