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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元淦恭說

作者｜元淦恭

日前，2024年廣東省和省內主要城市的GDP數據已經公布。2024年，廣東GDP錄得141633.81億，繼續穩居各省份第一，但廣東面臨的挑戰也十分明顯。

首先，廣東無論是名義增速，還是實際增速，都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并在全國各省份中居于后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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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廣東GDP實際增長3.5%，低于全國的5%。名義增長2.7%，低于全國的4.2%。實際增長率僅高于云南、山西、黑龍江、青海，名義增長率僅高于山西、黑龍江、寧夏、青海，在全國省份中都排在倒數第五。因為增速低，廣東2024年相較2023年的GDP增量僅有3728.39億，作為第一經濟大省增量僅居全國第四，低于江蘇、浙江和山東，甚至沒比四川、湖北高出多少。

第二，第五次經濟普查，經濟大省、經濟強市普遍調高了2023年的的GDP數據，但廣東的調增值也比較低，僅調增2232.26億，不僅低于，也低于江蘇（2701.8億）和浙江（3067億）。

第三，廣東省內經濟呈現出極為明顯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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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長沙外，全國27個“萬億城市”都已公布去年GDP數據。深圳同比實際增長5.8%，排在全國前十，名義增長5.44%，更是僅次于泉州、福州、寧波、合肥排在全國第五，1898.6億的絕對值增量，也緊隨京滬之后排全國第三。東莞相對平庸，實際增長4.6%，名義增長3.47%，屬于中游偏下水平。而廣州實際增長2.1%，名義增長1.01%，佛山實際增長1.3%，名義增長0.29%，在“萬億城市”中是倒數兩位。

數據背后，廣東經濟到底在經歷什么？

深圳和廣佛的經濟數據表現，可謂“冰火兩重天”。顯然，這源于深圳和廣佛經濟發展動能的不同。

深圳在金融、科技等領域，本身就是和京、滬并列的全國三大中心，尤其在電子硬件等領域的實力，甚至超過京滬。隨著新能源汽車崛起，“”的趨勢進一步強化，深圳的工業優勢更加凸顯，2024年深圳汽車產量也超過了廣州高居全國第一。雖然房地產下行對深圳經濟也造成影響，但由于深圳“新經濟”整體強勢，對沖了房地產下行的影響。

而廣州、佛山面臨的情況就大不相同。首先，廣佛對房地產的依賴程度顯著高于深圳。目前沒有非常準確的2024年廣深佛房地產增加值數據，但根據以往經驗來看，房地產單一行業對廣州GDP的貢獻接近10%，對佛山的GDP貢獻接近8%，而深圳經濟中房地產增加值占比只有不到6%。保利、越秀、碧桂園等房地產企業，在廣佛經濟中的存在感，顯著高于招商蛇口、萬科等企業在深圳的存在感。

第二，廣佛地區乃至整個珠江西岸，強勢的工業類目集中在家電、家居、快消等領域。當前，中國消費市場相對低迷，消費表現明顯弱于經濟大盤，終端消費品行業受到沖擊更大。家電、家居等行業，本身又和房地產強相關，買房的人少了，買家電，買家具的人也少了，房地產下行和消費品下行形成了疊加效應。

第三，多重影響下，傳統產業表現疲軟。汽車是廣州最重要的支柱產業，廣汽是廣州工業的門面，然而，2024年，廣州丟掉了汽車產量第一的“桂冠”，汽車制造業增加值同比下降了18.2%。地產、消費、汽車，傳統支柱產業的深度調整，共同導致了廣佛經濟數據的萎靡。

而正是廣佛兩大“萬億城市”的表現不如預期，導致廣東省整體的GDP增速顯著低于其他經濟大省。

長三角和珠三角，也是導致長三角和珠三角2024年GDP表現分化的原因之一。

從整體上看，珠三角的消費品和終端產品更強，消費者耳熟能詳的珠三角消費品牌遠遠多于長三角。但長三角的上游產品、中間產品和非消費端產品（機械設備等）更有優勢。在消費偏弱的背景下，終端消費產品很容易形成需求減弱——產量下降——增加值降低的鏈條，因此廣東GDP增長面臨更大壓力。但上游產品、中間產品、B端產品受消費下行的影響相對要小一些，即使很多產品積壓成為庫存，但根據現行的統計方式仍然可以算成GDP。在此背景下，江蘇增長表現強于廣東也可以理解。

