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昀 | 撰文

王晨 | 編輯

盡管依舊處在寒冬，2024-25年的中國生物制藥卻比以往熱鬧：出海消息絡繹不絕、Newco等新模式來勢洶洶。

對于仍處于周期低谷的生物醫藥行業來說，這是充滿轉機的一年。

然而，當年堪稱中國創新藥第一家、成立22年的老牌biotech企業貝達，公司卻已處于平淡中很多年。當年在中國制藥產業處于荒蕪之地時，頂住萬難，在政策未突破且資金未進入創新藥領域時，敢與原研做頭對頭試驗；2011年，貝達的“第三個一代EGFR-TKI”埃克替尼上市，成為中國自主研發的第一款創新藥，突破原研藥封鎖并進醫保。

但吊詭的是，它卻沒有抓住隨后十年中國創新藥發展的快車道，反而被其后的百濟神州、信達、君實等biotech后發者超越。

公司近年最大的新聞來自于2024年末的新藥在美上市。12月18日，公司宣布其ALK抑制劑鹽酸恩沙替尼獲得FDA的批準，用于 ALK 陽性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NSCLC)患者的一線治療。盡管這是公司首個出海藥物，但市場整體反應較為冷淡：消息當天及次日，公司股價幾乎沒有浮動表現。

相反，讓投資者們擔憂的是更多基本面的因素。“公司管線做的太慢，人才流失也嚴重。后續管線多但又沒什么特色，讓人摸不準公司的重點。”一名關注貝達的投資人這樣評價公司的現狀。

最讓市場疑惑的，還是貝達在研發端的一些決策。去年春天，貝達被爆出大規模裁員，數百人離開公司。其中研發部門的比例在60%左右。9月13日，公司董事、資深副總裁兼首席科學家王家炳又遞交了辭職報告。據知情人士透露，至此當年的研發團隊幾乎已經完全“換血”。

其實，從2023年開始，貝達的2023年年報顯示，貝達藥業研發人員從2022年的647人下降到2023年的562人，下降比例為13.14%。公司的主要增長依然靠EGFR-TKI的更新換代來維持，從艾克替尼到貝伐替尼，但這個賽道在中國競爭極為激烈。在這種情況下裁撤研發力量，無疑引發了一定的市場擔憂。

事實上，即使在貝達最輝煌的那幾年里，對研發的投入依然比較謹慎。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公司一個比較重大的失誤是沒有做出一款自己的PD-1。“實際早期是有立項的，但是公司為了節省研發支出，所以對于探索性的項目沒有太重視。”

無論PD-1是否是轉折點，不可否認的是：貝達已經從曾經的“創新藥第一股”，變得漸漸落后于百濟、信達等后來者。當公司更傾向于用引進代替自研，來充實自己的管線和業績，犧牲的則是上市速度，進而影響商業化前景。

這一問題也在困擾著如今的貝達。于是我們看到公司正苦苦維持自己的強項EGFR-TKI上的優勢，同時希望盡可能通過諸如鹽酸恩沙替尼等藥物延申創新管線品類。但效果上都不算太理想。

研發上的近路

貝達之所以被稱作“第一股”，是因為起步太早，恰好趕上了中國創新藥發展的第一波。

“早”體現在多個方面：從產品上，貝達在2011年就憑借第一代EGFR抑制劑埃克替尼，突破了羅氏和阿斯利康的封鎖，成為第一款暢銷的國產小分子抗癌靶向藥；從人才上，三位創始人丁列明、張曉東和王印祥都是90年代的海歸博士，比大規模的產業“海歸潮”提前了十多年。

可以說，在那個“創新藥”還是生僻詞的年代，貝達吃到了先發紅利。埃克替尼上市五年，年銷售額就突破10億元，到2015年占總營收高達99.81%。直到2016年談判后降價54%、2017年被納入國家醫保目錄，市場增速才開始進入瓶頸期。

但這樣一款me too類產品，比起現在，當時在研發難度上并不算太高。“那個時候的技術路徑相對來說已經比較清晰了，分子結構也比較簡單，和現在做創新藥的難度還是不太一樣。”上述投資人說。因此，在他看來，說貝達是一家以研發能力見長的公司有些勉強。“核心團隊的研發背景很強，但其它就還好。”但在當時的中國，貝達絕對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number one.

2016年，貝達上市前夕，公司的在研新藥項目包括了6個國家一類二類新藥以及14個國家三類及四類仿制藥。即使是貝達這家在商業化上初見成效的公司，也感受到了極大壓力。2013-15年，公司的歸母凈利潤分別為1.78億元、2.69億元、3.45億元，其中稅收優惠及財政補貼政策就分別占了19%、16.13%、21.54%。

在這種情況下，公司選擇在研發上有所犧牲。“貝達想要在深圳創業板上市。做上市計劃的時候，財務給出的意見是在研發上減少支出，以保證公司利潤。當時公司一年的研發費用大約是3000萬左右，BD認為用這個錢能買幾個項目回來。”

從后來招股書上顯示的在研管線來看，當時剩下的核心管線依然集中在me-too類產品。比如用于銀屑病的鹽酸埃克替尼乳膏，以及c-Met抑制劑和長效GLP-1類似物。除此以外，管線被大量仿制藥所充斥，在當時的時代下算是一種“逆向轉型”。