相較于其他經濟大省，廣東對房地產的依賴程度本來就更高。全國有影響力的房地產企業，廣東幾乎占到半壁江山。2022年，廣東房地產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過8%，而江蘇、浙江都只有不到6.5%，山東更是只有5%。所以，在經濟大省中，廣東受房地產下行的影響更為顯著。

近期，國家統計局在GDP核算時，還調整了金融業增加值的核算方式，把金融業增加值的核算方式從以考核存貸款規模為主，變成以考核銀行利潤為主。由于房地產相關貸款在銀行存貸款中的占比很高，銀行業增加值從規模核算變成利潤核算，給銀行帶來利潤較低甚至帶來更多呆壞賬的地產貸款對GDP的貢獻就大幅下降。所以，房地產調整會導致金融業增加值也跟著萎縮，形成疊加效應。由于廣東房地產占比高，所以廣東金融業增加值受房地產的影響也大于其他經濟大省，所以增速自然低于蘇魯浙。

許多人還注意到一個問題，廣東的五普的調增值相對比較低。不僅廣東全省的調增值低于京滬蘇浙，深圳和廣州的調增值在主要城市里也比較低，深圳調增296.87億，廣州調增367.83億，而杭州、蘇州、寧波分別調增了901.02億、860億和693.77億。

不同城市“五普”的GDP數值調增，原因自然各有不同。但很重要的一點是，“五普”改換了自有住房增加值的統計方式，從成本法改為了虛擬租金法，高房租地區的GDP調增就會更高。

之所以上海、北京五普的GDP調增值最高，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們是全國房租最高的地區。所以廣東GDP調增值不那么高，未必是壞事，它反映的其實是廣東整體的房租水平相較京滬蘇浙等省較低。

事實也的確如此。相較浙江、江蘇相對普遍的高房價、高房租，廣東省除廣深外，大部分城市房價、房租水平都不高。而廣深兩市房價雖然高，但房租水平較低，無論自住還是租房，許多人都住在“”等低成本居住場所，深圳的公租房覆蓋率也很高，這些低成本居住場所的大量存在，是廣東保持產業競爭力和人口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但在新的核算方式下算GDP就會有點吃虧。

由此，我們能夠更清楚地看到廣東經濟數據偏弱的原因——相較于其他經濟大省，廣東經濟受到房地產和消費下行的影響最為顯著，GDP核算方式變化對廣東的影響也要大一些。

雖然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同為經濟大省，但廣東對全國經濟的代表性，強于蘇魯浙。

以廣東和江蘇相較，廣東有公認的一線城市深圳、廣州，有和江蘇的強地級市生態位類似的佛山、東莞，還有和江蘇一般地級市可以對標的珠三角其他城市（如惠州、珠海），以及比較窮困的粵東西北地區。在這個梯次結構上，廣東就像是一個“小中國”。

廣東不僅是中國經濟第一大省、人口第一大省、財政貢獻第一大省。它還是唯一擁有全國性金融中心、擁有一線城市的大省，是高端服務業最發達、省內經濟功能最完整的大省，也是內部發展層次最多樣的大省，這些屬性是獨一無二的。

因為這些屬性，廣東在金融、地產、消費領域的扮演的角色更重要，和宏觀經濟的共振效應也更強。它的經濟表現更有全國經濟“溫度計”“晴雨表”的作用。

從廣東經濟中，我們可以管窺中國經濟的宏觀圖景。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帶來了新的動能，但外部挑戰和轉型壓力還是如影隨形。深層次結構性因素，導致廣東經濟的調整，但其他省份的增長數字背后，也可能潛藏產能過剩、企業利潤下滑和債務風險。

很多省份的數字，都比廣東好看，但這背后有諸多結構性差異和統計因素的影響。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廣東經濟今天面臨的問題，全中國都在共同面對。

大國經濟的發展之路，沒有風雨躲得過，沒有坎坷不必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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