就在當年，國內已有25家公司在申請吉非替尼的仿制；申請仿制厄洛替尼的公司達28家。埃克替尼的市場地位岌岌可危，而此時公司的研發卻為了上市目標選擇抄了近路。這也為后期公司在研發上的后力不足埋下伏筆。

研發團隊出走

對公司發展側重的意見不同，也導致了公司后來的分裂。

三名創始人本來的分工是：丁列明擔任董事長，主管公司的經營；王印祥出任首席科學家，負責核心研發工作；張曉東則留在美國，負責國際合作。公司也因此分成了杭州團隊和北京團隊，分別由丁和王領導。

在他人眼里，丁列明交友甚廣，善于招攬人才，是企業管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最欣賞的企業家是李開復，因為李是“成功地把專業知識轉化成生產力的科技企業家典范”。相較而言，王印祥是更傳統的“科學家型”創業者。二者在公司發展早期截長補短，但后期也因為理念不同分道揚鑣。

2017年，王印祥因個人原因辭去貝達董事、總裁職務，創立專注于first-in-class產品的加科思。一同離開的還有董事杜瑩和副總裁兼財務總監徐素蘭，首席科學家胡邵京、首席醫學官田芬蘭、監事胡云雁等七人。

研發團隊的出走，讓貝達本就元氣不足的創新管線出現斷檔，尤其是錯過了當時激烈的EGFR-TKI的三代大戰。在之后幾年里，貝達幾乎放棄了自研這條路，將希望寄托在了license in上。2017年，貝達藥業與天廣實達成合作，共同研發貝伐珠單抗ML60；2018年，貝達藥業引進了益方生物的第三代EGFR抑制劑；2020年，貝達藥業從Agenus獲得后者PD-1單抗和CTLA-4單抗的相關權益。

同時，貝達在那幾年也在積極尋求并購。僅2017年一年，公司就先后兩次通過股權收購取得主要從事靶向新藥研發的卡南吉醫藥100%股權；隨后又以1500萬美元的對價收購美國Tyrogenex公司持有的Equinox Science50%股權，收購完成后持有Equinox 100%股權。

可以說，公司把上市融到的錢都用在了“買買買”上。在多次官方發言中，公司都提到由于新藥研發投入大、周期長、不可預測因素較多，會影響公司前期投入的回收和經濟效益的實現，言下之意是引進模式更穩妥。但是隨著集采的到來，競爭和淘汰的輪盤加速旋轉，已有商業化產品供血不足，引進模式又難以調動資本想象力，曾經穩妥的道路也開始搖搖欲墜。

本末倒置的資產運作

即使biotech的確需要資本運作，但無數例子已經說明了：不恰當或不合時宜的運作，會對研發本身產生妨害。

在貝達還未上市時，公司就開始投資各種項目。2015年12月，參與投資杭州多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10月25日，公司向美國Xcovery公司股權投資2000萬美元，共同開發新一代ALK抑制劑X-396，也就是后來的鹽酸恩沙替尼。

上市后，貝達的步伐越買越大。除了上述的收購案例以外，2017年公司又先后參與投資杭州翰思生物醫藥有限公司和北京華昊中天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即使到今天，貝達的質押率也久高不下。截止2024年12月14日，貝達藥業整體質押股份為5604.32萬股，整體質押占總股本之比為13.39%，累計質押市值30.64億元。

這種運作模式也產生了相應的管理問題，概括而言就是“讓人變得很被動”。上述知情人士提到：當時公司的創始團隊沒有在股市最好的時候減持出去，就是因為公司質押了很多股份，“大家都被變相地綁到了一起”。

在這種情況下，研發和資本的關系已經出現倒置：資本不僅沒有鼓勵研發，反而限制了研發的自由度。團隊因利益而分裂后，貝達并沒有對近乎空白的研發側進行補全，在追趕第三代EGFR-TKI時，貝達藥業放棄了還處于臨床Ⅰ期階段的自研管線，轉而選擇從益方生物引進貝福替尼。

即使不討論后來貝達和益方之間陷入苦戰的專利官司，這一選擇也說不上明智。在研發人員不足的情況下，貝達在第三代EGFR-TKI多條自研路線上被迫做出選擇，結果下注失敗。這一失敗促使公司選擇了外部引進，但沒有考慮到貝福替尼差異化不足、上市節點較晚等事實。

事后分析，如果當年貝達上市時可以在研發以外的業務上更加“收斂”，也許就不必在EGFR-TKI自研上被迫押注，從而造成遺憾；換個角度，如果公司在研發上更具冒險精神，也許結果也不至于如此。

而貝達分出精力的外部投資，并沒有收回相應的回報。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對Xcovery投資：即使2014年就開始砸錢，但等到貝達親手運作恩沙替尼并著手商業化時，同類的塞瑞替尼和阿來替尼早已在中美兩地上市。

這也正是外部投資和引進的吊詭之處：這種模式的出現，本身是為了追求快速補充管線的速度；但是將研發的自主權讓與他人后，隨機因素的干擾有時會讓結局適得其反。

但在整個醫藥寒冬的環境下，對宏觀環境和金融市場及其依賴的投注研發的創新藥公司，也在不斷掙扎中。貝達的“下沉”，在全行業的艱難前行中，讓人遺憾。當初的那波紅利，足以支撐它不至于沉淪，但卻難以保證讓它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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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昀：liyun940820